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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月令研究述评
霍耀宗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霍耀宗，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
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
先民对四时节律的把握孕育了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文化。深邃的哲思、别样的体例、极强的工具性推动月令在秦汉时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学界从不同方面对月令问题进行了持续而热烈的探讨，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对月令渊源流变的分类辨析，不仅廓清了月令演进问题，也有力推动了月令思想内涵的发掘；对月令与秦汉政治的关系，也从行政、礼制、法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围绕《四民月令》的考察则揭示了月令的民间存续与历史转变；相关出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秦汉月令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为相关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也昭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学界对秦汉月令的研究，既存在着共鸣，也不乏异议。故撰此文，缕述当前研究基本状况，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便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月令渊源流变的考察
月令的源起流变、成熟完善和经学跃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乎全局，备受前贤时哲的重视。自汉至清，学者常以经学视角考镜月令的渊源流变，虽用力甚深，然受材料、视角、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观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学界为此将月令流变解作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辨析，以期打破僵局。
第一，在月令源起问题上，学界注意到月令意识与月令文本的差别，并强调月令意识的出现要早于文字文本。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都认为殷人对四方和四方风的记录，反映了月令观念萌芽很早。法国学者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提到“季节主义”,认为月令渊源古老，其成熟文本《月令》在秦代才出现。这种将观念意识和文字文本加以区分的方式，能帮助人们更加合理地把握月令的渊流问题。
第二，月令的流变定型，是一个层累的过程，这一点已属学界共识，但对具体过程尚有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容肇祖、胡适等人就曾对此进行辩争，杨宽《月令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从土地制度、官职设置、历法变迁、阴阳五行等方面对历史上的观点详加勘察，提出《月令》“出于晋太史之学，经春秋、战国陆续补订而成”。这种考校文本异同以辨析月令源流的思路沿用不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宗迪《古代月令文献的源流》(《节日研究》第2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都依此作了研究。然而，先秦文本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学者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很容易导致治丝益棼的局面。
随着史学的新发展、出土资料的涌现和学科交叉的强化，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其一，从学派角度梳理月令流变，白奚对此用力很深，他从黄老道家阴阳思想入手，发掘月令由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而至《吕氏春秋》的渐趋成熟过程，陆续发表《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文史哲》2021年第2期)等文章。其二，从地域角度考察月令由差异多样走向统一规范，如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提出先秦存在齐、楚、秦三种月令。乐爱国《〈管子〉与〈礼记·月令〉科学思想之比较》(《管子学刊》2005年第2期)关注到《月令》与齐地学术的密切关系。而薛梦潇《“五音”配置与齐、楚月令源流》(《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认为《管子》反映了齐月令，楚帛书反映了楚月令，《吕纪》继承发展了《管子》齐月令。其三，从五行角度考察月令流变渐受重视。日本学者岛邦男《五行思想と礼记月令の研究》(汲古书院，1971年)、马涛《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刘爱敏《从五行历到四时历——三十时的形成、发展和消亡》(《文史哲》2021年第5期)从灾异、历数等角度，讨论了五行与月令的结合。研究视角渐趋多元，对于助推月令流变过程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对于《月令》何时被辑入《礼记》,实现地位的跃变，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根据《汉书·韦玄成传》等资料，推定约为元帝永光五年。王锷对于《礼记》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戴圣生平和〈礼记〉的编选》(《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中对戴圣生平进行大体推定，进而提出《礼记》成书时间约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以后，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此后，他出版专著《〈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辟专章总结考辨东汉以来学者关于《礼记》成书的观点，再次重申《礼记》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在汉元帝时期”(第324页)。其说资料详备，论述合理，可供借鉴。
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这种分进合击式的研究方法，为综合考察月令渊源流变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21世纪后，林甸甸《先秦月令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区分了思想内容和文本结构，认为“《四方风》、《尧典》展现了月令的观念渊源，《周礼》、《十二月神图》则印证了月令的制度基础，《夏小正》是为月令的原始雏形，《礼记·月令》则为其成熟形态”。这种思考方式颇为新颖。霍耀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月令思辨与图式建构》(《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则从周秦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角度出发，讨论了诸子对月令体例结构、理论内涵、叙事逻辑和社会应用的完善。而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从月令流变说的时代差异性入手，辨析成书过程，追索文献源头，兼论诸种月令文本的关系，可以说是近年综合考辨月令源流最为系统的一篇专文。
总之，月令的源起流变问题因关涉全局，自古至今就是学者谈论的重点。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考据内容，辨析异同，是早期研究的主要方式，虽成就斐然，为后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因理解的不同而纷争频现，久积之下，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之治丝益棼，莫衷一是。近年来学界尝试从不同方面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而权威的结论，但观点共性渐强，这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利基础，也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
二、月令思想内涵的挖掘
月令以四时为总纲，十二月为细目，融汇阴阳五行理论，以时匹配天文物候、国家行政、社会生产等事项，以规范的结构、深邃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构建了一个遵循阴阳消长，契合五行变化，表现为四时十二月的节律网络，自然、国家和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这其中无疑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学界对此主要从政治指导、天人关系、生态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第一，对于月令的政治指导功能，自秦汉以来就为学者所强调。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从月令体例结构、内容构成、实用价值等多方面，加以挖掘和重申。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许迪《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认为月令为天子以时序政提供了自然依据，并赋予其神秘色彩和威严气氛。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认为《月令》“建构了自然的运转与政治的运转相统一，自然的法则与政治法则相契合的行为系统，实现了从生存的农时向文化的政时的转变”。王光华、李秀茹《月令禁忌视域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运行机理管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结合社会变迁，以禁忌为视角，分析了它对现实政治的约束力。
第二，月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天人关系，学界从特征、含义、功能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陈业新对此有一系列研究成果，他的《儒家生态意识特征论略》(《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认为月令天人观具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特征，强调的是人应当总结并合理运用自然规律。薛富兴《〈月令〉:农耕民族的人生模型》(《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和杨雅丽《“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提出月令天人关系的立足点乃是天子，这种剖析颇具新意。徐朝旭《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科学出版社，2010年)较为系统地概述了月令中天文与人文、天时与人时、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统一，提出月令完善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学界研究突显了月令天人关系的独特性，它既包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也带有天子合一于天的一面，这值得学界继续用力。
第三，对于月令中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学界关注。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的当下，其价值愈发突显。郭文韬先后发表了《〈月令〉中的传统农业哲学略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和《〈月令〉中的生态农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认为月令吸收了三才论、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统筹天地万物，赋予了传统农学以生态意义。庞朴《庞朴文集》第一卷《六家浅说》(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虽然批评月令附会有诸多虚幻的理论，结构过于机械，但对月令中的天人整体观表示了充分肯定。徐长波《〈礼记·月令〉生态哲学思想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第9期)指出月令具有整体性思维，并深入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实证月令生态保护的研究也在深化，刘希庆《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看西汉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律璞《汉代的生态保护意识及其法律实现》(《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通过分析出土资料，提出月令生态保护理念曾深刻影响了秦汉政府的施政实践。
总之，学界对月令思想内涵的阐发，不仅使人们对月令本身的理解更为深刻，也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月令在秦汉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是，目前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月令对政治的指导方面，如庞朴所言，月令在演变过程中，为求体系完整而附会有诸多不合理处，国家对此如何采样取舍?在向充满差异性的地域民间社会贯彻落实时，是否应当注意适用性及民间的接受问题?对于月令中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是一个现代意蕴很强的概念，古人对月令的理解和把握，更多的出于维持生存，二者虽有交叉，但恐怕是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月令所蕴含的思想含义尚有诸多可以继续推进之处。
三、月令与政治关系的缕析
秦汉政治运作注重对时令的依循，强调以时序政。完成经学跃变的《礼记·月令》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地位，不仅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性，而且拥有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在以经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月令被有意识地引入国家运作中。部分学者不辞辛苦，结合先秦惯行，对各类资料充分掌握并熟练运用，通过与《礼记·月令》的比对，细致梳理了月令与秦汉政治的整合，涌现出诸多高水准的成果，使之成为秦汉月令研究的亮点。概而论之，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行政、礼制和司法方面。
第一，对于月令与秦汉行政问题，引人关注的成果来自邢义田与杨振红的反复商榷。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第9卷第1期，1998年)追叙先秦时令，又按秦、昭宣以前、元成以降三个时段，分期讨论了月令对赈贷、赐赏、礼仪、行政的影响。随后，杨振红发表《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邢义田进行商榷，在细致梳理相关出土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线索，详细阐释了西汉文帝时期的赈贷法、养老法、籍田礼，武帝时期的高禖礼、郊祀赏赐，宣帝时期“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令，元帝“毋犯四时之禁”令，成帝时期二千石行春令，平帝颁布《四时月令五十条》等与月令的关系。此文后被其收录于专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时，又概括总结和梳理了月令与东汉政治的关系，作为附录。此后，邢义田另撰《月令与西汉政治再议——对尹湾“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的再省思》(《新史学》第16卷第1期，2005年)对自己的旧文作了补充和检讨，以回应杨振红的疑问。上述讨论文章，是近年来研究月令与秦汉政治重要的研究成果，月令在汉代的实施情况得以大体廓清，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对于月令与礼制问题，张鹤泉《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详细考辨了东汉五郊迎气祭祀礼仪的制定，以及具体的神祇、兆坛设置，献祭方式、乐舞、祭服、主祭者和参与者，认为它是西汉旧制与《月令》相结合的结果，且完全适应了东汉国家的统治需要。周金泰《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从古典国制的视角出发》(《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分析了王莽时期月令对国家礼仪及其职官改革的重要影响，并强调这些改革并未因王莽败亡而废止。白坤《从“周礼”到“汉制”——汉代亲蚕礼的制作与实行》(《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则以亲蚕礼为例，分析了《月令》与国家礼制结合的程度，其中，经典记载的三月行礼，因合于蚕事节律，被原样采纳；《月令》设计的“东向行礼”,因不能直接体现春令与东方的对应关系，被改为“东郊行礼”;《祭义》《祭统》反映的后、夫人同具执礼资格，因不符“天子之制”的政治需求，让位于《内宰》《月令》的唯后执礼；《内宰》《祭统》载籍的北郊行礼，因悖逆“汉家月令”而无缘实践。他认为国家需要、经典论述之间的差异和互动，赋予了经典文本以活力，推动了儒家经典文本的“再创造”。
第三，对于月令与法律问题，是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王梦鸥《读〈月令〉》(《政治大学学报》第21期，1970年)、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较早开展了古代行刑时间的选择与月令关系的讨论。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专设“阴阳、季节与刑罚”一章，探讨了汉代行刑季节与阴阳学说之间的关系。舒国滢等《“司法时令说”及其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认为“司法时令说”的源头，应当来自《月令》文献中有关四时禁律的规定。此后，孙喆《略论汉代“秋冬行刑制”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陈鸣《东汉秋冬行刑的立法及其思想嬗变》(《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都从不同方面讨论了月令对秦汉法律制度建设、司法改革的影响。而出土资料的大量面世，为这一问题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冯卓慧《从〈四时月令〉诏令看汉代的农业经济立法》(《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等都认为秦汉生态法律深受《月令》的影响。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甚至提出，《四时月令五十条》是《月令》影响汉代法律的最直接证据。
在月令与秦汉政治这一问题上，薛梦潇的系列成果值得关注，她的《东汉的行刑时间——以〈月令〉的司法实践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细致梳理了《月令》对东汉元和、永元、永初三次改律影响的成败；她的《东汉郡守“行春”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区分了行春与行县的差异，认为郡守行春具有礼仪性质，强调了国家权威；她的《“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认为汉代汶上明堂、元始明堂与洛阳明堂的构建，是周公故事与月令明堂理论的结合。薛梦潇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月令类文本的出现、整合及在秦汉时期的落实贯彻问题。
可见，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问题，因关涉国家形态的演变、以经治国的开展、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结合等问题，对研究者学术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研究的难度与意义的重大无疑激发了学者的研究激情，导致这一话题的探究长盛不衰，学界用力极深，成果丰硕且见解深刻，可谓是近年来秦汉月令研究最令人瞩目的方面。
四、月令与民间社会的考察
秦汉时期民间社会节奏对自然节律存在高度依赖。民众受知识水平的限制，虽缺少在历史中留言的机会和意识，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对月令也有深刻的理解。赵敏《中国古代农时观初探》(《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将普通民众对月令的把握称之为“农夫式”的智慧。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也认为“在民间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具有一般的岁时知识。时令知识总是通过歌谣、韵语等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成为对农事活动和世俗生活的指导原则”。近年来对月令与民间社会问题的考察也逐渐升温。
《四民月令》是研究月令与汉代民间社会最重要的文献，20世纪30年代，杨联陞发表的《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食货》第1卷第6期，1935年),较早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此后，从家族、教育、农耕、商贸等不同方面，对汉代民间时令的经验总结、日常事务的以时安排、社会秩序的维持等进行考察的成果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在这其中，既有诸多共识，也存在许多分歧。
学界对《四民月令》所描述的对象问题存在不同观点。邱汉生《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石声汉《试论崔寔和〈四民月令〉》(《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萧放《〈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认为《四民月令》是对东汉田庄经济的描述。而李成贵《〈四民月令〉新论》(《古今农业》1993年第1期)、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柳春藩与沈捷《〈四民月令〉完整反映地主田庄经济说质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6期)则认为它的描述对象并非地主庄园经济，而是对包括田庄主和自耕农在内的整个基层社会行事的普遍反映。
学界虽然在《四民月令》描述对象方面存在分歧，但对《四民月令》的地位都表示了充分肯定，认为《四民月令》在整个传统农书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是王官月令向地方岁时演变的分水岭，在农家月令书方面，具有开创意义。樊志民、朱宏斌《月令书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之嬗变》(《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汤勤福《〈月令〉祛疑——兼论政令、农书分离趋势》(《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对此都有明确阐述。
近些年来，将《四民月令》与《礼记·月令》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以揭示汉代社会变迁和月令演变趋势逐渐升温。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专门讨论了月令“从王制到民俗”的问题。霍耀宗《农家“月令”的发端：从〈礼记·月令〉到〈四民月令〉》(《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认为《四民月令》虽然对《礼记·月令》多有承继，但叙述重心却转移到民间社会，它的出现显示了月令王命意义的淡化，发展取向的下移及农家月令的发端。张楠《〈四民月令〉中农业商品交易研究三题》(《农业考古》2019年第4期)和徐福举《读〈四民月令〉札记两则》(《农业考古》2020年第1期)分别从商品交易和农事安排的角度，揭示了东汉后期社会经济的变动。这种通过文本演变透视社会变动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国外学界对《四民月令》也有诸多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校注荆楚岁时记：中国民俗的历史性研究》(帝国书院，1950年)、《中国古岁时记的研究：以资料复原为中心》(帝国书院，1963年)从民俗学角度，考察时人的日常生活。德国学者克里斯廷·赫尔茨和日本学者渡部武分别将《四民月令》翻译成德文和日文，为海外学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捷。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彭世奖、林广信译，农业出版社，1992年)从农学角度，考订分析了诸种月令文本，对《四民月令》用力尤深，他列举和评论了《四民月令》诸多集校版本，认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最好。
学界对于月令与民间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虽然在部分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整体而言，并未阻碍研究向更深层面前进。需要注意的是，秦汉民间社会对月令的把握形式多样，除《四民月令》以外，各类文献和出土材料中都有零散存在，甚至各种民间祭祀、耕作、节庆等活动都带有一定的时令色彩，这需要更为细致的资料爬梳和探究。同时，通过相关文本比对，深入考察汉代国家形态演变、社会结构变迁、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变动等，已经吸引了相当学者的注意力，若假以时日，相信定能取得更多成果。
五、运用出土资料开展研究
部分出土资料如青川秦牍《更修为田律》、睡虎地秦简《田律》、张家山汉简《田律》等包含有诸多与秦汉月令相关的内容，不仅有效弥补了传世文献数量上的不足，而且也能相互印证，对以往研究起到查漏补缺，修正错谬，澄清争议的作用，甚至还能为秦汉月令的研究开辟新的路径，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各类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和发布，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成为秦汉月令研究引人瞩目的方面。
秦汉史研究的开展常受材料所限，部分出土简帛虽有零散之嫌，却依然备受学者珍视。其中，楚帛书是考察月令流变问题的重要资料，学界从地域、阶层等角度对其内容、性质、思想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前文对此已有涉及，此不赘述。银雀山汉简中的《三十时》《迎四时》诸篇与月令关系密切，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和刘爱敏《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周秦之际的历法整合》(《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从意识形态整合民间文化角度作了精彩论述。徐莹《春夏与三时：帛书〈黄帝四经〉“先德后刑”考辨》(《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对《黄帝四经》中刑德与时令关系的辨析，也推动了月令流变问题的研究。另外，学界关注到出土的律令类简牍中国家以时组织基层社会生产生活问题，如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居延汉简“毋犯四时禁”的分析；李强《秦简“归田农”考》(《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对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归田农”的探讨；欧扬《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探析》(《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对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的考察，这些成果对评估月令的政治适用范围、贯彻情况都有帮助。
不过，此类简帛零散的特点终究难以遮掩，也极大地限制了学者研究的推进。而相对完整的悬泉汉简《四时月令五十条》一经发现，就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何双全、胡平生、张德芳、谢继忠、黄人二、魏启鹏等人先后对简文进行了整理和校释，为研究的深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振波《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南玉泉《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以此考察了月令对汉代律令的影响。余欣、周金泰《从王化到民时：汉唐间敦煌地区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史林》2014年第4期)认为它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的贯彻落实。高伟洁《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的思想史坐标》(《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主要辨析了它在月令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可以说，这为我们管窥月令在秦汉社会的存续样态提供了新的支撑。
日书在各地考古过程中多有发现，特别是睡虎地、放马滩、九店、周家台、孔家坡等处所出日书，相对完整、系统，成为学界讨论月令问题的重要资料。在内容释读、文本性质探究方面，饶宗颐、曾宪通、李学勤、蒲慕州、刘乐贤、刘信芳、王子今等人起步较早，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和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系统收录了相关简牍材料，在释读、缀合方面用力很深，在释文补正方面成果显著，是近年来日书综合性研究方面重要的成果。对各地日书对比分析方面，林剑鸣《〈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刘乐贤《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作了较好的探索。通过日书探究民众精神世界和生活实践也成果频现，如王桂钧《〈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信仰、习尚、婚俗及贞节观》(《文博》1988年第4期)、刘道超《秦简〈日书〉择吉民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另外，日本学者工藤元男从“法与习俗”的角度考察日书，以此分析了国家制度与民间习俗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西北地区曾出土《王杖十简》《王杖诏令册》《旱滩坡残简》,各地也发现很多王杖实物，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与《礼记·月令》仲秋赐王杖的表述关系密切。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年第2期)、刘奉光《汉简所记敬老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马智全《王杖制度与汉代养老的多样化政策》(《简牍学研究》第10辑)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就实施的普遍性存在分歧。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对受杖者的年龄变化进行历史的考察，提出这是一个逐渐平民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另外，考述赐授王杖的历史渊源、制度构建、实施状况的成果也有很多，如郝树声《武威“王杖”简新考》(《简牍学研究》第4辑，2004年)、郭浩《汉代王杖制度若干问题考辨》(《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赵凯《〈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坛》2011年第6期)。
此外，对画像石中蕴含月令问题的研究也在持续推进。唐光孝《从〈养老图〉谈汉代养老、抚孤等民政问题》(《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卢升弟《“养老”画像砖与两汉时期的尊老爱老传统》(《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王晓晖《汉代鸠杖敬老制度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2020年第4期)通过画像砖石中王杖主领受政府赐赏的分析，讨论了月令对汉代养老问题的影响。刘克《古代节令生态习俗对汉画像石艺术的影响》(《装饰》2007年第3期)、汪悦进《入地如何再升天?——马王堆美术时空论》(《文艺研究》2015年第12期)考察了马王堆、银雀山等汉墓中画像的内容和位置安排，认为它们体现了顺天意、尊时序的思想倾向。从画像石中考察月令问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方式，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总之，出土资料有力推动了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不仅使旧的话题获得新的突破成为可能，而且为相关学术争议的廓清提供了史料基础，更使研究领域的开拓成为可能。学界对于出土资料的发现也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如近年海昏侯墓一经发掘，张克宾就发表《海昏竹书〈易占〉六十四卦时月吉凶与方位问题管窥》(《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4期),认为《易占》十二个月匹配六十四卦以论吉凶，并关联不同动物的体例，似乎与月令有一定关系。不过，综合各类出土资料，加以全面系统考察尚有欠缺，其中，刘娇《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做了很好的尝试，在将上博简、青川《田律》、张家山汉简《田律》、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等类分的基础上，结合《管子》诸篇，讨论了“时”与“令”的区别，又叙及各类日书材料，考察其社会影响。而刘鸣《月令与秦汉时间秩序》(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也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各类出土资料，系统探讨了秦汉时期国家时间秩序的建构及具体实施问题。随着各类新出简牍资料的陆续整理和发布，相信秦汉月令问题也会迎来更多新的突破。
六、余论
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逐渐兴起，在逐渐摆脱经学研究理路之后，伴随着史学的新发展而不断拓展至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领域。虽历时弥久，但学界对此仍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并推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思路来看，学界不再满足于文字考据、音韵训诂，而尝试从制度、地域、学派、天文、历法等各方面加以考察，也注意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资料运用来看，细致梳理相关传世文献的同时，也对简帛、壁画等各种出土资料保持了高度关注；就研究层面而言，既关注知识精英的理论阐述，也细致梳理了月令对国家制度的渗透，而且还留意到贯彻与落实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对争议较大的话题做出分解以期获得更合理的认知，对具体研究较为充分的方面则尝试了综合，并且对海外研究动态保持了较好的关注，对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借鉴。此外，以秦汉月令为选题的学位论文频现，也进一步说明这一话题仍然保有旺盛的生机。总之，学界对旧有研究成果作了较好消化和吸收，多方面、多层面、多角度推动秦汉月令研究持续走向深化，解决了一些争议，补正了部分阙谬，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这充分表明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在整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管窥蠡测，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用力之处。第一，与秦汉月令相关的传世文献挖掘殆尽，研究的深化越发倚重出土材料。所以，新出简牍的整理是当务之急，而各种零散简牍的缀合编连也应加快步伐。第二，专题性和比较性论述日渐丰富，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探讨也是值得用力的方向。第三，秦汉月令问题的部分争议仍然未能取得共识，如何条分缕析，得出权威且具说服力的结论，也是未来学界要面临的难题。第四，月令在民间与朝堂的分流及其上下互动，是考察秦汉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及人身依附关系等变迁的一个窗口，应当大有可为。第五，立足秦汉展开研究的同时，对源起流变的追溯做了大量工作，而魏晋时期地方岁时记的兴起及其与月令的密切关系，可以构成月令研究新的生长点。第六，挖掘月令中的有益因素，缓解社会若干问题，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助力国家治理和社会和谐，实现古为今用，也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秦汉月令问题的研究必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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