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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智能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法]让·塞鲁瓦
屏幕营销活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广告诞生之初就反复出现，但这次是由侵入式的广告刺激所引发的。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新式屏幕带来的文化和智力上的问题。例如，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的迅速发展在转瞬之间为电子书的屏幕带来了一种直观的、更为实验性的现实。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认为电子书不免会让纸质书面临风险。我们曾在本书中提出我们的观点：纸质书如今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旧会保持它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替代的。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和翁贝托·埃科在《别想摆脱书》（N’espérez pas vous débarrasser des livres）（Grasset，2009）中，以平易近人且中肯的方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对于所谓的“死者”能存活下来的信心，认为纸质书能够对抗屏幕书建立起来的著名死亡帝国。但纸质书又能坚持多久呢？这已不是科幻故事中的问题了。
目前，纸质载体面临着一个对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对手会很快在一些领域中成为一种补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个竞争者。我们曾在本书中以实操领域的书为例进行了说明，而对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来说也同样如此：新闻界。如今，所有的大报社都提供在iPad上的订阅，而且很多报社不仅有网页，还在传统出版之外，发展出数字版本。报社这么做的想法在于，由于纸质新闻在另一些信息来源——昨日是电视，今日是网络——面前节节败退，那么如今通过让读者使用一种与纸质新闻的本质并不冲突的载体，利用便携且易于操作的屏幕，便可以找到一个新机会，一个新的读者群，更年轻的读者群。这是一种获得资讯的方式，它应当及时报道新闻时事，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读者的阅读是快速且可处于移动状态的。这种屏幕，除了有便利的一面，还为纸质媒体带来了灵活且快速的操作优势，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下，就可以删除已经过时的消息，以便将空间留给新的消息，而这么做只需一个虚拟的垃圾桶，除非我们在解决内存不够的问题时想要将这个机器所能容纳的记忆资源归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
在便利性之外，在书上，或是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在新闻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性能越来越强的多样屏幕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简单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些新的屏幕会让人们变蠢吗？它们代表了智能和文化的死亡吗？我们试图在《世界—文化》（La Culture-monde）（Olide Jacob，2008）中回答这一问题，这本著作是对本书思考的延续，是对它的扩展。我们曾在这本书中展开这样的观点：一切传播和通讯技术，无论它如何完善，永远都无法取消人们对基本教育的需求。学校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首要，因为它不仅为人们的知识体系打下基础，而且它还教给人们进行思考、理解和判断所需的必要方法和批判思维。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学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它在一种新的普遍文化的背景下，向人们提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的文化是充实个体和教化以瞬时性（instantanéité）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优选方法。
对屏幕在文化上的质疑还包含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屏幕在智力资源上的质疑，人们认为它带来了有害的转变。2008年夏天，美国期刊《亚特兰大月刊》的封面标题就是“谷歌让我们变蠢了吗？”。一些人认为人们经常性地求助于网络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肤浅以及精神上的懒惰。但另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网让人们变得更智慧，因为人们得以摆脱初级的智力操作，以发展其分析、创造和批评的能力。这一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在网上，它催生了一些严肃的科学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指出，在不少国家，青少年智商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因特网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些心理学和神经医学的研究以智力活动的运作机制为对象，指出因特网在发展一些认知能力的同时会损害另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依旧困惑不已，那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过于简单化了呢？因为，难道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蠢”吗？难道不是它本身就带着一种无法适用于人类智慧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腔调吗？人类智慧的出色表现或不足并非一个外部机器所能直接决定的，哪怕它是电子的机器。智能（但是是哪一种呢？）是与个体所受的教育和情绪刺激一同形成的。个体的能力是与主观的动力一同发展起来的，而主观的动力又是随个体经历的不同而不同的。诚然，目前的时间跨度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屏幕一代，对“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的大脑下定论，但无论如何，个体的家庭环境及其最初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永远都比与屏幕的单一联系更能决定大脑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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