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码、客厅战争和家园认同——戴维·莫利的受众民族志透视

国内传播学界对于戴维·莫利受众民族志的讨论往往局限于《举国上下的受众》和《家庭电视》两部作品，将其理论背景简化为“编码与解码”，未能注意到莫利在理论资源方面的持续更新，更对其在1990年代之后的演变重视不足。本文以莫利不同阶段的受众研究作品为论述对象，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思潮演变中予以审视，认为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强调能动和结构间的辩证关系，受众与其说是经验对象，不如说是反思文化霸权的枢纽。

01

引论：

“模糊论断”遮蔽下的学术历程

詹森（Jansen，2008：71-112）在反思传播研究的境况时指出，“该领域充斥着因忽视自身历史所带来的碎片：片面的真相、孤立的事实、限于主观的愿望，漫画式的描摹，轶事以及反转”。由于缺乏清晰完备的历史叙事，“模糊论断”（thin claim）遍布传播研究领域，并在岁月积淀中钙化成“常规知识”（received wisdoms），阻碍着学术创新。自1980年代晚期以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受众民族志就因其在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范式中的开创地位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论述。例如冈特利特和希尔（Gauntlett & Hill，1999：3）认为，“任何有关电视、家庭以及日常生活的研究均无法忽视戴维·莫利的开拓性贡献”。新世纪以来，莫利的研究亦得到我国学者颇多讨论，伴随着相关文献的积累，詹森所说的“常规知识”日渐形成。然而细察既有文献，不难发现其中夹杂若干“模糊论断”。

一方面是已有研究对方法（method）和方法论（methodology）的暧昧不明。吉尔斯奈（Glesne，2016：6）认为，方法指收集数据的具体手段，而方法论则是居于方法背后的，具备统摄作用的理论取向。潘忠党（2007：4-15）指出，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跟一定的理论取向不可分割”。以此为参照，我国学者的论述往往在方法和方法论之间摇摆不定，例如石长顺等（2005）认为，莫利让受众“观看两期《全国新闻》，然后研究各组的解读”。杨东篱（2020）指出，莫利“主要采取了在受众团体中进行深度访谈的方式”。上述论点显然着眼于方法。与之相应，一些学者对莫利著作的研读更为深入，注意到他的受众民族志在方法层面并不完全符合人类学的标准，进而尝试从方法论层面评估其特征。例如金玉萍（2011）认为莫利的研究“只能算具有民族志倾向”。曹书乐等（2013）发现“莫利仅在考察受众反应的部分使用了深度访谈的方法，其余则更多是在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剖析电视节目文本的内容。这些均和传统民族志方法关注具体现象、强调特殊性等旨趣不尽一致”。张放（2015）在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二者并不相同，主张将前者称为“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并断定二者共享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以及包括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思想资源。然而，方法论是方法、理论框架和认识论彼此互动的界面（Crotty，1998：11）。如要准确把握一项作品的方法论，则必须厘清其间牵涉的理论背景以及认识论前提。由于我国学者往往将莫利研究的理论资源简单化为“编码/解码”，未能充分注意到莫利对该模型的突破，以及在理论观念方面的持续更新，从而限制了对其方法论特征的准确理解。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已有研究多以《举国上下的受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下文简称《举国上下》）、《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为分析对象，对后续演变关注不足。作为对传播研究量化传统的反拨，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自1980年代起形成浪潮（Schrøder，1994）。上世纪90年代，当西方学术界有意识地回顾此浪潮的历史轨迹时，莫利成为绕不过去的名字（Moores，1993：22）。至1990年代晚期，民族志日渐融入传播研究的既定版图，不再是学术创新的前沿。或许是受此影响，我国学者在讨论莫利时往往聚焦于其在1980年代的作品（熊慧，2013；李鹏，2013；张放，2015，2020；黄典林，2016）。可实际上，在出版《家庭电视》之后的第二年，莫利就前往布鲁内尔大学，参与由西尔维斯通（Silverstone）领衔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家庭使用”计划（HICT，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家庭关系：大不列颠家庭收视的框架》（Domestic Relation：The Framework of Family Viewing in Great Britain），《家庭传播：技术与意义》（Domestic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媒介受众传播与语境：对于媒介受众的民族志视角》（Media Audiences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Audience）。在上述论文中，莫利对民族志的具体运用方式持续变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但民族志依旧作为参照点浮现于莫利的诸多论述之中——例如1996 年《电视的地理学：民族志，传播和共同体》（The Geography of Television: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ty）、2001年《归属感：媒介化世界中的地方、空间和认同》（Belongings——Place, Space and Identity in a Mediated World）、2003年《和“家”的关系在哪里？技术驯化和家居去地域化中的矛盾动力学》（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Contradictory Dynamic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等——上述文献并未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在个人旨趣、理论思潮与时代语境的交叉碰撞中持续演进。如果将其视为一项绵延近半个世纪的“连续统一体”，那么其间有何断裂？又有何接续？在方法论层面有何特征？

对上述问题的有效廓清，需要将莫利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展开过程，特别是相应的理论背景中重做审视。格雷（Gray，2003：4-5）认为，方法与其说是一种“通用技巧”，不如说是一项同研究议题、问题意识、调查现场等有机连接的程序，唯有在研究过程中方能展现自身。而要把握此过程，必然要求考察莫利同文化研究间的有机关联。曼海姆（2002：27）早有论断，“即使最孤独的思想家也不是通过离散的知觉，而是在一个更广泛的、以某种方式影响其生活的思想设计的基础上来思考的”。莫利不仅是受众研究者，更是文化研究学者。自1972年进入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来，莫利就深度卷入文化研究的发展之中：他受教于结构主义主义马克思盛行的1970年代（Morley，2007a：259-269）；深度介入198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Morley，1996a：324-359）、传播政治经济学（Morley，1998）、全球化（Morley，1991；2003；2006a）的历次论争；近年来，莫利又成为“移动转向”、“物质性转向”（Morley，2017；Morley，2021：22-37）的积极探索者。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始终镶嵌于文化研究的演变之中，唯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予以反观，方能获得一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学术演化图景。

02

发端：

编码/解码模式是如何被操作化的？

在既有的学术史叙事中，《举国上下》常被视为“编码/解码”的检验之作，二者似可无缝对接。可当我们沿此思路细读1973年版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下文简称《编码与解码》），却发现此文对于受众的论述极为粗浅，理论建构并不完整，研究方法更是付之阙如。这就意味着，在将“编码/解码”操作化的过程中莫利必然需要经历一番思想跋涉。

莫利1949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1960年代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1970年代初，英国社会动荡不安，产业抗争此起彼伏。莫利希望在博士阶段研究媒体对于产业冲突的报道，后经帕金（Parkin）介绍于1972年进入CCCS媒介小组（莫利，2010：27-28）。1970年代的CCCS正在霍尔（Hall）的带领下迈向“结构主义”（Hall，2019a：47-70）。CCCS学者运用“文本分析”对媒介文本的指意实践烛幽洞微，再借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概念贯通微观意义分析与宏观社会批判，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浪潮。尽管身处此浪潮的中心，深受社会科学熏陶的莫利并不认同上述过分强调文本的研究路径（莫利，2005：6）。正在此时，《编码与解码》“横空出世”。

《编码与解码》最初发表于莱斯特大学的研讨会。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哈罗伦（Halloran）在此会议上发表论文《理解电视》（understanding television）。霍尔在《编码与解码》中赞同哈氏的观点——既要考察讯息一端的生产结构，也要研究受众对讯息的理解与使用——但却对其秉承的行为主义方法论不以为然。他一方面以结构主义反拨行为主义，另一方面倡导将文本解码与受众的“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CCCS的“文本中心主义”（Hall，2007：286-398）。此思路正中莫利下怀。在1974年论文《受众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ing of the Media Audience）中，莫利勾勒出受众民族志的最初思路。

既然电视讯息是一组符号，不同受众解码的差异源于“交流能力”的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受众的“交流能力”？霍尔在此问题上语焉不详，莫利将目光聚焦于教育系统。以“使用与满足”为参照，莫利强调对受众能动性的考察应当兼顾社会结构，伯恩斯坦（Bernstein）的教育语言学成为突破口。伯氏（1985：101-119）认为，社会结构产生特定的语言形式（即“语码”），并塑造人的行为。“语码”分为“曲阐码”（elaborated code）和“局限码”（restricted code）。“在'曲阐码’环境中，个体可以更好地社会化，从而与社会秩序建立反思性关系；在'局限码’环境中，个体社会化程度较低，对社会秩序的反思能力较弱”（Bernstein，1971：136）。从文化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莫利对“语码理论”予以双重改造：他一方面批评伯恩斯坦忽视“语码”的意识形态色彩，“'曲阐码’是以主导意识形态的概念形式（conceptual form）在教育系统中传播的”；另一方面认为伯氏未能注意到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主张将受众视为“一个复杂结构，由一系列重叠的亚群体构成”（Morley，2007b：399-413）。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莫利历史性地将“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引入受众研究。

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意义上的民族志不同，“交流民族志”仅仅关注特定场景中的语言使用现象，力求发现其间的特定模式（Hymes，1962：13-53）。在《举国上下》中，莫利对人工安排好的受众小组进行访谈，希望通过分析受众的解码特征——例如讨论时的话语是否和电视主播的遣词造句一致？对议题的排序是否和主播相同？是否存在一些主播没有提及但却得到受众特别注意的议题？——来测量受众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偏离程度（Morley & Brunsdon，1999：145）。

时至今日，《举国上下》已成为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中绕不过去的经典，但在其问世之初，迎接它的却是“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 silence）；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莫利和布伦森对电视文本做出分析的《日常电视》（Everyday Television）却引发更多讨论（Morley & Brunsdon，1999：2）。如此悬殊的遭遇映射着彼时的学术思潮。整个1970年代，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考察媒介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都是CCCS媒介研究的主流（Hall，1982：52-86），《举国上下》仅仅是上述问题意识在受众问题上的一次偶然投影。受众与其说是研究对象，不如说是以阶级为参数考察意识形态作用范围与效力的支点。

03

重构：

人类学关照下的“客厅战争”

莫利曾言（Morley，1998），“学术的发展进程往往表现出多向性。在此多向性中，新的观念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植入旧的观念。旧的观念通过选择、吸收、综合得以转型”。1979年，莫利、霍尔离开CCCS（Turner，1990：59），文化研究历史掀开新的一页。随着英国社会迎来“伟大的右转秀”（Hall，2019b：374-392），莫利的受众民族志持续演变，其中有断裂，更有重构。

在方法论层面，莫利逐渐远离以语言为中心的“交流民族志”，转向更具“整体性”的人类学。

《举国上下》以结构主义为基础，莫利将受众主体概念化为“交互话语”，将“解码”定义为不同话语间的“接合”。然而上述模型看似颇为“精致”，一旦进入经验层面就迅速崩裂——莫利发现，阶级地位和解码之间并无直接关联（Morley & Brunsdon，1999：269）。经验表明，受众的“解码”远非“主体”、“文本”两个要素所能穷尽，更牵涉“语境”。维特根斯坦（2015：15）早有断言，“语言绝非漂浮于日常生活之上，而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唯有考虑到使用符号的语境以及赋予它们意义的社会关系，方能恰当地解释符号。

上述逻辑推动莫利在《家庭电视》中将研究对象转换至家庭中的电视观看活动，并试图将文本解码与电视的社会使用（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结合起来（Morley，1986：39）。当结构主义被后结构主义所超越，阐释社会学取向的家庭休闲研究成为莫利调用的主要理论资源。以韦伯（Weber）为起点，厘清人类行动背后的意义结构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演进的重要线索。在米德（Mead）、加芬克尔（Garfinkel）等人的论述中，人类主体既非笛卡尔（Descartes）哲学中脱离于肉身的纯粹我思，亦非结构主义视角中话语运作的被动投影，而是积极建构现实的社会行动者。受到古德曼（Goodman，1983）等人的启发，莫利主张将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视为一个“系统”，家庭成员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特定的意义结构，电视观看活动必然受制于此意义结构，亦对该意义结构造成影响。在此理论背景下，莫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深度访谈法，对18个家庭进行入户访谈，先对父母提问，然后邀请孩子加入。访谈时间持续一到两个小时。莫利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包括：在不同阶级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使用电视的目的是否存在不同？家庭成员如何理解上述差异？如何协调电视使用中出现的争端等（Morley，1986：40）？

在《家庭电视》的后记中，莫利的遗憾之意表露无遗。他最初希望建构一个包含家庭休闲偏好、经济地位等维度在内的电视使用模型，最终却无法对所有维度理论化。更为重要的是，他原本计划考察家庭人际关系对电视收视的影响，但时间有限的深度访谈法使他倒退至“性别个体”（Morley，1986：169）。带着上述遗憾，莫利参与HICT之中。在布鲁内尔大学，莫利的思想持续演进。在1988年论文中，莫利认识到此前的研究因缺乏“参与观察”所带来的局限，“由于缺乏对访谈情景之外的受众实际行为的参与观察，我只能获得访谈对象对我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显然受到访谈对象的文化和语言框架的限制”（Morley，1988：22-48）。上述想法推动莫利走向人类学。在一次访谈中，莫利坦言在1980年代之后深受人类学影响（莫利，2010：51）。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讲，莫利走向人类学实为逻辑的必然。尽管在《家庭电视》中，莫利已经注意到家庭语境对受众的影响。但彼时他的视野依旧局限于狭隘的“媒介-文本-受众”闭环。可实际上，受众的媒介活动与日常生活实践密不可分。西尔维斯通（2004：198）一语中的地指出，“探讨受众问题不是要探询一组预先安排好的个体或已严格定义的社会团体，而是应当深入到一系列日常实践和话语中。正是在这些实践和话语中，观看电视的复杂行为与其他行为并置在一起”。既然研究视野扩展至“无休止变化的，持续进化的日常生活的万花筒，以及媒介与日常生活的整合与镶嵌”（Radway，1988），那么致力于在整体层面关照人类生活意义构成的人类学方法就成为莫利的必然选择。在1991年与西尔维斯通合作的论文中，莫利终于转向马林诺夫斯基传统中的民族志，“传统上将民族志方法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该方法可以被定义为对'行动的多重结构语境’（multiply structured contexts of action）予以分析，致力于对研究对象的生活与价值予以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叙述”（Morley & Silverstone，1991：149-162）。在HICT中，莫利同西尔维斯通等使用包括参与观察、时间使用日志（time use diary）、家庭地图（household map）等在内的方法（Silverstone，Hirsch & Morley，1991），研究对象也随之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电视的意义——文本和技术的意义——需要被理解为受众在语境化的实践中浮现出的属性”（莫利，2005：227）。

与方法论层面逐步迈向人类学民族志相平行，在问题意识层面，莫利亦经历了颇为曲折的探索。由上文可知，《举国上下》实为1970年代CCCS主义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在受众问题上的一次投影。进入1980年代，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渐次兴起，福柯（Foucault）逐渐取代马克思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Dworkin，1997：246）。在此背景下，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日渐民粹化（Turner，1990：187）。以费斯克（Fiske）为参照，在1978年与哈特利（Hartely）合著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中，费氏强调电视在形塑受众阶级意识时的重要作用（Fiske & Hartely，1978：79），而在1987年的《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中，费氏转而鼓吹“符号民主”（Fiske，1987：23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利坚持对受众的民族志考察必须同批判性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当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间的对应关系逐渐瓦解（Hall，2009：222-246），莫利试图挖掘出家庭媒介消费的多重权力轴线，洪美恩（Ang，1996）将此形象地称之为“客厅战争”（living room wars）。在《家庭电视》中，莫利关注家庭成员间的性别、代际差异对电视收视行为的形塑，即所谓的“内在动力学”。在HICT中，莫利又在此基础上拓展出“外在动力学”（Morley & Silverstone，1990）。

根据西尔维斯通（Silverstone，1994：37）的考证，家庭生活的出现乃是西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崛起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在于私人空间与公共世界相分离，“这是一个能够维持和保护个人快感和社会关注（social preoccupations）的世界，屏蔽公众注意的侵扰”。进入20世纪，传播科技不断重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边界。从威廉斯（1994：38）的“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到梅洛维茨（2002）对戈夫曼（Goffman）“前台”、“后台”的改写，再到斯坎内尔（Scannell，1988：15-31）关于媒介对家庭时间配置的分析，媒介对于私密空间的塑造得到诸多学者的注意。受此启发，莫利试图将传播技术放在“公”、“私”边界不断变化的关系中予以考察。

为了整合HICT中一系列经验研究，莫利与西尔维斯通等（Silverstone，Hirsch & Morley，1992：13-28）提出“家庭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家庭道德经济学”首先将受众的媒介实践置于家庭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仪式、媒介技术的购置与陈列、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边界的设定等——予以考察，再将不同家庭置于社会结构中予以反思，试图捕捉家庭文化与社会结构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单位的家庭具备创造和维持其自主性和文化认同的能力。在持续不断的再生产中——阶级、种族、地理等因素彼此碰撞——家庭在日常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

尽管间隔着18年光阴，“家庭道德经济学”与莫利在1974年的受众研究蓝图一脉相承。彼时莫利提出建构关于受众的文化地图（cultural map），以求找到受众“多元化”的解码方式同阶级结构之间的联系，而在“家庭道德经济学”中，莫利试图找到不同家庭的媒介驯化方式与阶级、种族、地理等结构性问题的关联。18年的学术历程让莫利终于认识到完整把握受众媒介活动的意义必须注意语境，但他却并未陷入“语境主义”，始终坚持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莫利，2005：195）。

04

接续：

全球化时代，何处是家园？

莫利（Morley，1993）曾以“钟摆”比喻传播研究的思潮更替。1970年代，结构性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笼罩传播学领域；1980年代，民族志兴起，前者“相形失色”；进入1990年代，时代风气再次转换，民族志对于宏观结构的忽视引发诸多批评，卡伦（Curran，1990）讥之为“新修正主义”（new revisionism），西曼（Seaman，1992）称其为“空洞的民粹主义”（pointless populism）。面对上述非议，莫利积极捍卫民族志的价值，“任何对于宏观过程的分析——如果缺乏对微观消费过程复杂性的充分考察——就有可能过分简略，遮蔽重要的差异……问题在于将对人们'生活世界’的诠释性研究和对结构性变迁的考察结合起来”（Morley，1991）。整个1990年代，全球化话语风靡世界，莫利尝试从民族志出发介入其中，“在我们得出太多关于地球村性质的结论之前，我们或许需要走进一些帐篷（tents），看一看其中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还应当问一问他们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样一来，我们或许会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事情会呈现出有趣的差异”（Morley，1996b：317-342）。

詹森和福克海默（Jansson & Falkheimer，2006：7-23）认为，莫利的学术事业经历两重转向：由《举国上下》到《家庭电视》为“语境转向”（contextual turn），由《家庭电视》到《认同的空间》（Space of Identity）、《家庭疆域》（Home Territory）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家庭电视》中，尽管莫利已经认识到对受众的考察需要结合家庭语境，但他并未对“家”本身予以理论化。临近20世纪末，莫利致力于拓展“家”的文化维度，其不再被视为物理空间，而是文化空间，即家园（heimat）。莫利所论述的家园，意义接近于人类学视野中的地方认同。

自博厄斯（Boas）开始，文化（culture）、民族（people）与地方（place）三者间的互嵌关系就成为人类学的潜在预设，地方认同与地域空间高度重合（Gupta & Ferguson，1992：6-23）。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上述对应关系逐渐瓦解。“大规模迁移（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影像、文字与知觉也在同时经由大众媒介而迅速流动之时，现代主体性的产生便有了一种新的不稳定性”（阿帕杜莱，2012：5）。在此背景下，地方认同的重构成为彼时人类学民族志的前沿话题，“当文化差异因大规模移民和晚期资本主义的跨国界文化流动而日益去疆域化，人类学家对认同和文化差异如何以新的方式被空间化产生特殊的兴趣”（Gupta & Ferguson，1997：1-29）。

受到上述思潮的牵引，莫利力求将对受众媒介实践的民族志考察与对地方认同重构的分析整合起来，即在“家居经验技术化挪移”（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媒介驯化（Morley，2006c：21-39）。本尼迪克特（2005）早已阐明，地方认同不仅源于面对面的互动，更与媒介所提供的想象性连接高度相关。媒介技术在20世纪晚期的高速演进为旧有地方认同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变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它们打破既有边界（国家和家居层面），以新的方式接合公私空间。对于新型影像空间和文化认同的分析需要扎根在对日常生活实践和家庭仪式的考察之上。正是在上述过程中，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电子共同体得到重构”（Morley & Robins，1989）。

秉承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莫利关注地方认同重构过程中的权力维度。该重构“既非简单的随机过程，亦非纯粹的个体差异，而是与社会的、文化的分界线相关”（Morley，1991）。受众在建构地方认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排斥”现象成为莫利的分析焦点。当各式信息经由媒介频繁涌入，陌生与熟悉混杂在一起，家园变成“幻影”（Bauman，2001），如何管控信息的“入侵”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化地理学家西布利（Sibley，1995：91）指出，人类自发的、污名化异己性的倾向会转化为对社会空间的净化冲动，“贱斥感（feeling of abjection）、个体对异己性的拒绝，以及物质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对异己性的恐惧会被投射至由客体与空间组成的家园中，后者可能被不服从管理的人、活动和物品所污染”。受此启发，莫利（Morley，2001）主张从“边界维护仪式”（ritual of boundary maintaining）的角度考察不同规模地域的受众在维护地方认同时所采取的媒介管控行为，“这种管控无可避免地涉及争斗。人们试图将异己性排斥至种族的、文化的纯净空间之外——无论是家庭层面、邻里层面抑或国家层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由谁来决定谁属于这个地方，谁又应该被驱逐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莫利在1990年代之后不再亲自展开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而是借助既有的民族志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在《家庭疆域》中，莫利援引诸多和“排斥”现象有关的民族志成果：家庭层面，博德诺克斯（Bodroghkozy）在研究1960年代情景喜剧时发现，当白人观众看到有色人种出现在电视中，会怒不可遏（Morley，2000：151）；国家层面，巴卡德娃（Bakardjieva）指出，对于受众而言，卫星电视在地方和电视荧屏之间建立一个富有张力的区域，但对于政府而言，它却是“危险”的对象。伊朗政府将卫星电视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法国民族阵线（French National Front）禁止伊斯兰移民搭建卫星电视天线（Morley，2000：102-104）；超国家层面，欧盟自冷战结束后就一直致力于通过打造“欧洲影音空间”建构超越国界的欧洲认同，但此措施无形间压制种族差异（Morley，2000：259-261）。莫利指出，上述现象皆源于同质化的、内向的地方认同形式，他提倡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家园观念，人们彼此间可以围绕差异展开对话（Morley，2001）。

尽管不再亲自展开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但莫利在方法论层面对民族志的反思却从未停止。尤为可贵的是，在引领民族志取向的受众研究近20年之后，莫利依然拥有自我更新的学术勇气。面对彼时的民族志浪潮，莫利的观点冷静且自省（Morley，2006b），“民族志是好东西，但是它总有坠入'轶事癖’的风险，我们不应该混淆案例的生动性和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实际上，从民族志案例'外推’的过程从来都需要特别的注意”。为矫正民族志的局限，莫利（Morley，2000：4）提倡“扎根理论研究法”（grounded theory approach），试图推动民族志成果与多元学术观点的对话，实现具体经验和理论想象之间的崭新平衡。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面对充斥学术界的“技术决定论”，莫利（Morley，2012）将上述扎根进路进一步发展为语境化研究法（contextualist approach），“问题的关键在于语境。没有技术会直接产生作用。我们必须首先问，究竟是哪些人对技术有兴趣，人们对于技术的反应会受到他们的文化剧目（cultural repertoire）影响；下一步的问题才是他们如何以多样性的方式使用这些技术”。莫利所说的语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家庭文化——例如HICT的研究主题——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历史情景和地理环境。

05

结语：

能动与结构之间

——莫利受众民族志的特征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Huimin，2011），莫利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尽管自己在受众研究领域享有盛名，莫利却并不自认为是受众研究者，“我从来没有对电视或者受众产生特别的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文化权力问题。研究受众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意识形态或者文化霸权予以操作化的手段。正是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得以显现自身”。莫利的夫子自况道出其受众民族志的特征。受到CCCS影响，对于莫利而言，受众与其说是学院内部知识生产的特定门类，不如说是反思文化霸权的支点。

作为发端于英国新左派的知识实践，CCCS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发掘文化的政治维度以质询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其无意局限于学院内部实现对知识的精致化，而是致力于以批判性的角度与新兴的社会趋势形成联系，它所致力于生产的“不是作为求真意志的理论，而是作为一套争论的、在地化的、情境性知识的，必然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被争论的理论。而且这种实践始终考虑到自己对一个领域的干预，并在其中可以产生出差异来，产生出某种效应来”（Hall，2005：2-35）。1970年代以来，莫利的受众研究始终被英国社会特定历史情景中的文化论争所驱动，他希望借助对受众的经验性考察实现对理论命题的校准，唤起左翼力量的历史自觉（卢卡奇，1999：50）。

正是由于将文化批判——而非创造逻辑上完美无暇的理论体系——作为知识生产的最高目标，莫利以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不断跨越既定的学科边界。他尤为赞赏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1995：20-50）。按照霍尔的阐释，马克思所谓的“具体”指“拥有许多决定因素和关系的丰富整体”（a rich totality of many determinations and relations），它的浮现离不开理论建构的过程，“'人口’这个简单的范畴必须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才能被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包括：奴隶主/奴隶，领主/农奴，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思维通过将简单的、统一的范畴分解到组成它们的真实的、矛盾的、对抗性的关系来达到这一区分”（Hall，2003）。半个世纪以来，莫利始终游走在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嬗变的前沿，不断因应不同阶段历史语境中浮现的权力关系而对受众予以理论化：在结构主义引领知识潮流的1970年代，莫利将结构主义、社会语言学冶为一炉，以受众为话语节点考察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在后现代主义风靡知识界的1980年代，莫利调和社会学、人类学，考察家庭语境中媒介消费的微观权力关系；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莫利整合文化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聚焦于地方认同重构中的社会“排斥”。进入21世纪以来，他积极将交通研究（transport studies）、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等融入传播学的理论图景，强调被“新移动范式”遮蔽的权力维度（Morley，2017：2）。

与之相应，莫利对理论资源的调用并不是无序的，而是与民族志相结合。莫利尤为警惕过于理论化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每当你运用理论进行抽象的时候，你都需要问一问自己，这种抽象所带来的益处——借助抽象你可以对文化模式做出有序的分析——是否足以弥补其必然带来的损失，你将失去对特定情景的某些把握”（Huimin，2011）。从“交流民族志”到深度访谈，从人类学方法到近年对“扎根研究法”（Morley，2000：4；2011）、“语境化研究法”（Morley，2012）的提倡，莫利始终致力于将对媒介现象的微观考察与结构性反思结合起来。正如希尔等人（Hill et al.，2021：1-15）的评价，“莫利善于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和结构性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在此意义上，莫利的受众民族志与以勒尔（Lull，1980）为代表的阐释性民族志研究、以斯皮陶尼克（Spitulnik，1993）为代表的媒介人类学拉开了距离。

本文所完成的更多的是一项“补足”和“勾连”的工作。所谓“补足”是将莫利对于民族志的开拓与发展置于具体的理论背景中予以重访，以求廓清既有论述的诸多含混之处；所谓“勾连”，是将莫利的诸多民族志研究重置于文化研究思潮变迁中予以整体性审视，厘清其断裂之处，辨识其持续不变的思想主题，把握其方法论特征。对莫利受众民族志近半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当然是为了廓清一些晦暗不明的问题，更是为了全面理解其精神，从而找到与当代中国社会对接的可能路径。正如霍尔论及葛兰西时所言，“要小心、耐心地把它们从其赖以成长的独特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并移植到新的土壤中”（Hall，1986）。在媒介化的当下，媒介一方面成为宏观社会制度运行的前提，另一方面成为微观个体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脉络。我国传播学者不应仅仅将受众视为一个和媒介相关的狭隘概念，而应当不断为其赋予新的理论内涵，为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做出智识贡献。

（王琛元：《文本解码、客厅战争和家园认同——戴维·莫利的受众民族志透视》，2023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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