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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儒藏》千秋事业,揭秘《儒藏》与“儒藏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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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整理出版海内外儒学典籍的大型学术项目——《儒藏》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牵涉最广、最具系统性与典范性的基础文化建设工程之一。近日,《儒藏》“精华编”三期圆满收官,《儒藏》项目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儒藏》(精华编)项目编辑负责人、北大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在接受北京大学校报采访时,为我们分享了《儒藏》与“儒藏人”的故事。

《儒藏》“精华编”(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01

踵事:“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就如同河流”

自2003年《儒藏》工程正式立项,至2022年先期项目“精华编”出版任务完成,历时已近廿载。马辛民介绍,由于东亚儒学文献数量极丰,《儒藏》工程制定了“两步走”规划:前期项目“精华编”萃选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海外文献600余种,依循现代点校、排印规范先行出版;“第二步”《儒藏》全本的收录规模则大大扩充,预计将达3000余册。

“整理规模大、校勘规范、版本精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都是我们《儒藏》工程的特色和优势。”除成书282册、两亿余字的“精华编”中国部分外,汇集韩国、日本、越南等地重要典籍的“海外编”也正在编纂中。“我们集成性、系统性的整理工作,可视为东亚儒家文化圈学术力量的一次整合。”马辛民认为,《儒藏》将零散的儒学文献统为一编,对儒家思想在哲学高度的宏观建构,发掘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进而重估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价值,有着重大建设性意义。

谈及具体的工作流程,马辛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就如同河流。”从选目、确定体例、标点、校勘到编辑出版,《儒藏》的编纂历程漫长而艰难。在这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各大机构五百余位学者承担基础工作,北大专门成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负责编纂整理方面的工作,由责任编委把控校点质量。北大出版社则负责稿件的编辑、校对,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必要时甚至达到“五审五校”。近三十道工序形成严密的闭环,其专业难度可见一斑。而十九年间,繁杂的人事调度、项目对接与环节统筹,也考验着组织者的决心和毅力,回望个中辛苦,马辛民感慨:“每个人都好像背着一座大山朝前赶。

朝乾夕惕,功不唐捐。“我对我们成果的质量很有信心!”《儒藏》工程集合国内外“汉学”研究的雄厚力量,编校质量精良,“精华编”一、二、三期均被国家出版基金评定为结项优秀。马辛民欣慰地表示:“无论是看到整面墙的出版成果,还是某个审校环节如期完成,还是在研究中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我们最具成就感的时刻。”

《儒藏》工作小组合影

02

同心:“更多的'儒藏人’坚守在寂寂无闻处”

《儒藏》工程由汤一介、季羡林、张岱年等前辈学者酝酿设计,延续至今,而它的推进和阶段性完成,则凝结着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心血。从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安平秋先生、孙钦善先生四位总编纂,到以李中华老师、魏常海老师、王博老师为代表的编委们,再到更年轻的一辈学人,无不殚精竭虑,全心投入。马辛民笑言,应当把二十年来的点滴汇成一本《儒藏编纂志》:“当时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一转眼已经人到中年。虽然我们还未到坐在躺椅上、动也动不了的年纪,但对每个人来说,《儒藏》都是太难忘的经历。”

马辛民将《儒藏》工程的参与者们亲切地称呼为“儒藏人”。“儒藏人”里有学者、管理者,更有许多默默无闻、埋首案头工作的普通编委、编辑。立项初期,从出版方面来说,当时的出版社经费紧张、专业古籍出版人员匮乏,《儒藏》工程的出版是否能承担并完成、如何完成,这些尤其仰赖管理者的决策魄力。“出版社做这个大项目,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看不到经济回报,每年还得实实在在地往里投钱,老社长王明舟先生以及当时支持承担《儒藏》任务的班子成员,他们的眼光和格局让人敬服。”

而忆及已故的老编审、语言学者胡双宝先生,马辛民仍为其敬业精神触动:“胡老师不善言辞,却是编审中的'第一快’,干起活又快又好。年逾八十,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为保证复审、终审的质量,几乎每周都骑车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哪怕在青光眼手术后,仍然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工作。”《儒藏》工程总编纂汤一介先生曾用“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古训勉励后学,在马辛民看来,“儒藏人”正是以年复一年的无言行动,践行着内心的文化信念与责任意识,坚实推进着这项事业。

2005年,汤一介先生曾概括出《儒藏》编纂出版的“三大难题”——“经费筹措难、人才招徕难、组织协调难”。“二十年过去了,一些旧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变成了新挑战。”如今,国家出版基金与社会各界的支持,极大缓解了项目的经费压力,但人才缺乏、项目统筹难度大等问题,仍时时要求“儒藏人”满负荷运转。“从出版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古籍出版专业人才成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马辛民告诉我们,无论是编校人员积累审校经验,还是组织人员积累管理心得,都必然经历艰辛的摸索期,而文献整理的成果回报慢、短时收益小,使从业者往往面临现实的生存焦虑。然而,对于《儒藏》工程的前景,马辛民依旧很有信心:“勤勉、奉献、克服万难,自上而下形成合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也是'儒藏人’代际传续的精神财富。”

03

前瞻:“我们的典籍要编纂,更要活起来”

工程的第一阶段“精华编”告一段落。目前,《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和出版社着手推动《儒藏》资源的再开发与创造性转化。“我们这么多人,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忙了这么长时间,做出来这么优质的成果,是不是摆在图书馆里、大家合影留念就结束了呢?”马辛民认为,除出版用于收藏、研究的精装书外,发行价格更低、更方便流通与使用的平装单行本势在必行。这样,才能尽快将《儒藏》推向社会,帮助大众了解其价值,最大程度发挥古典文献的时代功能——“《儒藏》等传统典籍要整理编纂,更要活起来。”

北大出版社和《儒藏》中心共同主持开发的“《儒藏》'精华编’数字化平台”项目,也正伴随着实体书的出版进程稳步推行。目前,收录文献百余册、搭载高效检索技术的“精华编”数据库一期已基本完成。《儒藏》团队将通过建设数字文献平台,开发数据检索、统计、归类分析等功能,力图呈现儒学文献生产、流播、接受的整体脉络。而在为国内学界提供技术支持以外,北大出版社与国际大型出版机构通力合作,计划依托海外先进技术与文化交流平台,让《儒藏》等古典文献以规模化、体系化的面貌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打造优质中华文化名片。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相关文件,再次将'古籍整理热’推向高潮,但是,文献工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急就章’,冷板凳不好坐。”马辛民寄语新时代学术出版人,既要有投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与热忱,又需锤炼专深的立学功底,开拓宽广的知识视野;既要能沉潜师古,又需适应时代要求、关注学术前沿成果的公共转化。“'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我们的事业是'千秋事业’,是泽及后代的事业。”一代代“儒藏人”的坚守,将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古老文明书写崭新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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