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古阐今求实 铸魂立体明用
——方克立学术思想述要
卢兴
方克立（1938—2020）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哲学教育家。1938年6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73年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5年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0年1月至1994年2月，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1994年2月至2000年8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6年8月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5年5月退休。2020年4月21日因病不治，溘然长逝。
一、学术探索之路
方克立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1902—1970），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著有《中国史学概要》等著作以及《契丹民族考》《中国社会基础的特质》《宋代百家争鸣初探》等论文。1956年方克立高中毕业时，恰好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本来有志于理工科的他被学校推荐报考哲学专业，方克立便在此机缘之下开始了以哲学为业的学术生涯。
方克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同时在主义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方面下了工夫，打下了扎实的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功底。1962年10月，方克立毕业后留在人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主要任务是给石峻做助教。他认真汲取前辈大家的学术养分，进一步增强了古典文献阅读能力和哲学理论分析能力，为日后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了解决与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1973年1月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来。
20世纪70年代，南开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学科力量非常薄弱，恢复学术自由的方克立首先面临专业课教学的任务。1978—1979学年，他全身心投在教学上，连续授课150学时，给76级工农兵学员完整地讲授了一遍中国哲学通史。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只能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每周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一直讲到孙中山，最后第42讲是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色”。同时为了完成教研室分配的政治任务，他承担了“《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课题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后来经反复修改，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该书荣获天津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正当此时，中哲史界出现了一股“范畴研究”的热潮，方克立的这本书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有“报春花”之誉。
1986年3月37日，方克立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中已经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梳理，并明确亮出了主义马克思的研究立场。同年11月，方克立和中山大学李锦全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确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1992年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在国家课题的带动之下，从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现代新儒学”一直居于学术研究的“显学”位置，在这一研究中许多中青年学者也脱颖而出。可以说，方克立所开启的这项研究，在中国大陆开拓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培养了一批学术新人。
1994年2月，方克立赴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时依然受聘为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兼职博导，继续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直到2011年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在处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着思想家的敏锐和学者的勤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
1994年,方克立主编了两部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大辞典》和国家级教材《中国文化概论》,前者被认为是“开展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奠基之作”；后者将中国主义马克思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正式写入了国家级教材。1998年,方克立主编了《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 运用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量材料，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该书的出版，激发了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兴趣，推动了高等学校主义马克思哲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促进了主义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相结合。
21世纪伊始，方克立还组织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2001年7月21—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中国哲学会和中国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该届大会的主题是“中国哲学与21世纪文明走向”，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共提交学术论文250余篇。此次大会是国际中国哲学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方克立担任本届大会的主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期间，在他的主持下，国际中国哲学会在组织建设上进行了创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并相应地修改了学会章程。
方克立晚年受聘为中宣部“主义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主持编写和修订了《中国哲学史》教材。这部教材自觉以主义马克思理论指导，以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来梳理中国哲学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或思想流派，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揭示哲学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
总体而言，方克立的思想创获与学术贡献对近40年来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与前辈学者一起率先倡导中国哲学范畴和范畴史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教材编写。他开创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主持人，把握引导课题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界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国主义马克思派、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三大思潮”既对立又互动的格局，这一研究框架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90年代以来，他反思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以“复兴儒学”为旗帜的“大陆新儒家”进行了学术概括，并从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对其展开学理批判。他较早提出了主义马克思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中国哲学文化优良传统之间的“两个相结合”，总结了20世纪主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就，并自觉承续这一学术传统且予以创造性的推进。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展开前瞻性思考，将主义马克思“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关注、支持和倡导湘学研究、中医哲学研究、船山哲学研究、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研究、冯契思想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并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研究成果问世。
方克立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出版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方克立文集》《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序跋集》《新世纪的文化思考》等专著；主编有：“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等丛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小史》《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湘学史》《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等十余部著作和会议论文集，《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等工具书，以及《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等多部国家级教材。
二、主要学术贡献
方克立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主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已经自觉地用主义马克思立场、方法来分析古代哲学文本，《周易》中的辩证法思想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前辈学者如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等人都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但是，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方克立敏锐地发现，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存在着“援传解经、经传不分”的倾向，即混淆《易经》与《易传》这两个相差七八百年的文本，在思想解释中忽视了两者的时代性差异。他用笔名“方蠡”撰写了《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一文，发表于1962年3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文中指出：“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时，把'经’和'传’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把它们分别放在自己的时代中，分别解剖它们的哲学体系，才能认清《易经》和《易传》哲学的本来面目，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解开一个重要的纽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周易》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今日回观60年前的这场争论，论辩双方的方法、观点和论据等不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论争始终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而没有扩大为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这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这场论争所揭示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真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其后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历程中得以深化。当时初出茅庐的方克立，以扎实的学识、敏锐的眼光、犀利的文字，向世人展现出非凡的学术潜力。
（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开拓
20世纪60年代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方克立，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中断了十余年。80年代初，他以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开始重新活跃于学术界。
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方克立配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他用笔名“岳华”写的会议纪要发表在该刊1982年第1期。同年3月，他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方克立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阐明了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意义和指导思想
方克立强调，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必须以主义马克思为指导，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主义马克思哲学（辩证逻辑）的内容，而且可以为主义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探索道路；而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主义马克思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责任。
2．揭示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方克立指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对照和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是很必要的，开展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但不宜拿西方哲学范畴去生搬硬套，而必须具体考察它们的本来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找出和西方相类范畴的同与异。只有科学的比较研究才是认识中西哲学范畴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效方法。
3．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范畴
方克立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中，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指导，系统清理了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范畴，全面考察了中国历代哲学家关于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分合等问题的辩论，特别对宋元明清时期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各种具有典型形态的知行学说，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本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清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在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展现出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丰富内容。
4．具体考察了中国哲学的“体用”和“道器”范畴
方克立在《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中指出体用范畴的主要含义有二：一是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在《王船山道器论浅析》一文中，他从“规律和事物”“本体和现象”“一般和个别”三层涵义上，结合翔实的文献阐析了王夫之哲学中“道器”范畴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成就。方克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从事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主动呼应并积极推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克立关于“体用”范畴的研究，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问题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
方克立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启者和领导者。以1997年11月专题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的出版为界，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可以划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主要工作是主持“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重大课题，着意于引领课题组的立场方向，回应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内容上以现代新儒家前三代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对这一思潮的宏观把握为研究重点；后期则聚焦于新兴的“大陆新儒学”，重视其文化主张和政治诉求，自觉从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对其展开学理批评。这两个阶段是前后相继、内在统一的，如果说前一阶段是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三大思潮之对立互动”的视域中开展的思想史研究，那么后一阶段就是依据主义马克思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所进行的社会思潮批判。
1．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理论开拓
综合来看，方克立前期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创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方克立清晰地界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概念。1986年他对这一学派做出较全面的定义,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从儒学发展史对“现代新儒家”进行学术概括。1991年,方克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定义,“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70年来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学脉和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就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而言），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与主义马克思、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方克立超越了师承、门户之见，从文化思潮的宏观视野来认定“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坚持，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学传统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最后认定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十人为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三，全面总结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客观地评价其理论得失。1988年，他从“儒家性”“新儒家性”和“现代性”三个方面更为简练地概括了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第一，它是现代中国的'儒家’，就必然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共同特征；第二，它是现代中国的'新儒家’，即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宋明理学的精神，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所要接引的'源头活水’，强调以'内圣’驭'外王’，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第三，它具有区别于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特征，这就是'援西学入儒’，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一方面适应现代新潮，走融合中西、'返本开新’的特殊道路。”
第四，方克立阐明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立场、视角和方法。方克立鲜明地指出，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立场是鲜明的主义马克思的立场，研究视角是“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研究方法是“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
2．对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批评
面对各方对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批评，方克立专门写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现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等文章，在论战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主义马克思的学术立场。他非常强调在儒学研究立场上坚持“继承”与“批判”两方面的统一，既对儒学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也直面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并认为，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要讲清辨明，不能出于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好恶而避短就长。这就是方克立所讲的“客观地评价”的要义，也是他一生奉行不移的学术立场。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内外诸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大陆新儒学体现出明显的政治诉求，具有“崇儒反马”的意识形态新特征，即与中国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主义马克思相对立。除了“崇儒反马”的观点之外，还有主张“马儒结合”的一派，其中有一种观点抽象地谈论“主义马克思儒学化”和“儒学主义马克思化”，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过程。方克立认为这些观点并不可取，他明确指出，主义马克思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强调要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
在数十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在与各派学者的思想交锋中，方克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主义马克思儒学研究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同情地理解儒学的思想内涵，客观地评价儒学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及其消极影响，以“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文化观对其进行批判地超越。
（四）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厘定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方克立首次把现代新儒家看成是足以与中国的主义马克思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1989年，他进一步完善了“三大思潮”的说法，并且注意到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近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这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70年来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
在他看来，百年来三大思潮互动、中西哲学会通所产生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主义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或“主旋律”。而早在1987年12月，他就提出：“主义马克思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主义马克思。”此后他多次提及“两个相结合”的说法，并强调这是主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必然途径。相较而言，方克立更为重视第二个“相结合”，即主义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相结合，他还指出，这方面在学术形态上产生了两个创造性的中国化主义马克思哲学体系，一个是张岱年的“天人新论”，一个是冯契的“智慧说”，两者都从学理层面对主义马克思哲学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和创新性发展，并在话语形式上表现出更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方克立本人的文化省思和哲学建构也是承续着这个传统继续前行，整合马、中、西三方思想资源，对主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展创造性的探索。
（五）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方克立毕生的思考最终指向于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文化的当代建构和未来走向”，他对这一问题沉思30余年，自觉继承和发展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归结和现实道路。可以说，“马魂中体西用”说是方克立的晚年定论，是其一生学术思想的归结之处。方克立就对其具体内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他指出：“马学为魂”即以主义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一学说坚持了主义马克思的主导地位，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出兼和多元、开放包容的气魄，代表了21世纪中国主义马克思文化理论的新境界。该学说同时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典范性的学术范式，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得以运用，展现出更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方克立坦言，“马魂中体西用”论在提法上受到经济学家杨承训教授的启发杨承训最早使用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但对于“中体”的理解有所不同，方克立认为“中体”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在思维模式上，方克立深受王夫之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思路的影响，他所讲的“魂”“体”“用”的关系对应于王夫之的“道”“形”“器”的关系，正如王夫之以“形”来统合“道”与“器”，方克立以“中体”来统合“马魂”与“西用”，使三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可见，“中体”在整个学说中“中心环节”的地位。
方克立指出，在“马魂中体西用”三者的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最引人关注的是“马魂”与“中体”的关系，由于两者都是“体”的地位，所以不能把它们套进某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用模式中。它们之间不是体用关系，而是一种相需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概括为“魂体相依”。所以要促进主义马克思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就不能用“谁决定谁”、重体轻用的思维方式来简单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只有强“魂”健“体”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他后来把这个意思简练地概括为：“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
综上所述，方克立晚年所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接续和深化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面对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格局，回应21世纪以来各派的观点和挑战，探索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论建构和现实道路。这一学说坚持了主义马克思的主导地位，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出兼和多元、开放包容的气魄，代表了21世纪中国主义马克思文化理论的新境界。该学说同时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典范性的学术范式，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得以运用，展现出更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方克立毕生的学问宗旨可被概括为“研古阐今求实、铸魂立体明用”。前半句是讲方克立的研究领域和治学特色：“研古”是讲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研究，“阐今”是讲现代新儒学研究和“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求实”是他所奉行的“平实”的为人为学品格。后半句是讲他的独得之见和晚年定论，即“马魂中体西用”论。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方克立作为矢志不渝的主义马克思理论捍卫者、覃思不倦的中国文化前途探索者、中立不倚的中华传统哲学研究者，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习和领会。
刘晓婧摘自《中国哲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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