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与洪水抗争，加上当时以采集和渔猎维持生存，遇到洪水，只需“择丘陵而处之”就可以了，对洪水的态度是逃避。
到了神农时代，人们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阶段，开始定居生活，遇到洪水就不能一走了之了，而必须采取措施与洪水斗争，进行“抗洪”。
由此，我国古代抗洪拉开了序幕。
01 防洪技术
我国古代的防洪技术，大体上经历了“障-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
障
我国史籍中记载的最早的防洪活动是“共工埋水”，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受到水流自身造成的“天然堤”现象的启示，逐步产生了水来土掩的概念，共工“埋”水、鲧“障”洪水等都是用泥土和石块围护居所和耕地，这就是后世堤防的雏形。
人们对待洪水的态度开始从消极避水变为积极治水，古代治水技术进入了第一阶段。
共工用“埋”法治水，“塑防百川，堕高埋库”，取得了很大成功，受到奖励；他的后代成为治水世家，就连治水的官职也以“共工”为名。
共工以后的鲧治水的遭遇却大不相同。“鲧障洪水，筑三仞之城”，结果失败了，被杀于羽山。
疏
后来，鲧的儿子大禹从鲧治水失败中吸取教训，逐渐认识到单纯的“障”不足以根治洪水。于是大禹想出了“疏”的治水办法：疏浚江河，落水归槽入海，降丘宅土，陆地复出。由“障”到“疏”，治水技术发展到了第二阶段。
大禹治水自古以来就受到了极高的赞颂，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我们不能因鲧治水失败而贬低堤防的作用。
堤
堤防作为最古老的抗洪措施，是抗洪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直沿用至今仍在发挥抗洪骨干作用的方法。
堤防的出现，是人们治水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飞跃。当然，“堤”也是一种“障”，不过“堤”的堤防比其他“障”更高级，更先进。
堤防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建立在黄河上。早在战国魏惠王时候，人们就懂得“千丈之堤，以缕蚁之穴溃”的道理。当时对筑堤的最佳时间也有了认识，认为最好是在“当春三月”，这时修成的大堤比较坚实；夏季农忙，修堤与生产有矛盾；秋季多雨水，“土弱难成”；冬季“泥土冻结”，都不宜筑堤。
到了北宋时期，河工技术有了大发展。当时除在大江大河两岸普遍筑堤以外，还在险要处建“木龙”、“石岸”等护岸工程。金元时期，为了保证堤防的质量，对筑堤用土的选择极为重视。
到了明代，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根据堤防的不同位置和作用，他把堤防分为四种，即“四堤”：遥堤、缕堤、格堤、月堤。缕堤是与河水平行的第一道大堤，离河较近；在离河较远处再修第二道防线—遥堤；缕堤与遥堤间每隔相当距离修筑一道道与河岸垂直的堤防，形成一个个“格子”，故称格堤；在险工要害处再增筑月堤，呈月牙形包镶在缕堤上。这样，四种堤防互相配合，达到良好的防洪效果。
这种措施可谓巧妙，清代基本上一直沿用，甚至近、现代堤防的修筑与运用也参照了这种办法。
02 预警机制
1
水报
古代黄河常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了防洪，便产生了 “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但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严重。
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都城为止。
当时有水报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因此，人们一见背黄包、 插红旗跨马疾驰者，都会自觉避让。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 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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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报
除了水报，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 “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在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刻有一道痕，如果水位超刻痕一寸，就预示下游某段水位水涨一丈。
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 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就像一条皮筏。“羊报”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职务。
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经过九死一生才能活下来。
03 法律法规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 “守涨”，不得有误。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査，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着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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