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开播以来引起了现象级的热度。然而电视剧特别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较为偏激的解读，比如“家是伤人的地方”“父母皆祸害”。确实，该剧对家的复杂性的深刻把握及对家庭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使人们对家庭超出了传统的认识。我们假设 “家是伤人的地方”“父母皆祸害”有其合理之处，那么我们就要反思，它是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是结果，那么什么才是原因？
传统家庭伦理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什么是结构性？比如一个建筑，钢筋混凝土或者木制就构成它的结构性。比如一出戏，剧本就构成它的结构性。结构性就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性质。 “家是伤人的地方”“父母皆祸害”这些现象，其实是一种结果。那它的原因是什么？恰恰就是结构性的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也就是说，传统家庭伦理不再具有结构性，这就好比一出戏剧的剧本撕了，演员不按角色的要求来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发挥就行了。苏大强的种种作妖，就是不再按父亲的角色扮演的结果。
“父慈子孝”是传统中国对父子的基本期待。为什么是“父慈”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父严”？这大概是中国文化的中庸智慧的体现。因为父天性就趋向于严厉，所以为了避免过分的严厉造成的不必要的对立和伤害，古人于是有意无意地将父亲的品质从天性中的“严”的一极往“慈”的另一极拉一拉，以期达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效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慈”也是对父权的一种节制。在我的讲座里，我问听众：苏大强慈不慈？竟然很多观众回答：慈。确实，苏大强不是一个严父，但他这样的慈还不如不慈，因为他的慈只是基于他的懦弱和不负责任。
苏大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中国父亲。不可否认，传统中国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权结构之上的。但传统家庭中父的意义，又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支配权的身位。在传统家庭伦理中，父权恰恰来自鲁迅先生所期许的“父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伪孔传）、“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可以说，父权里既包含实然意义的支配权力，也包含应然意义的统治德性。但苏大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德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大强确实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强势的父亲和没用的儿子相反，苏大强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体现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着父亲的架子，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耍赖撒泼。然而这样的平等是一种劣质的平等，而不是优质的平等。优质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并且尊重自己，而劣质的平等则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污。这样的平等还不如不平等。 所以进步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进步更不意味着要丢弃传统的德性和智慧。
鲁迅先生说：”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苏明玉对苏家最大的控诉也是”你们生我，却不好好养我。“古人也有一句话：”不念生恩念养恩“。”养“，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为父母，父母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所在。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化，人文主义的特质就是推崇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生”只是动物性的，而“养”才是人文的。有一出传统京剧《天雷报》说的是一个婴儿被穷苦人家收养，后来长大后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达官显贵，于是抛弃了养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养父母接来，孩子不愿意，后来勉强同意后又嫌贫爱富，虐待养父母。后来孩子中了状元，却因为自己对养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滚滚，被劈死了。据说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就让戏班子演这出戏给光绪看，羞辱光绪的不念养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偶合家庭”：“俄罗斯的贵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批地转变为偶然凑合的家庭，在普遍无秩序和混乱中同它们融为一体。”这种“偶然凑合的家庭”，正如苏明成所说的：“时代不一样了，家庭观念也不一样了。就像亲兄妹也一样。过的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说的，结构性的家庭伦理没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复存在，那么每个演员演成什么样，就是一种偶然了。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义。
就个人道德品质而言，苏大强也确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荒唐家长极其神似。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老卡拉马佐夫：“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从小把孩子们放到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了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了就行。”这同样也是苏大强的人生信条。
《都挺好》最受现代青年诟病的，是最后苏大强的洗白。然而虽然苏大强有种种糟糕之处，但他的变好并非不符合逻辑，因为苏大强的本质并不坏。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先生在《西方思想史》课上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而是性本贱。”什么是贱？物以稀为贵，物以多为贱。所谓贱就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劣根性——甚至不一定是劣根性，比如同情，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情感，而尼采就认为同情是“贱民的道德”。“贱”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所以苏大强这样一个“贱人”变好了，其实也并不奇怪。在《都挺好》的一个电视访谈中，大媳妇的扮演者高露说苏大强的特点就是“懦”，而老辣的倪大红则说这个“懦”也可以理解为“糯米”的“糯”，就是粘人。倪大红的这个说法让人想起胡适的一篇黑儒家的文章《说儒》，文章认为“儒”和”懦“”糯“”糯“ ”蠕“这些需字边的字都有同一个意思，那就是软。倪大红可能没读过这篇，但他想说的是，苏大强的”糯“只不过是想引起子女注意罢了，并没什么不可原谅。
更重要的是，《都挺好》的结局呈现一种代际之间的相互性。如果说《都挺好》前半部分是苏明玉的独白，那么后半部分则更接近两代人互相对话的“复调”。其实，虽然前半部分主要还是以青年一代的视角叙述，但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让苏大强自陈——只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应。离家出走去桑拿中心的桥段，让人想到张杨先生导演的反映老无所依问题的电影《洗澡》。在明玉病床的控诉下一言不发埋头捡水果的一幕，则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无比愧疚，而被保姆骗婚却至死不悔的一出，更是体现了苏大强老无所依的凄凉，最终不得不以阿尔茨海默病的结局，暴露了隐藏在潜意识里的那一点怕和爱。
所以，与其说这是给苏大强洗白，不如说这只是给苏大强这一辈人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是一种反向的“Shall we talk”。毕竟，老去的父一辈在代际关系中已经不再具有主导权和主动权。如果把权力还原为power，我们就不能否认有精神的power和肉身的power。而现实则是苏大强代表的父的一辈，他的肉身power在一天天衰朽，所以传统社会赋予衰朽的父以更多的精神power，大概也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衡吧。苏大强分遗产的一幕，再次让人联想到张杨先生的《飞越老人院》中为了向女儿道歉而费尽心思“飞越老人院”排演节目参赛拿奖，只为了到日本找到出走的女儿的一幕。正如《飞越老人院》里老人院门口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没有人会一辈子啃老，也没有人会一辈子弑父。老人与年轻人的对话，某种意义上也是和未来的自己或过去的自己的对话。从父女一个餐桌相顾无言的尴尬，到老巷上“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回应”（姚晨语）的遗憾，相互平行的两代人最终在一个交点上“轻轻拥抱是那么亲，却是一辈子的远行”
石天冬讲的《郑庄公黄泉见母》的故事，是《左传》里开宗明义的一篇。正如石天冬说的，这可能是古人为了彰显孝道而做的隐恶扬善，而事实可能是郑庄公的母亲在动乱中被杀死了。电视剧的编导，确实在履行这隐恶扬善的道义责任，我们应当给予理解和肯定。而且石天冬的故事省略了一个情节，而这也非常重要：郑庄公囚禁母亲后，一次和臣子颍考叔吃饭，颍考叔把剩下的菜打包，说要给母亲吃，郑庄公受到了触动，说：”难道天下只有你有母亲吗？“于是才和母亲和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和解或许没有必然性，或许仅仅是出于一个机缘。但机缘正因为偶然，才需要我们去把握，去珍惜。
《都挺好》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另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恐惧家庭，怀疑家庭，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家庭的有限性，然后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家庭的矛盾。那些”家是伤人的地方“”父母皆祸害“的观点，恰恰是建立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之上，认为家就应该是天堂，父母就应该是圣人，却不知家也是有限之物，人也是有限之人。黑格尔说”一切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儒家经典的《诗经》里就有很多抱怨父母的诗篇（当然是一种”怨而不怒“），但孔子为什么拿它来教育弟子，正是因为只有认识到家的有限性，认识到家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才会努力地去修身齐家。如果家本来就是一个天堂，那也就没有齐家的必要了。
祝大家家庭幸福！祝父亲们节日快乐！
（本文选自讲座《从〈都挺好〉看中国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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