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阐释公共性塑造的三种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71—P7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原题《历史阐释公共性塑造的三种路径：以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为范例的讨论》，摘自《史林》2022年6期，徐鑫摘

关于公共阐释理论在历史书写中的适用可能及其延伸方法，业已得到一些讨论。笔者也曾参与其中，以公共阐释理论提出的阐释具备公共性、理性化与通约性三点特征，来分析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的问题，并提出推动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化的一些想法。

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具体塑造历史阐释公共性的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基于对德国概念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鞍型期”（Sattelzeit）理论的延伸思考，并一一对应于笔者提出的公共性、共时性与历时性同在、多层次配合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目标。

科泽勒克参与主持的《历史基本概念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是当代概念史研究的典范。该项目的核心思想是：概念是社会演进与结构变迁的指示器。它特别指向1750—1850年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德语世界涌现了大量新词或出现老词新意的现象，对此，科泽勒克在全书导言中将之概括为“鞍型期”的贡献。

简言之，“鞍型期”是通往“新时代”的“过渡期”。其间，除了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的显性变化外，文化世界特别是概念世界，既是前述结构变迁的结果，又作为进一步全面转型的推动因素，产生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些变化。

以此观之，当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着“鞍型期”的色彩。一方面，1850年左右稳定下来的“经典现代性”及欧美控制下的世界体系，出现了危机与解体的种种迹象。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实践到新兴市场崛起所带来的各式冲击，孕育产生了一些指向未来的革新方案。

在此背景下，人们同样注意到一连串概念的变化踪迹：有些概念从无到有，如“后真相”；有些概念出现了老词新意，如“民粹主义”。而这些概念又是与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的众多现象息息相关的。正是在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这些概念及其蕴含的变革潜力变得更引人关注，并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鉴于此，科泽勒克在分析“鞍型期”特点时所提到的三个维度，也能够为我们思考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化的路径提供切入点。当然，与科泽勒克不同的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再是已经完结的历史时期，而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在科泽勒克关注的“鞍型期”中，德语世界出现了一连串“集体单数名词”（Kollektivsingulare），例如“发展”（Entwicklung）等。这些概念此前都是复数形态，但在启蒙运动后逐渐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历史引导概念”，即把经验内容、想象空间与期待视域都融为一体，具有了高度概括性、哲学化及实践性的特征。

特别值得关注的集体单数名词是“历史”。该词在“鞍型期”前以复数方式表示“各种历史事件”。历史学并不拥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而是被视作一种服务于修辞的辅助知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语圈中出现了“全然的历史”（Geschichte schlechthin）等表述，并最终归纳为“集体单数历史”（Geschichte）。

这一新概念突出了历史认识集主客体于一身的特征。简言之，历史学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数历史”外，更重要的是去揭示所谓“人类既定周期的普遍性原则”。人们再也无法用类似的历史教训来解决当下的困境，而是只能依靠一种历史哲学来对过去做出重新解释。“集体单数历史”变成了一种“正直又可怕的法庭”。不过，尽管“集体单数历史”有利于历史学科的自我意识形成，但其接下去的发展却出现了两种挑战：第一层挑战来自欧美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第二层挑战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复数历史”再现。

无论是“集体单数历史”的欧美化，或是“复数历史”再现，都是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现象，但与全球化趋势并不相匹配。愈演愈烈的公共历史文化争议某种程度上正是“集体单数历史”沦落后的结果。正因如此，在历史书写中重塑“集体单数历史”，理应成为当下塑造历史阐释公共性的第一条路径。首先，“集体单数历史”需要重新确立一个集主客体于一身的行为体或观察点。其次，“集体单数历史”需要重新界定书写内容。最后，“集体单数历史”需要重新发现视域融合的阐释方法。

“时间化”（Verzeitlichung）是“鞍型期”的结构特征之一，被视作“历史语义学项目的核心要素”。科泽勒克提出，历史学家应该致力于发现历史中的人如何在日常用语中来表达“现代世界的开端”，以此来追踪有关“现代”的时间意识。正是在分析时间化的历史轨迹时，科泽勒克提出了“多层时间性”或“多层历史时间结构”的概念。

“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是欧洲历史书写中的常见分期，它蕴含着启蒙时代的进步史观。但科泽勒克却认为，从历史基本概念的出现与转变来看，历时性的时间意识会叠加起来，无法被严格地区分为不同时期。进一步而言，不同时间意识的结合会呈现出各种场景，从而为未来提供了更多可能。

无疑，这种“多层历史时间结构”仍然是迈向现代的过渡现象。这种认识是对经典现代性理论的批驳。它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修正了“一元单线”的传统描述。进一步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出现了两次冲击“多层历史时间结构”观念的行动。第一次是苏东剧变后伴随弗朗西斯·福山宣扬“历史终结”而来的西化浪潮。它再次把历史拨回到欧美中心主义式的目的论叙事。第二次是最近两年讨论颇为热烈的“后真相”下的压力。它实际上制造了历史时间的“熵增”，即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无序性加强，去结构化的趋势尤为明显。

为此，我们需要再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以此为当下塑造历史阐释公共性确立第二条路径。其方法有二：一方面，在历时性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发现具有恒定性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共时性的历史文化表现中维持动态化的结构平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法律史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史料语言和现代概念之间的落差。在此基础上，《历史基本概念辞典》的第一主编奥托·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中尝试把概念变迁置于社会史中加以考察。他从概念中揭示了所谓“中世纪晚期（欧洲）土地（制度）的完整发展本质”，认为“这种土地（制度）的组织形态在根本上有别于现代的政治结构”。第二主编维尔纳·康策（Werner Conze）则从结构史的视角发现了不同社会团体与政治行动单位的概念差异性。而作为第三主编的科泽勒克成为“概念”魔力的最终发现者。概念，特别是“历史基本概念”，代表着社会与政治现实的感受与某种诠释。它聚集着相关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反射出语用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竞争结果，能够帮助人们解密“当时的概念界定及参与方对业已逝去的用语的自我理解”。简言之，科泽勒克笔下的“历史基本概念”一方面是历史性的，出现在过去，承载着传统理解；另一方面又是现实性的，指向当下的现代性体验，预示着未来期待。在“鞍型期”中，两端内涵之间形成了彩色光谱，分别指向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精英。由此，研究者通过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可以梳理社会转型进程的基本脉络，从而确定“变迁指示器”。

尽管概念史的研究路径一下子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当代人展示了现代性形成的复杂与多元特征，但它仍将面临三种批判：第一种批判来自社会史。科泽勒克的同事汉斯-乌尔利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多次预言，“受到过度强调的概念史”将在“中观层面走入历史死胡同”。第二种批判来自20世纪初以来大众社会的政治现实。科泽勒克的概念都来自精英表达，存在于各种百科全书与专业书籍内，与日常生活用语存在差距。第三种批判或产生于全球互动的体验。一方面，科泽勒克的这些概念都局限于德语圈或欧洲文化内，缺少对这些概念的全球扩散性及其对边缘区的吸纳历程的梳理；另一方面，这些历史概念的现实用途缺少进一步说明，更无法产生创新的动力。

对此，我们需要主动创制影响社会变迁的“新概念”，以此为当下塑造历史阐释公共性确立第三条路径。当代历史学家既应像科泽勒克那样分析历史中的概念及其变迁，更应主动投身于发现、总结乃至创造实践中的新概念。在这一方面，我们至少需要做以下四项工作：第一，实现理解性与批判性的统一。第二，做好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调。第三，沟通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文化认知。第四，构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