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下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历史系讲师高昊博士应邀来到“清华历史讲堂”，进行了一场题为“关于英国与现代世界形成的几个问题”(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An Overview)的学术讲座。来自本校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国内外著名大学的30多位师生前来听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梅雪芹教授首先介绍了高昊博士的求学历程。高昊博士在国内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萨塞克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年，高昊博士从为数众多的国际优秀青年学者中脱颖而出，获得英国罗素联盟名校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永久性教职，现任该系帝国与全球史中心讲师、博士生导师，这无疑代表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人才培养的新高度。其次，梅雪芹教授高度肯定了高昊博士对讲座题目的选择，认为高昊博士在此领域颇有建树，作为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新一代学者能够给国内学人提供很多新的学术信息。同时，国内学人对这一主题也并不陌生，其中很多内容都能够引起讨论与共鸣，有利于学术交流。
在讲座中，高昊博士从“modern”和“modernity”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入手，分四个板块展开讲解，它们分别是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The Victorian Crisis of Faith）。高昊博士指出，虽然其中几个标题看似熟悉，但如何以更宏观、更新颖的视野来审视这四个板块及其关系，是深入理解现代世界形成及其影响的关键。
在“启蒙运动”板块，高昊博士认为，虽然学界对现代世界起源于何时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启蒙运动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且具两面性。一方面，启蒙运动空前地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时间的理解。在此之前，历史往往被认为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或不断衰败的过程。从启蒙运动开始，理性与进步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线性向上发展的观念逐渐普及，人们开始真切地认识到人类有能力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带来的线性发展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现代世界的一系列问题。知识与理性为西方带来的飞速进步使很多西方人将“现代性”与“西方模式”等同起来，“现代”被定义为单一且固定的西方模式。由此，西方人自然地将西方文明置于人类历史进步阶梯的顶端，视所有非西方文明为落后文明，需要西方的拯救或改造。这一观念也成为此后种族主义、殖民征服的思想根源。
关于大分流问题，高昊博士从何为“大分流”说起，强调其常被忽视的学术史背景。他指出，“大分流”的最初提出者并非人们熟知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而是《文明与冲突》一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著名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琼斯（Erik Jones）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类似观点。然而，他们的学术主张在学界并未引起较大反响，这主要由于他们是站在倾向西方的立场阐述这一观点，认为大分流是西方和西方以外世界的分流。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当时已缺乏新意。相比之下，彭慕兰的大分流学说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其从新的角度，对英格兰与中国江南地区进行了细致、均衡的比较研究，并得出欧洲在19世纪前并未领先中国的结论。因此，彭慕兰的大分流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西方学术界对现代世界形成问题的再认识。这一认识转向及其宏观学术背景值得国内学人重视与思考。
接下来，在“工业革命”板块，高昊博士由彭慕兰的理论出发，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工业革命起源问题的多种看法和前沿观点，特别是2010年以来英美学界对此问题的最新争论。其中，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吉尔（Joel Mokyr）强调文化和制度的突出作用，并提出“工业启蒙运动”（Industrial Enlightenment）的概念。他认为，18世纪的欧洲人对科学、知识和发展等理念充满热情，并热衷于以实验为手段推进技术创新，这种启蒙对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欧洲特殊的政治格局也为科技创新及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对于当时的企业家和发明家来说，一旦自己的观点和技术在一国不受欢迎，他们大可以前往其他国家寻求扶持和资助。而以上这些因素都是非欧洲地区所不具备的。然而，莫吉尔的理论未能很好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在英国，而非法国等同样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欧洲国家。他的观点受到了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等学者的质疑。艾伦注重从经济角度考察，他提出，18世纪中叶英国独特的经济格局是激发英国人进行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劳动力成本高昂，而煤炭等资源相对廉价，这使得以节约人力为目标的科技研发在英国不仅迫切必要而且最为有利可图。这一重要经济因素是工业革命最初发生于英国的直接原因。
由工业革命的起源出发，高昊博士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板块中谈到工业革命对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影响。不同于人们通常关注的诸多方面，高昊博士强调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影响之一在于其改变了人类对所处世界的看法，人们开始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包括地底资源、地表景观、地形、生物等。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科学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人类历史只是地球历史的短短一瞬，从而陷入对人类起源和世界本源等问题的深思。最终，这些新观念和新思考不可避免地指向圣经，以科学为代表的欧洲新文化开始前所未有地质疑和挑战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旧文化。与此同时，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开始流行，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思考和争论。而进化论的传播，结合启蒙运动时期既已奠定的线性发展观，一方面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带入空前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英国人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面对其他种族时的优越感。
高昊博士表示希望通过这四个板块的串讲，可以帮助大家从新的视角走进历史以及19世纪的英国，从而更真切地感受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且，更深入地理解“modern”和“modernity”的内涵与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世界的缘起、形成及其影响产生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在讲座交流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涉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19世纪西方自然观的转变、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社会的焦虑等问题，高昊博士一一作答，进一步将问题讨论引向深入。
梅雪芹教授总结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高昊博士的讲座，即，学术盛宴。因此，她代表在场的师生再次感谢高昊博士的讲座，认为这场讲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国家世界史学界新一代优秀学人的学术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理解。同时，她也指出，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如何在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如何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与贡献，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她殷切希望并鼓励包括高昊博士在内的新一代学人，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越的治学条件，大胆地尝试突破老一辈学者所形成的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范式，努力形成新的世界观念和历史观念，这样才能将新的要素，包括新的材料、新的史实、新的视角和观念等纳入历史研究和叙述的框架。此外，我们中国学者在理解、接受和运用国外学者锻造的历史术语的同时，也应当自觉努力地凝练和创造新的历史术语，这也是对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而这些方面，都是有待高昊博士等新一代优秀学人进一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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