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凯歌《少年凯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文革”初期的一天。
同学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大约是早上9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晨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可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和毛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而张晓翔的眼中却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20世纪50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早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菜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找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掉,满地都是往事。他们找到一个打不开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都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直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薄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3个小时了。
我没有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了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有。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离我们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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