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摘要：西方全球史学者从多种不同的视角来书写中国，如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视角、贡德·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视角、王国斌和彭慕兰的中西比较研究、Ｓ.Ａ.Ｍ.艾兹赫德从全球视野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叙述等，虽然视角不同，但他们在书写中国过程中都突出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贡献做了阐述。影响这种中国书写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的崛起使全球史学者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并使他们找到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重要动力。然而，全球史中的中国书写仍需要改变目前以经济史为主的现状，加强文化史视角的研究，并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给予更多的关注。
作者简介：荆玲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全球史评论》第十五辑。转引自公众号“首师大全球史中心”公众号ID：gh-cnu。
全球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新视角，自其兴起之日起就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联系和互动给予了较多关注。全球史学者打破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从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出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世界历史进程看成不同地区和文明在互动中日益结成一个世界性网络的发展过程。而在这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历史探讨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并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大国，自然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可以说，任何一个试图描述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高举反欧洲中心论旗帜的全球史学者更是如此，他们往往比其他历史学者更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在西方全球史学者的笔下，中国不仅是东亚的重要国家，也是欧亚大陆的一员，更是“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和“欧亚共生圈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世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当然，由于全球史学者们学术背景、知识结构及其关注领域的差异，他们在其全球史著述中对中国的书写也存在差异。本文将以威廉·麦克尼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Ｎｅｉｌ）、贡德·弗兰克（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王国斌（Ｒ.ＢｉｎＷｏｎｇ）、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和Ｓ.Ａ.Ｍ.艾兹赫德（Ｓ.Ａ.Ｍ.Ａｄｓｈｅａｄ）等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例，对这些著述中的中国书写做一学术史回顾与分析，探讨其中书写中国的多种视角及影响这些学者书写中国的主要因素，并评述其中的不足之处。
全球史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形成了多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多元的书写路径，从而呈现出了全球史学者书写中国的多种面相，威廉·麦克尼尔从不同文明的互动来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贡德·弗兰克则从世界体系论出发突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王国斌和彭慕兰都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性探讨，Ｓ.Ａ.Ｍ.艾兹赫德则从全球视野系统地论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将结合这些学者的著作对这几种书写中国的视角做一简要分析。
互动是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全球史学者研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和基本框架。麦克尼尔否认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独立发展的观点，提出“各独立的文明之间并不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宣称的那样不能相互交流，事实上，只要文明之间发生了接触，互动就会产生”。他认为，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开始了，这种互动贯穿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他因此提出：“研究世界史必须将各文明及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文明的演变首先是由于生态、人口变化的推动，接着是同拥有较高阶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促进，只有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文明互动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刘新成教授因此也指出，“全球史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核心理念———‘文明互动说’”。
麦克尼尔在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互动时，对每一历史时期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国。在其１９６３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后文简称《西方的兴起》）中，他在“中国文明的发轫”一节中指出：“中国文明不会在真空中发展。大约公元前６５００年产生在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技术，经过中亚传入黄河流域，并与来自南亚的不同农耕方式交汇。中国与西亚有过联系的明证是：中国有一种彩陶在工艺和风格上与在中东和东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颇为相似。”也就说明，中国文明自其形成起就与世界有过接触和交流，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西方的兴起》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有较多的评述。他认为，古代中国在繁荣时期，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为频繁，中国为欧亚生存圈的联结、发展和扩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是汉朝时期，中国人跨越中亚，开始与西亚文明直接接触。公元前１０１年，中国在费尔干纳设立驻防军，与西亚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向东将中国文化输入朝鲜和日本；向南通过安南与印度文明圈建立了联系……汉朝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欧亚生存圈得以联结。隋唐时期，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并通过统治者和传教者之间的合作，使中国文化在东部的朝鲜和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增加了远东文化的多样性。在麦克尼尔看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大致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之间，即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期。他认为，到公元１０００年，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其所谓的“现代”形式，使得当时的中国文明大大领先于其远西的对手。即使在麦克尼尔认为的“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仍认为１８世纪的中国仍然具有优势，他说：“无论以什么样的传统尺度衡量，１８世纪都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和平和繁荣滋润着学术和艺术活动，使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甚至波及远在欧洲的野蛮人，只有汉唐两个帝国的鼎盛时代才能与清朝的成就争辉。”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直到１８世纪末，中国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的。”不过，虽然麦克尼尔承认古代中国在人口、财富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但他最初并未认识到技术革新和与外界交往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直到《西方的兴起》发表二十五年后，麦克尼尔才发表文章承认：“我没能理解中国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间的领先地位是特别令人懊悔的，忽略中国和中国文明在这几个世纪的中心地位是更为重要的失误。”
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麦克尼尔不断地更新他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其原有的“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的认识基础上，将他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上升扩大到一个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并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中，麦克尼尔父子对中国在世界性网络中的地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阐述公元前３５００—公元２００年旧大陆的各种网络和文明时，麦氏父子对中华文明进行了专门的详细论述，认识到了当时中国对旧大陆交往网络的贡献。他们认为：“在公元前１千纪之间，中国同西方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当时的中国人对产自和田及邻近地区的美玉有着特殊喜好，而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产自伊朗和阿富汗的天青宝石则有着一种急切的需求。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汇合，从而创造出一条纤细却绵延整个欧亚大陆交往纽带。到了汉朝时期，中国与西亚之间的通道、有组织的商队贸易和直接的交往使各种观念、技术、疾病和作物开始穿越中亚，同时也向南亚沿岸地区广泛传播，旧大陆的网络更加强固，开创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不断密集化的网络中，麦氏父子也专门以“中国如何转变成为第一个市场社会”为题，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宋朝时期，统治者征收货币税的税制改革、农业新作物如棉花在中国的广泛种植、廉价而又安全的运河与河流网络以及高产量的先进的冶铁技术等，不仅使宋代中国比同时代的世界任何地区都更为繁荣富庶，也使“中国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间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占据着头把交椅”。蒙元时期，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也将中国的绘画艺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武器、高温熔炉和烤炉以及造船技术传播到了印度、中东和西欧。
麦克尼尔父子认为，在公元１４５０─１８００年世界性网络的编织时期，中国的海上联系发展起来，使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一种中心位置。他们对１５世纪郑和统率下的中国舰队驶入印度洋的壮举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与同时期的亨利王子和哥伦布的航海活动进行了对比，不仅肯定了郑和舰队在规模、到达的地方、航行的距离等方面都超过了欧洲，而且还对中国航海活动产生的额外收获进行了阐释，认为“郑和的远航航行获得了有关印度洋和东南亚水域的大量信息，它们后来被汇集成为各种路线图、航路指南和星象图以及类似图册。后来海上贸易的再度繁荣，将日本、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商品带入到一个单一而巨大的海上市场之中”。麦氏父子认为，直到１８世纪中期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在１７５０年左右，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保持着中心位置。绝大多数的香料都直接输往中国出售。而超过总量４／３的白银，在途经几个停泊点之后，也被运往中国和印度。”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历史学界提供了一种认识现代世界历史的新视角，对全球史学者产生了影响。其中，贡德·弗兰克创造性地运用了世界体系理论，跳出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批评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欧洲在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的观点，而是把亚洲，尤其是中国置于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为历史学家重新认识近代早期世界经济提供了新视角。贡德·弗兰克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时代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在此，笔者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为例，阐明全球史学者如何描述中国在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出发，对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进行了阐释。他首先从全球贸易入手，揭示出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弗兰克认为，中国这种“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这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接着他又从世界货币流动的视角分析了为什么这一时期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银都流向了中国，用计量史学的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在１８００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日本、马尼拉、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获得了大约６００００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在世界白银市场上的中心地位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朝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
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弗兰克还从全球经济的联系方面对中国和欧洲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进行了对比。通过一系列对比得出，从数量上看，１４００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而１８００年中国的人均收入高于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从质量即科学和技术方面来看，中国更是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正如李约瑟所指出：“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李约瑟列出的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还有造船技术、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深井钻探等技术。弗兰克还从经济和金融制度方面对中国和西欧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在１８００年以前，中国与西欧一样有符合近代经济发展的有效的经济制度和观念。在西方如何兴起这一问题上，弗兰克反驳了欧洲特殊论，认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从时间上来看，西方的兴起应在１９世纪以后，从动因上来看，西方的兴起是站立在亚洲的肩膀上。对此，弗兰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欧洲人靠从美洲发现的贵金属勉强地搭上了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１９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这个比喻，从世界经济体系视角，生动地描述了欧洲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比较是西方全球史学者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而以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更是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研究而闻名。持西方中心论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初由西方建立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革命必定首先在欧洲出现，王国斌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从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多种角度对中国和欧洲进行了交互比较，他揭示了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对中国和欧洲近代历史变迁的动力做出了新的解读。王国斌在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时，没有采用传统的用欧洲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比较法，而是采用了交互比较法，即从欧洲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又从中国的角度来评价欧洲，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把比较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进行转换”才能做到既不会偏惠此也不会不利彼，真正做到公平的比较。他通过比较得出，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都存在斯密型经济动力，而且在近代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方面，二者具有相似性：在西欧和中国，国家都要维持国内秩序，防御外敌入侵，并征集进行这些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所需的资金。王国斌还特别提醒研究中国的学者“不要把在中国也有的政治事务的类型，贴上欧洲的标签。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发生重大影响之前，两种文明中已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二者可能会拥有并行的变化过程”，并且非常可贵的是，他还看到了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中国政治统治的优势，认为“中国国家创立的统治方式，包括了许多在欧洲无有其匹的统治目标与统治技术”。王国斌通过中国与欧洲的多重比较揭示了中国在近代早期经济发展、统治方式等方面并不比欧洲弱，有些方面甚至比欧洲还要强一些，欧洲只是因为一些偶发性联系才得以发展起来，西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方面并不具有必然性。
彭慕兰对中国的研究与王国斌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如采用中西双向交互比较法、承认工业革命前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相似性、工业革命在西欧兴起具有偶然因素等。但彭慕兰的中国研究更为关注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史，从全球史视角探究这一问题：中国与欧洲在１８世纪中期以前既然有相似的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为何却在１９世纪发生了分流？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中国和欧洲１８世纪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和比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１８００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不存在经济中心，欧洲并没有其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了１９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才有了实际意义。彭慕兰用经济史的大量数据和严密的理论分析对埃里克·琼斯（ＥｒｉｃＪｏｎｅｓ）阐述的“欧洲人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单独富裕起来，他们在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方面的优势使欧洲人可以保持他们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亚洲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也证伪了黄宗智认为的“清代中国经济以一种西欧没有的方式‘内卷’”，最终得出“迟至１８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的结论。在比较的基础上，彭慕兰对中国在１８世纪中期以前的经济优势和市场制度给予了肯定，证实了“１８世纪的中国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文明互动视角和世界体系视角的中国书写，只是在讲述世界时涉及了中国，那么，比较视角的中国书写，尤其是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则把理解中国当作了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同时也是为了理解欧洲。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考察，也就是对中国进行全球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Ｓ.Ａ.Ｍ.艾兹赫德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艾兹赫德把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从古代、晚古、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到现代时期，对各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了总结，并运用细查探究式分析方法，对中国与西欧亚、非洲、美洲三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及中国与其他世界组织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世界秩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展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和人员、动植物、商品、技术和思想层面的跨文化交流。
艾兹赫德始终把中国历史置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认为从公元前２００年的汉代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主要动机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汉武帝和他的继任者需要一个向西开放的窗口，以制衡不断威胁中国的、因隔绝而出现的闭塞”。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主要不在商业方面，而在文化层面，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起真正作用的是“希腊文化、中国了解异域的好奇心、佛教和基督教”。艾兹赫德尤为关注公元４００─１０００年和公元１０００─１３５０年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和中轴地位，这两个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隋唐和宋元时期。唐朝时期的中国，对外极为开放，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极具吸引力，到中国来定居的外国人大幅度增长，不仅有地位较高的王子、学者和牧师，还有中间阶层的演艺者、匠人、士兵和商人，也有底层的佣人。在对外贸易和消费潮流方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除了部分棉花、波斯地毯和印度靛青染料外，其他商品都是由中国出口，其他国家是消费者，也由此凸显了中亚和南亚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技术交流也以西方从中国进口居多，如丝绸、马镫、马具和造纸术，同时唐朝的炼金术也得到广泛传播，佛教实现了国际化。因此，唐朝时期，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在艾兹赫德看来，“唐朝时期的中国中心主义不仅在地域上符合事实，因为中国当时的确是东亚一个有着独特文明的超级大国，周围的卫星国相对来说尚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而且从时间上来看也符合事实，因为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国，是当时佛教的中心”。
到了宋元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的轴心，中国的富庶和文明得到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景仰，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比中国人更富裕的人”。宋元时期，中国不仅城市化程度高，生活水平也很高，正如迈克尔·弗里曼（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评论说：“那个时候，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是宋朝人。”宋元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不仅体现在对外贸易方面，还体现在技术的交流及由东向西的传播，中国一整套先进的技术被拉丁基督教国家所吸收，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做了关键的准备。欧洲从中国引进的这些技术包括航海技术（船尾舵、磁石指南针、带有多帆的多桅杆和斜桁四角帆技术）、鼓风冶铁技术、水力纺织技术、火药和钟表司行轮工具。对宋元时期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贡献，艾兹赫德认为，中国不仅是包含不同圈层的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统一的世界即公共圈层的一部分。在世界体系发展史上，中国对两大世界体系———共同市场和地理信息整合———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既是事件的起点，也是事件的终点。中国是中世纪世界历史的轴线。
对于明清时期的跨文化交流，艾兹赫德肯定了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欧洲，还突出郑和远航对保持南海路的畅通和扩大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产生了有利影响，认为“从室利佛逝帝国到桑给巴尔都有明朝的影响，３０多个新国家被纳入附属国的纳贡体系”。明朝时期，技术流动的方向仍然是从东方向西方，西方主要从中国引进了三项成果：印刷术、科举考试和酿酒技术。清朝时期，中国的茶叶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提高，茶叶出口也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制瓷技术对英国的工业革命有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艾兹赫德指出，正是在威基伍德研制陶瓷制作技术的过程中，“他订购了第一台蒸汽机，用来绞碎、混合黏土，而且由于对康沃尔黏土有大量需求，结果促进了康沃尔郡引进使用瓦特的蒸汽机”。
西方全球史学者论及中国的著述很多，笔者在此只挑选了几个代表性学者做了一个简要回顾。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做了比较正面的阐述，突出了中国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全球史学者在书写中国时，由于研究领域的差异，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都突出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现实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崛起引人注目，从而使得全球史学者在反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较多地关注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历史的因素，主要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兴起，学者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历史，因而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有了新的看法。
首先，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球史学者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关注。１９世纪西方的兴起一直是世界史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他们将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暂时领先地位延伸到了１６世纪的新航路开辟，试图追溯西方兴起的历史渊源。在西方中心论话语中，中国只不过是一个边缘地区，只能被动地适应西方国家建立的经济秩序，中国的历史发展只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冲击下才有所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行，借助于全球化的有利环境，中国大量吸引外资，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出口大幅度增长，“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创造了ＧＤＰ高增长的奇迹。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国家。
中国的崛起使众多的全球史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的贡献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在全球史学者的笔下，中国不仅在公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年的宋元时期是世界的中心，到了公元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的明清时期，中国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艾兹赫德更是认为，“唐朝时期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世界观有着其实际基础”，将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追溯到了公元７世纪的唐朝，这样，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支配和优势地位的时间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时，麦克尼尔对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都设计有一定的篇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对中国的论述占到了一半以上，艾兹赫德更是撰写了专门系统论述中国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他们著作的篇章结构设计反映出对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早期世界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也正是基于中国不断崛起的现实。在《西方的兴起》发表后，麦克尼尔加深了对中国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认识，他曾说过，如果有机会改写世界史，就应“将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１０００年前后的中国作为论述的重心”。弗兰克更是看到了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因而在《白银资本》的中文版前言中坦言：“低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也许是过于草率了。”因此他提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１８００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弗兰克使读者注意到，当今中国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依然是清代，甚至明代那些经济上最活跃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区。王国斌和彭慕兰也正是基于中国崛起的事实，在进行中西对比的比较经济史研究时，对中国在１８世纪中期以前相比于欧洲的优势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因此，在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历史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到发掘并突显出来。全球史学者们认为，从１５、１６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入了整体的世界历史阶段，而这个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阶段。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１９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占据了优势，逐渐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但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借助于全球化提供的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日益连为一体，商品、人员、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和开拓世界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代早期，海上贸易极为繁荣。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当中国商人与欧洲人在亚洲水域相遇时，他们已经在南海探索并航行了将近一千年。中国商人从事的海外贸易已开辟了东西两条航线，东方航线向北可到达日本、朝鲜，向南可通向菲律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西方航线沿华南海岸经越南到达柬埔寨，一条深入泰国湾，另一条通向马来半岛和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乃至东非。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不仅海外的出口贸易繁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远销欧洲，而且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中国吸引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白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１９—２０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被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宰，他们凭借殖民扩张和技术优势掌握世界经济霸权，中国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丧失了其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包括威廉·麦克尼尔和弗兰克在内的许多全球史学者，都认为西方的霸权和中国的衰落都是暂时的，２１世纪应该属于中国。
其次，突出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使全球史学者找到了反欧洲中心论的新动力。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历史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最初是基于欧洲在兴起过程中所具有的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欧洲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而在２０世纪后期西方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欧洲中心论遭到越来越多世界史学者的质疑。麦克尼尔正是出于反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渊源，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不同文明在互动中相互影响的发展进程，对中国、印度等欧洲以外的地区非常重视，撰写出总体的世界史著作，试图揭示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互动的基础之上。弗兰克更是运用全球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向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发起挑战。弗兰克运用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史实证明了“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彭慕兰用经济学的量化数据证实了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并不比欧洲落后，中国同样存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１９４５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全球史学者正是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在中国日益崛起的国际环境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重新思考。
全球史学者在书写中国时，尽管都从不同的视角突出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从全球史注重多元文明的互动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多维度来看，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书写的局限便表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对中国的阐述，经济史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全球史在发展过程中，重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而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史也随之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弗兰克、王国斌、彭慕兰等全球史学者在书写中国时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但全球史同样注重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层面的互动与交流，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商品和贸易往来，也有技术、人员、思想方面的交流，因此，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书写中国时，不仅有对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经济和贸易交往的阐述，也涉及了技术和宗教方面的文化交流。但是由于麦克尼尔论述的主题围绕西方的兴起而展开，对于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篇幅较少，缺乏专门论述。因而，如何从文化史视角论述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全球史学者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中外交流史主要局限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缺乏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内部地区之间跨文化交流的研究。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全球史学者在涉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时，总是较为关注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交流，在进行比较史研究时，也习惯于把欧洲作为与中国进行对比的参照对象。如麦克尼尔在阐述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交流时，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与远西的欧洲之间在经济、技术和思想方面的交流；彭慕兰和王国斌更是直接将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从经济层面揭示中国与欧洲在１９世纪之前经济发展动力和人口增长方面具有的诸多相似性，来说明始于工业革命的西方的兴起带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艾兹赫德在阐述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时，基本上关注的也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少涉及中国与西方以外地区之间的交流。这样，跨文化互动下的中外交流史实际上大部分被中西交流史所占据，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欧亚大陆内部的文明之间的交流被很多全球史学者所忽视。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表明，１３世纪蒙元时代开创了一个欧亚世界体系，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ＪａｎｅｔＡｂｕＬｕｇｈｏｄ）就认为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之外，在１６世纪“欧洲霸权之前”，还存在着“１３世纪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就是一个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对于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的最新研究也揭示了丝绸之路上交易的不仅有丝绸，还有陶瓷、香料、茶叶等商品，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中西贸易路线，同时也是中国文明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进行交流的交往之路。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世界多元文化在互动中共同创造了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不仅如此，这个“确立于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在后蒙古时期的明朝、清朝、朝鲜王朝、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时代，即便形态有若干改变，基本上仍依样画葫芦地被承袭下来”。因此，１３—１８世纪欧亚大陆上中国与俄罗斯、印度、朝鲜等周边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应该引起全球史学者的重视。
再次，由于受自身思维方式和现有史料的限制，西方全球史学者在书写中国时尚未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历史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形成了对世界历史的话语权，也成为影响西方历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全球史产生于２０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因此或多或少保留了欧洲中心论的一些残余，在世界历史分期和思维方法上都对全球史学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撰写世界历史著作时，麦克尼尔、艾兹赫德等全球史学者都采用了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分期。如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文明的均势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历史时期，直接将１５００年至今的时代命名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并把其他文明置于西方文明的附属或依附地位；而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为了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地位，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线索将中国划分为古代、晚古、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和现代时期六个历史时期，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除了历史分期以外，全球史学者在分析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将西方的兴起设定为问题的出发点，并将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并且不恰当地使用源于西方文化的一些术语来描述中国。麦克尼尔虽然在《西方的兴起》中突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但对欧洲历史发展论述篇幅较多，而且重点探讨了西方的兴起建立在与其他文明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虽然重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但在论述时总是试图揭示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西方的兴起带有很多偶然因素。彭慕兰的《大分流》虽然拿中国与欧洲进行经济对比，但在问题设定和思维方式上仍流露出对西方兴起的外部因素的关注。
全球史关注整体的世界史，强调各种文明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多元化的文明在互动中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的崛起，西方全球史学者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日益突出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进行重新思考，形成了书写中国的多种视角。麦克尼尔从文明互动的理论出发，将中国的历史发展看作与世界其他文明互动和交往的结果，不仅突出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揭示了世界其他文明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弗兰克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采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阐述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居于支配地位。王国斌和彭慕兰在对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动力和人口增长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方面的诸多相似性，而西方的兴起不早于１９世纪，得益于几个偶然的因素。艾兹赫德将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从古代到现代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交往之路、中外交流和世界组织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涉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在人员、动植物、商品、技术和思想方面的跨文化交流。
然而，西方全球史中的中国书写主要聚焦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以及中国在１９世纪之前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史视角考察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待于全球史学者做进一步的努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五千多年中国历史孕育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将更多地展现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中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将会对世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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