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9—P10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摘自《赤峰学院学报》2022年8期，周学军摘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至梁启超，他提出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结合而来的一个大民族。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参与构建中华民族过程进行系统考察。
先秦时期已对“天下”有较为清晰的解释，这一概念由中国与四海构成，中国为海内华夏，四海为边境四夷。包括华夏与四夷的“天下”也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可见“天下一家”“天下一体”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
秦汉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后，“天下一家”“天下一体”思想逐渐被认同。代表官方的士大夫与代表民间知识分子的文学都认同“天下一体”观念。汉朝统治集团也将“天下一体”观念运用于处理其与匈奴的关系中，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了匈奴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匈奴统治集团的共同体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匈奴帝国内部共同体的构建，二是包括匈奴与汉在内的共同体的构建。
虽然“天下一体”概念是汉朝人的一种政治理念，但在与匈奴交往过程中，汉朝人运用“天下一体”观念处理汉匈关系，使得匈奴在此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共同体理念也逐渐植根于匈奴统治者心中。在“一体二元”形式之下，双方通过战争、和亲、互市等方式，增加民族互动频率，推动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先后在汉地建立以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政权，北方民族地位发生变化，其共同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北方民族政权已经明确提出“一体”意识，并在构建与巩固多民族共同体方面做出新实践。
其一，继承与发展儒学。北方民族统治者尊崇儒学，重用汉族士大夫，使儒学在北方得以存续和发展，北方民族与汉族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其二，运用天命观证明“正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政权的建立，北方民族的民族意识发生变化，开始对传统华夷观发出质疑，否定以华夷作为能否为帝王的标准，运用天命观确立新标准。北方民族统治者打破了以往戎狄不可作天子的狭隘民族观，进一步破除夷夏之别。另外，采用“五德始终说”以及编造符瑞也是北方民族统治者塑造自身正统形象的重要方式。
其三，构建北方民族与华夏族的同祖同源。司马迁《史记》构建“以黄帝为远祖的世系相寻、血缘相通的五帝系统”，并将此系统与政权合法性挂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从中得到启发，为证明自身正统性，攀附黄帝世系，重新构建自身的族源传说。匈奴、鲜卑、氐、羌等北方民族构建了与华夏族同祖同源的始祖神话，将本民族纳入黄帝世系之中，以证明夷夏同为黄帝后裔，北方民族与汉族有了共同的心理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在明确提出“天下一体”的前提下，通过继承与发展儒学、运用天命说塑造正统形象、构建华夷同祖同源等方式，推动华夷之别的消除，进一步加强民族认同，为此后“天下一家”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及共同的心理认同。
唐朝统治者在“华夏一家”的基础上，否定“先华夏而后夷狄”的民族不平等观念，强调华夷平等。正是由于隋唐统治者这种更为开放进步的民族思想，“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成为现实。由契丹与女真等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辽金则继承与发展了唐代“天下一家”的格局。隋唐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不仅承认自身为该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还积极参与其建设，推动该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北方民族的民族思想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统治者塑造“华夷同祖同源”的成功，“华夷同祖同源”已经成为华夷各民族的共识，北方民族在这一共识之下直述祖源，恰恰反映出北方民族承认自己与华夏民族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同为这个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已经不再需要攀附祖源来加以证明。至辽金时期，构建该民族共同体的主导者由汉族转为契丹与女真，契丹与女真都认同存在超越各自政权的多民族共同体即中国。辽金统治者明确将自身与宋都纳入“一家”这一民族共同体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体现与发展。
2. 北方民族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建设民族共同体。唐王朝在北方建立多个羁縻府州用以管理少数民族，将原本的部落首领册封为都督、刺史，北方民族通过这一特殊制度被纳入一体统治，并参与建设这一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积极维护民族共同体的稳定。辽金则采用“因俗而治”的民族管理政策以及同化政策，使得辽金控制下的各民族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同时，辽金政权所控制的各民族，也积极参与该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3. 北方民族统治者通过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亲属关系以维护民族共同体。“和亲”一直以来被视为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姻亲关系，使双方统治者成为实质上的“一家”，同时也使得两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隋唐时期，北方民族早已具有“天下一体”的意识，并通过求亲的方式使自身更好融入民族共同体。辽金统治者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亲属关系的形式主要分为真实与虚拟两种。隋唐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统治者积极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或真实或虚拟的亲属关系，既表明北方民族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可，也推动了北方民族更好地融入这一民族共同体。
元朝疆域辽阔，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农耕地区，使身为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共主的元朝皇帝有着不同于以往君主的边疆治理政策。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同内陆一样的行政制度，以宣政院、行省、宣慰司等机构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管理，当地户籍需要上报中央，边疆地区编户也需要承担赋税徭役。在边疆地区广设驿站，使元朝中央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加强，同时为边疆各民族之间往来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儒学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政治制度以及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元朝得以构建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辽金时期的“一家两国”被统一为“一家一国”。
清朝强调“满汉一家”“满蒙一家”，进一步巩固元朝所开创的统一中华民族。满人入关之前，已经注意到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满人入关以后，满汉民族矛盾尖锐，为解决更为复杂的民族问题，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宣扬“满汉一体”观念。至清末，中华民族已然基本形成。
元与清建立了以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政权，这一时期的共同体意识更为成熟与包容，夷夏与内外彻底被打破，并且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最为普遍且深入的认可，同时，这一时期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范围包括了更为广阔的疆域以及更多的民族，使得元与清所构建的“多民族一体”在思想上与实践上超越了前期的“一体多元”与“天下一家”，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纵观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模糊体现到明确自我表述，同时在将该意识付诸实践方面，也由汉族主导、北方民族参与转变为北方民族主导并主动构建民族共同体，这些转变与北方民族历史地位的变化及其文明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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