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凯歌《少年凯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文革”初期的一天。
同学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大约是早上9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晨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可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和毛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而张晓翔的眼中却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20世纪50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早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菜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找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掉，满地都是往事。他们找到一个打不开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都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直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薄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3个小时了。
我没有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了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有。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离我们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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