“我的念珠一头是珊瑚，没人见识过他这般人才。我们老爷品尝着咖啡，手里拿着的却是中国瓷杯。”
许多年前，这首四行诗是许多阿拉伯贵族的生活写照。
念珠和咖啡虽然珍贵，可更让大家羡慕的往往是贵族手中那支精致的瓷杯。不夸张地说，被富人捧上手前，它们或许跨过漫漫黄沙，或许越过浩瀚汪洋。直到今天，人们走进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一眼望去，还能发现许多珍贵的中国瓷器。
不久前，在江西景德镇召开的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上，随着20件阿拉伯陶瓷作品和30件中国陶瓷同台亮相，这份奇缘也再度展现在世人面前。阿拉伯世界与景德镇瓷器，这不是牛马不及的异想天开，相反，在悠悠的岁月长河中，这曾是艺术的翻山越岭，更是文明的多方邀约。
一镇，水土宜陶
江西省东北一隅的一座小城，新平、昌南、浮梁都曾是它的名字，史书的记载也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座在史书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在陶瓷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
它地据今江西省和安徽省交界处，矿藏丰富，瓷石和高岭土的储量尤为丰厚，其中的瓷石更是含铁量甚微，质地优秀。
此外，小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多年风调雨顺，充沛的降水为其孕育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尤其是松柴和杂柴，油脂多、燃烧时间长，很适合烧制瓷器。都说好山配好水，这里不缺好水。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再加上境内的丘陵地貌，让河流如同叶脉般散落城内。发源于安徽祁门的昌江穿城而过，再加上环绕东南和西岸的南河和西河，妥妥成了“三水环城”。如此，人们不仅在粉碎瓷石时有了充足的水能，用大大小小的水轮车和水碓加工瓷土、釉果，更能将这些杂质含量少、清冽精准的河水用于瓷土的淘洗，还能乘流而上，将制作出的精美陶瓷贩运到更多地区。
景德镇地区水域与窑址分布图
正因此，清人蓝浦曾这样盛赞小城——“水土宜陶，陈以来士人多业此。”小城的先民们也很早开始陶器制作，尤其是东晋时期，新平直接设镇，据推测，此时的新平并非军事要冲，农业特产也并不突出，唯一的可能，便是由于陶瓷工业的飞速发展。据记载，在六朝时期，新平的制瓷技术已经有了相当造诣。这一时期，工艺家何稠等通过仿造琉璃获得灵感，改进了烧瓷技法，陶瓷产地大量增加并走向规模化。此时瓷器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窑。出自新平的陶窑、霍窑的瓷器更是凭借优秀品质被称为“假玉器”，甚至开始进入皇家视野。如《邑志》所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
景德镇市古瓷窑址分布图
小城陶瓷的真正亮相要数宋朝。此时，繁荣的城市经济让制瓷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景德年间（1004-1007），真宗赵恒命令各地制造御用陶瓷。其中一种陶瓷色泽尤为清润，“光致貌美”，让真宗爱不释手，命令在这些陶瓷底部全部写上“景德年制”四字。这批陶瓷也从宫内火到宫外，大家伙也一致改口，将此类貌美的瓷器统称为“景德镇瓷器”，原本产地的“昌南”（新平）之名渐渐无人问津，官府最终也妥协，将这座“水土宜陶”的小城改名“景德镇”，由此，一段小城与陶瓷的佳话正式起笔。
一瓷，色白影青
景德镇怎么和万里之外的阿拉伯扯上关系，这就得说回从小镇走出的“明星产品”——青白瓷。
青白瓷实际上是中国制瓷工艺不断精进的成果，始自宋代。这种瓷器，釉色往往介于青白之间，青中闪白，白中显青，不仅胎质细腻、体薄透光，而且釉面莹润，给人如冰似玉之感。一众青白瓷中，尤以景德镇窑烧制得最为精美，史传，产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不仅有着青白瓷本身的优点，而且“薄如纸、明如镜、白如玉、声如磬”。
实际上，五代晚期，景德镇就开始了对白瓷和青瓷的技艺摸索。据考证，五代时期，景德镇的窑厂有18处之多。其中的代表杨梅亭窑厂出产的白瓷白度已经达到70%以上，吸水率、透明度更是全国领先。出产如此优质的白瓷，景德镇窑得天独厚的瓷石资源功不可没。这些瓷石，多由长英岩蚀变而成，粉碎后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制造出的瓷胎致密洁白，如玉石般通透喜人。正因此，南宋时期蒋祈才会在《陶记》中不吝称赞：“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菊瓣口瓷碗。来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不止如此，匠人们对技艺的钻研更是加速了青白瓷的出世。据研究，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青瓷、白瓷往往由支钉叠烧工艺烧成，这种工艺相对粗糙，可能让釉面被渣滓污染，影响瓷器的整体美观度。北宋早中期，匠人们终于克服了这一缺陷，将瓷器的烧制改为单件装匣仰烧，清透如玉的瓷胎和釉面得以保存，再加上利坯技艺的逐渐娴熟，最终烧制出了色宛如玉、玲珑剔透的青白瓷。这一创制也如愿惊艳世人，曾任北宋吏部尚书的彭汝砺就曾在诗中惊叹：“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青白瓷的扬名并未局限在国内，随着技艺的日趋精进与产能的逐渐提升，大量青白瓷烧制成型，除了供皇室御用和民间买卖之外，远销海外也成了青白瓷水到渠成的出路。
当然，中国陶瓷和阿拉伯世界的会面，很早就种下了机缘。
西汉时期，奉武帝命出使西域的张骞，此后，这条连通东西、往来贸易的商路，逐渐成了多方货物乃至文明汇聚的通途。公元7世纪以后，中国和遥远的阿拉伯文明也在丝绸之路的沟通下有了直接接触。两宋时期，两地的商贸往来更为便利。由于古代中原王朝鼓励海外贸易，越来越多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他们通常聚集于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在一船船、一车车的货物往来中，连通起东西方的文明汇流。
青白瓷，就是这些货物中的“畅销品”。据记载，这一时期，在阿拉伯的阿登、红海的阿德哈布以及福斯塔特的贸易道路上，更是常常发现大量的中国瓷器。
元时，景德镇青花瓷的出世再度惊艳世界，引领了瓷器风尚。据传，这段时期的景德镇，几乎挤满了波斯商人，销往海外的青花瓷数量甚至远远超越了宫廷用瓷。也有传说认为，波斯人喜欢把中国瓷器称为“chini”，欧洲商人们在波斯大量购买中国瓷器，同时这个词语带回了欧洲。久而久之，这个词被传成了“china”，在西式的联想中成为大洋彼岸东方大国的代名词。阿拉伯地区是中国青花瓷最常见的销地。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就曾真诚感恩这番“馈赠”，他说：“中国人将瓷转运出国到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瓷器，真世界最佳也。”元人汪大渊更是在《岛夷志略》如实记录着青花瓷外销的盛景，按照他的描述，出产于中国的青白花碗、青花碗等产品已经远销51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史料记载，时人为了一次性装载更多瓷器，已经摸索出了套装的方式，即“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就这样，一批批精美的景德镇瓷器被装得满满当当，北上至大都，再西去哈密、喀什、撒马尔罕、塔什干。
元青花蓝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伊朗国家博物馆藏。来源/《元青花瓷》
在那里，人们早已翘首以待。
一路，珍器西渡
如果说，代表东方巧工的中国瓷器与凝结两河文化的阿拉伯文明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将二者紧密相连的那根丝线。
这种联系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潮。
这一时期，御器厂和御窑厂相继设立，景德镇制瓷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峰，瓷器的外销也有了更加稳定的供能。借由陆上丝绸之路的瓷器外销也更加如火如荼，大批大批的瓷器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队，被送到了伊斯法罕、八吉达和大马士革，乃至埃及的亚历山大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位于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就也曾发生过一件怪事，这个十二世纪末毁灭的城池却发掘出不少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陶瓷片。其中，光是中国的陶瓷片就有一万两千片之多，几乎涵盖了唐代到清代所有中国生产的有名陶瓷。尤其是极其贵重的青花瓷，在全世界仅有二百件完整瓷器的情况下，几百片青花瓷碎片却在福斯塔特遗址现身，吐露着着往日开罗市民的东方向往与殷实财富。据推测，这些瓷器正是跨越了漫长的丝绸之路，翻山越岭才来到此地。
与此同时，遥远的东方大地上，运输开始飞速发展，尤其是随着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日趋成熟，穿越片片汪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崭露头角。
这是一条自广州和泉州起始的航线，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越印度洋、直入红海，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唐宋时期，这条航线上已经有了陶瓷外运。1978年，中、英两国的联合探险队就曾发现了深埋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航船，经过清理，在这座南宋海船上，14000余件文物重见天日，其中光瓷器就有13000件套，景德镇青白瓷又是其中翘楚。
到了明代，随着明成祖、明宣宗大手一挥，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与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被再次巩固，大量中国货物也改为海路运输，西至亚丁湾、红海直到麦加和埃及，南航至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瓷器外销更是如虎添翼，不仅节约了耗时，还能最大程度保证瓷器完整性。正因此，这条漂洋过海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路，成为景德镇瓷器外销的主要航线，运得多了，人们便为这条航线取了新的名字——陶瓷之路。
埃及的爱扎布港是当时中国陶瓷的主要卸货地。多年后研究者漫步这片遗址，仍能在脚下随手拾到中国的陶瓷片。据推测，在这里上岸的陶瓷，会经过骆驼商队长达十日的运输，送到商业城市库斯，或者经由尼罗河溯流而上，被送到古代的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努比亚南部）。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就曾慨叹：“走在开罗的任何地方，你都会问到中国陶瓷的气味。”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示意图。来源/海上丝绸之路官网
丝路越拓越宽，景德镇陶瓷也越播越远。据记载，明弘治十一年（1498），达·伽马船队抵达非洲，一件件中国瓷器随之进入非洲各个国家。
迎接中国瓷器的，是近乎狂热的追捧与喜爱。
作为最大购买地的阿拉伯地区，更是景德镇陶瓷的铁杆拥趸。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景德镇瓷器的运输损耗，阿拉伯商人在装载前就开始了“千挑万选”，装载时更是动了不少心思，比如“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辑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荤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成功运抵阿拉伯地区后，中国瓷器更成了当地权贵和富人喜爱的奢侈品。12世纪时，撒拉曾用40件中国瓷器作为礼物，送给大马士革。阿拉伯文献《印度珍闻录》也曾记载，说一名犹太人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瓷器，精美程度被阿拉伯人大加赞美和称颂。
对待这些珍贵的中国瓷器，阿拉伯人也是珍视到了骨子里。当时，许多景德镇青花瓷盘的底部都用阿拉伯文写着具体用途，比如“烤鸡肉串”“玫瑰水壶”“咖啡壶”，以此方便对瓷器的归类、管理和保藏。
不止如此，文明的交汇与融合也随着瓷器的西渡而展开。
唐代瓷器中，描绘有阿拉伯人头像。来源/《国宝档案》截图
近代以来，考古学家曾在阿拉伯地区发现大量古代瓷器的碎片，其中除了原产中国的，更不乏当地仿制的瓷器。据研究，早在景德镇的青白瓷远渡黄沙与重洋，进入阿拉伯地区时，这种质地轻薄、色泽清透的瓷器就牢牢抓住了伊斯兰陶工的眼球，借鉴与学习也由此展开。比如，埃及自法蒂玛王朝开始，就有了宋代青瓷的仿制，唐代的白瓷、彩瓷更是直接刺激了阿拉伯白色陶瓷、白底彩绘陶瓷的诞生乃至成熟。上文提到的福斯塔塔特遗址出土的陶瓷碎片中，也有不少对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仿制中国青白瓷的瓷碗，出土于塞尔柱王朝的西部地区拉伊。来源/《青白瓷器研究》
令人唏嘘的是，18世纪后期，制瓷技术开始在欧洲落地、发芽，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的大幅运用降低了欧洲瓷器的生产成本。19世纪初，这些产自欧洲的瓷器，凭借更加低廉的成本与更加富裕的产能，逐渐取代了中国的传统产品，阿拉伯商人也调转船头，将陶瓷的进口放在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凭借瓷都之名享誉世界的景德镇更延续“一带一路”的机遇缘分，将中国陶瓷远销到五大洲的118个国家和地区。
正如公元9世纪曾到过中国的一位阿拉伯商人惊叹：“在神的所有创造物中，中国人的绘画和工艺制作得到了神的最高赐福。”
一份份丝路的瓷器遗存，一件件精美珍贵的陶瓷藏品，一片片驼铃响彻的蜿蜒沙野，一阵阵随风汹涌的汪洋波涛，它们都曾见证和记得，古老的中国陶瓷是如何驰骋于千里商路，满载着东方的浪漫与智慧，在文明的交融中，肆意绽放、惊艳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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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涛，石凡著,青白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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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晓林,瓷上“中国风” 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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