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几天，本公众号转载了浙江大学魏江教授在EMBA新生第一课上以“‘办出’有意义的商学院——兼论企业家的意义回归”为主题的发言，引发大家对两个问题的思考：商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商学院能对知识做什么样的贡献？无独有偶，深圳大学杨龙芳教授从历史路径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让我们跟随杨教授的步伐，穿越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历史长河去寻找答案吧。全文篇幅较长，我们将拆分为若干篇进行推送，敬请期待。
一、“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
谈到商学院的变迁，人们不得不谈到生产力革命。但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工业革命的历史，而忽视生产力革命的历史。这两个革命实际上是有联系的。生产力革命是工业革命的成熟阶段，其最终结果是生长出了工业文明，而商学院就是工业文明最宝贵的结晶。
生产力革命大致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巴黎公社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商学院诞生了。
管理教育的肇始通常被认为是由商人约瑟夫·沃顿于1881年设立的沃顿商学院，它的管理教育直接脱胎于普鲁士政府治理学院的教育理念，即“应用科学的方法，意即严密的权衡、数据的搜集，记录的保持、战略性分析和对合理合法的命令模式的培养，对于社会活动的决策制定和管理控制。”
约瑟夫·沃顿是一位美国商人，学过德语，去过普鲁士，他批评当时美国经济学院中盛行的“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坚持沃顿商学院的课程应该包括会计学、商法和经济学，还应包括金融学、战略学。
在沃顿商学院之后，第一批商学院相继建立。这些商学院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8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1898年）、达特茅斯塔商学院（1900年）、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1908年）和哈佛商学院（1908年）。
随着第一批商学院的建立，很多成熟成功的管理者重回校园进修高级管理课程，时间可长达一年。这类高级管理课程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美国现象”。这个“美国现象”被认为是“美国流行风尚，昂贵且不实用。”
美国当代学者斯里坎·M·达塔尔，戴维·A·加文和帕特里克·G·卡伦曾对第一批商学院的初衷使命和特色做了最为精辟的释义：
“为了提供更严谨、更系统的商学和管理教育而成立的，与传统的学徒制职业培训和私立商业学校有着天壤之别。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他们需要认同学校的价值观，在从事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活动时，不能有任何偏见、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商业目的。很多商业精英也参加了这些学院开设的项目，期望借此获得业界认可和社会地位。”
在这里，达塔尔，加文和卡伦将“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冲突，说明两者之间在知识上的脱节。
说到底，“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隐含了极强烈的排斥管理和排斥管理知识恶习。说得更具体些，“商学”排斥管理和排斥“管理教育”体现在对泰勒管理思想的排斥之中。
德鲁克先生以他独有的学术视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明确地谈到：
“泰勒之所以至今仍受到忽视，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屑于工作俗务的态度仍历久不衰，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确实，铲沙工作在文雅士人心中根本不被当回事，更别说去思考它有什么重要性了。”
德鲁克的洞见告诉我们，“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是极其脆弱的。这种脆弱性，不仅来自知识界的相互排斥，更大的危险来自商学院的文化分裂。
这种商学院文化一方面想方设法让那些偏好学术研究的学者获得更多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照顾职场专业人士注重实践的需求。
商学院的文化分裂成两套不同的体系、规范和标准，都想成为学院的主流。用马奇和苏顿的话来说，“一方面是纯学术研究的膜拜者，一方是组织绩效的捍卫者。”
商学院文化分裂大大地消解了商学院“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的追求。商学院长期处于丧失成立的初衷和使命的状态中。
1959年的福特基金公司委托戈登和豪威尔调查美国商学的真实情况，发表了名为“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的著名研究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商学院的文化分裂，并指出了这种分裂的恶果。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严重缺乏问题导向，知识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
商学院的课程内容大部分比较狭隘，仍然类似于职业教育，而且提供给管理人员的建议常常不切实际，相关的研究和理论也极不深刻、还相当不全面。这些说明商学院的所作所为有违它最初的使命。
同年，皮尔森受卡内基公司委托发行了名为“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A Study of University-College Program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研究报告。与戈登和豪威尔的报告相比，皮尔森的报告更具综合性，集中讨论了商学院的学术地位，严肃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角色，提出“研究能够总结出一般的科学知识，而它能够被直接应用于管理任务。这样，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们就能够通过正规的大学培训项目被‘制造出来’。”
皮尔森的报告还认为，商业和商业人士并不仅仅是管理和管理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它为发展管理教育指明了方向。
早期的文化分裂导致了商学院不佳的社会声誉，德鲁克曾对早期商学院有一个总体评价，它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寒酸部门，在最受人尊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备受公开的嘲笑奚落。”
明兹伯格对早期商学院的历史影响有个形象的说法，“‘管理教育’的麻烦在于它成为‘工商’教育，而给人们留下了关于管理扭曲的印象。”
生产力革命内在的生命力决定了“商学”和“管理教育”结合的历史大趋势。因为知识已经广泛地用于工作之中，也就是说工作之中必然包含知识。
二、“商学理论”融入“战略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文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管理革命阶段。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纪70年代初。
在这一时期，几乎全世界都从美国的经验中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原有的商学院快速地成长起来，德鲁克曾对这一现象做过形象地描述：“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大型大学的最大院系。”
特别是“针对年轻人或成熟管理者的管理学教育，在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印度的发展速度已不亚于美国，在英格兰、瑞典、德国、荷兰、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已建立起高级管理学校。在印度，管理者教育尤其是针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被认为是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这些快速成长的商学院中，有的商学院直接改名为管理学院。“商学院把名称迅速改为管理学院，以强调它们教授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技能同样适用于任何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当然，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些社会活动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新的商学院也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卡内基商学院。
1946年，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聘请了一位名叫乔治·李南·贝奇的经济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美国联邦储备局，战后到卡内基技术学院负责重建经济系，他引进了著名的运筹学家威廉·库珀和著名的政治学家赫伯特·A·西蒙。
随着冷战的开始，提高美国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很大的压力，威廉·洛里默·梅隆向卡内基技术学院捐了一笔大约600万美元的捐款，成立了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贝奇出任第一任院长。
贝奇将重建的经济学系带入新建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并继续引进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西尔特、政治科学家詹姆斯·马奇、心理学家哈罗德·李维特、数学家阿伦·尼维尔、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金融学家莫顿·米勒。
贝奇引进人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数著名学者都是学社会科学出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蒙和马奇是学政治科学出身的。贝奇引进西蒙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信号意义的事件。
西蒙出任新成立的工业管理学院教授，“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一家商学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适于人们解决深奥的、如果不那么直接相关的问题。”
事实也证明贝奇组建的团队是成功的，西蒙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是这些出色的学术思想绩效，明兹伯格将梅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比喻为“卡内基修道院”，“在商学院的黑暗年代出现的亮点，就像中世纪的爱尔兰修道院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正是这个新成立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重新点燃了管理学的学术之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心中的管理有了新的变化，用德鲁克的话来说，“‘管理’同样是一个形态语汇。”
德鲁克的这个思想涉及后现代世界观，强调了管理的总体性。但这种总体性是极不彻底的，首先体现在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
德鲁克在晚年明确地承认了管理总体概念的不彻底性。“大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时，也是着重在商业管理这方面。”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德鲁克对企业管理总体性的留恋。这种留恋可能是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的成功诅咒，这种留恋更可能折射出世人心中的潜意识。
德鲁克在1993年《后资本主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现在大部分人听到‘管理’这个字眼，还是会把它想作‘企业管理’的意识。”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不彻底也表现在企业管理观念中仍保留了过分重视科学的旧方法，特别是“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
“......我们也都认同‘组织氛围’、‘个人在组织中的成长’、‘对企业使命和目标的规划’等过程特征才是管理学的重中之重。但当我们试图讲求科学时，我们要么被扔回到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当中，要么只能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
这种重视“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的一个致命结果就是管理学停留在“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的状态之中。如果联系到管理等于企业管理观念上的不彻底性，这实际是管理等于企业管理观念的直接逻辑延伸。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不彻底最终还表现在对“实验和证明方法”和“客观度量方法”的依依不舍，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它们同科学之间的联系或者同科学划等号，又有些过分夸大，进而夸大了“客观度量方法”的重要性。
值得庆幸的是，管理总体性概念含有过去的杂质，但却显示出未来的鲜活。管理总体性概念一直被视为管理学学术研究的主流趋势，特别是在管理学的故乡——美国得到了充分发展。
1985年，德鲁克在《管理新现实》中写道：“在二战后，我们开始不再把管理等同于企业的范围内。管理适合把各种不同的知识的技能组织到一起的所有人类活动。管理需要应用到所有第三部门组织，如医院、大学、教会、艺术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已成为一项崭新的社会职能。”
同年，德鲁克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写了类似的陈述。“非商业性的组织，不论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甚至比商业性组织更需要管理。这些非商业性组织之所以需要管理，正是因为它们缺乏像商业组织那种‘盈亏底线’的监管。”
1999年，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对管理等于企业管理潜意识做了总体性的批判。
“实际上，管理文章的作者，管理实践者和外行人甚至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管理’这个词；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企业管理’。......提出和大声喊出‘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像医学不等于产科学。.......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和独具特色的工具。”
这意味管理总体性观念在德鲁克思想中最终确立起来了，其直接结果是商务理论融入战略理论之中。1994年，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题为“事业经营理论：经营假设”的论文，标志着商务理论融入战略理论。
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论转向。“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涉及组织业务、组织目标、确定目标的方法，组织的客户、客户的价值和客户的需要。”
“战略将经营之道转化为绩效。它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预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战略有助于有目的地抓住一切机会。战略也是对经营之道的检验。……如果没有战略，‘机会’也就不能称其为机会。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真正推动组织实现其预期的成效，什么占用资源，什么分散资源。”
这段长长的引文明确地说明，商学已经整合到管理学之中。也可以说是商学本身的超越。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胜利是管理革命的胜利，是知识应用于知识之上的胜利，也是知识作为第一资源的胜利。这种多重胜利隐含了管理学的巨变，说明“商学”与“管理教育”的整合得到了加强，“管理教育”融合了“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也就是说，“此时的商学” 已经不是 “彼时的商学”，“此时的商学”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独立性，它已经是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管理学的内在结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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