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70—P7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原题《革命与学术的整合：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摘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1期，周学军摘

近代以来，科学化成为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但对科学化的理解和认知却存在巨大分歧。回顾考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蕴含的“经世”取向，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要“经世”，进而探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追求对当时学界的独特价值所在，对理解和澄清科学史学的内涵、推动当下史学建设，将有重要助益。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要“经世”？“五四”以后，史学科学化蔚为风气，实验主义成为一种强势潮流。而实验主义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首故纸堆。即便民族国家面临危难，也只是以读书救国、学术救国自解。奠基于“五四”、兴起于社会史大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什么要逆流而上，重振“经世”之风呢？这应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环境和内在理路来分析考察。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而是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而诞生并发展的。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的前途命运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追求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于救亡目的，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中心关怀，为反抗外来侵略、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因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重要的“经世”意义，首先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这就是自18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体制内改良运动的失败，“革命”成为完成这一任务重要甚至唯一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航向。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经世”的内在逻辑理路。不同于以往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品格，认识最深刻、强调最充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将革命、政治与历史密切联系起来，将历史研究视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因此，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带有革命基因，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革命学术”。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追求，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呼应和接续。任何一种外来异质的学术，要在本国扎根生长，必须与本国固有学术传统相融合，获得本国学者的认同。胡适等人提倡效法的西方实证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声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清代考据学的契合以及对“实事求是”传统的接续。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功，则缘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接续和发扬。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尤其注重发挥历史的明道和资治功能。明道功能表现在自孔子著《春秋》之后形成的史学传统。古代史学的经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取向提供了学术土壤和历史借鉴。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立场和内容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融入革命实践，追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出其自身的时代特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经世”？与追求科学化、标榜客观中立的实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现实诉求直言不讳。在史学的目的和价值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认识，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并付诸实践。那么，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经世的，又是怎样将他们的史学研究与当时的革命活动连接贯通起来的呢？

一是投身社会史大论战，通过历史研究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对象、性质问题寻求解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成为各方人士思考的重点。要确定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先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由此，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和论争如火如荼，出现了理论斗争的高潮。社会史论战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蕴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只有解决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明确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才能确定其对象、目标和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通过这场大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是积极融入抗战，成为文化抗战的一支生力军。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过去的理论论争走上对中国历史加以整理的道路，同时积极从事反对妥协投降的理论斗争。此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和重庆两支主要队伍，承担起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

三是致力于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批判和清算侵略史观等错误观点及思潮。这些工作激发了当时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鞭挞了妥协投降的言论，有力地声援了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疯狂军事侵略的同时，还从事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极力散布各种为侵略辩护的思想和言论。因而，批判和清算侵略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义不容辞的使命。抗战胜利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家还积极利用历史知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革命事业的继续推进提供助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的意义与启示。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科学化史学的一翼，集“致用”与“求真”于一身，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诉求，又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蕴含着值得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启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具有现实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合理性，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和抗战，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致用，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可以视为对民国时期主流学风的纠偏与平衡。

其二，在革命年代追求经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力配合了当时的革命和抗战需要，成为现实生活实践中一种发挥独特作用的文化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社会史论战而言，论战的成果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为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战争年代所留下的印记和色彩，尤其是过于强调致用性或革命性，而弱化了史学研究的求真性或科学性。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看作战时学术，其特点是高度的革命化和政治化。但是，革命学术、战时学术毕竟不是一种常态的学术。当时的文学、哲学领域也是如此。所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时势使然。不过，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与和平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战时学术、回归常规建设的势头越来越显著。

总之，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取向值得继承和发扬。这种经世传统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其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不能因时代条件的转换而抹杀。经世追求与科学性、客观性并非一种绝对的互斥关系，但前提是应当保持求真与致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互动。在此基础上，经世致用也要与不同的时代主题、社会重大问题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呼应对话，不断扩充新的内涵。不论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看，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史家将自己的生命、史学的生命与大众、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如此才能在研究中创造历史，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一言以蔽之，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以坚实的学术研究和卓越的历史智慧参与社会现实的革新，仍是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