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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睿，男，博士，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副秘书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省域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体系建构研究”(2023SCG19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阶段成果。
中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进展、趋势及建议
【摘要】知识图谱可视化及文本分析显示，中国以全球教育治理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正处于逐步增长、持续深入阶段；研究主题聚焦于理论基础、内涵及实现路径，并逐渐过渡到探讨教育对外开放、国际教育话语权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等焦点问题，注重与国家发展战略衔接耦合。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研究持续拓展，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全球教育治理的争论及负面效应得到关注。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在实践层面的实证化、量化研究偏少，作者与研究机构相互间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势不显著。中国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拓展：深化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研究，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合作网络体系建设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加快研究及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及实践体系。
【关键词】全球教育治理；国际组织；教育对外开放；国际教育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教育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增强国际教育话语权、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全球教育治理是指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国际教育公共事务，应对共同面临的教育挑战，达到全球范围内好的治理效果。[1]随着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程加速，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近年来研究热度持续上升，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世界格局变化的新需求。本研究对中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和文本分析，聚焦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相关主题、热点及难点，全面揭示当前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进展和趋势，为我国深化拓展教育对外开放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知识图谱分析主要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检索获取数据。设定检索项主题为“全球教育治理”，以“精确”为匹配类型，检索年限设为2008—2021年，检索时间是2022年1月6日，共检索得到文献总数为277篇。其中，期刊文献252篇，硕博士学位论文7篇，报纸文章18篇。本研究主要以学术期刊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剔除非研究性文献（书评、综述、新闻、访谈实录等），共得到有效文献173篇作为研究样本。每个样本均包含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单位、内容摘要、关键词等信息要素。文本分析文献主要来源除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获取外，兼顾读秀学术、超星等文献资料服务平台检索到的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的文献、著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知识图谱可视化的定量分析与文本的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应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描绘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可视化图像，用直观的方式整体呈现我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领域年度分布、作者群体、研究机构及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和突现图谱等关键内容，试图勾勒出我国学术界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演进历程、现状及进展。同时，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方法从定性视角对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主题、热点及学者观点层面进行内容剖析，力求从局部和微观视角深入揭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进展及趋势。
二、研究内容与分析
（一）发文量逐年增加
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我国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以文献中明确出现“全球教育治理”这一关键词为判断依据），国内第一篇以全球教育治理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出现在2008年，为王晓辉发表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的《全球教育治理—鸟瞰国际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第一阶段为2008—2012年，发文量基本维持在5篇以内；第二阶段为2013—2018年，发文量未超过20篇；第三阶段2019—2021年，发文量超越40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具体表现为2013年开始呈逐年递增趋势，2014年为17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2019年跃升至30篇，2020年为37篇，2021年为46篇，研究热度呈逐年上升之势。教育部2019年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中外教育科研交流和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中国教育成功经验的传播分享”。[2]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增长趋势与我国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政策导向相吻合，表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深受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导向影响，也是教育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的体现。
（二）发文期刊相对集中
统计显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文献的期刊来源主要有《比较教育研究》《世界教育信息》《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现名为《比较教育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均为教育领域知名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2021—2022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显示，《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外国中小学教育》为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世界教育信息》尽管未被CSSCI索引收录，但作为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指导、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全国发行的期刊，在传播全球教育最新动态和研究热点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这表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具有高质量的成果发布和传播平台。期刊发文的学科分布主要为社会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信息科技占比较小，当前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学科交叉融合度较低。从基金分布看，研究主要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载文期刊来源和基金分布情况呈现了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全球教育治理所依托的平台和资源，平台以教育类核心期刊为主，基金以国家资助的纵向基金为主，表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依托平台和资源仍局限于教育类期刊和政府经费支持层面，其他学科期刊平台尚未形成，研究经费来源单一，亦未能得到横向或社会层面的支持。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平台可以向其他学科拓展，争取更广泛的学术平台和经费来源支持，也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与学术创新。
（三）发文作者
1.核心作者群已初具雏形
核心作者是某一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整体实力。本研究依据普赖斯理论提出的核心作者即论文发表量在N篇以上的作者，其中N=0.749nmax(N为核心作者发文篇数的下限，n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3]统计显示，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多的学者是段世飞，为9篇。根据上述计算公式，N=2.12,按照发文量的实际计算惯例取整数为2,即从2008年以来，发文量≥2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发文量≥2的作者有24人，占全部作者人数的41.38%,接近用于衡量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分布规律的普赖斯定律的基本条件，即同一主题的核心作者数量约为该主题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结果表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已初步形成。此外，作者节点数量(N=59),连线数量(E=22),节点间连线稀疏或中断，表明核心作者群之间尚未建立起联系紧密、有效合作的团队。从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用量看，王晓辉、张民选、阚阅三位学者排前三名。尽管核心作者群已初具雏形，但可视化分析显示，作者合作网络尚未形成，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规模、质量及合作网络建构仍需进一步深化拓展。
2.作者机构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
作者机构是作者工作或服务的单位部门，是作者开展研究的载体和资源平台。本文对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发文作者所在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并对作者机构所属二级机构进行了整理合并，得到发文作者机构排名情况。在前10位作者机构中，北京师范大学以41篇居首位，居第二位的上海师范大学与其有较大差距。在前10个核心作者机构中，师范类高校占六成，表明师范类高校仍然是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中坚力量，凸显了其在教育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双一流”综合性高校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同样具备较强的研究实力。统计显示，国家级智库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已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整合）亦展现出对全球教育治理相关问题的关注。从地理位置看，前10位的机构布局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偏少，这反映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另外，可视化分析显示作者所属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机构相互关系呈现一种无序状态。
（四）研究热点
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2008—2021年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相关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并导出频次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如表1所示。从2008年以来，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围绕全球教育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教育治理、教育对外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合组织、PISA、高等教育治理、教育强国等关键词进行，关键词之间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网络链接结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主题聚焦性。在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中，“全球教育治理”频次排在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在第二位，“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教育治理”分列第三、四、五位。此排序表明全球教育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治理等组织及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与我国正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建设教育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中介中心性是判断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的关键指标，值高的节点是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4]“全球教育治理”的中介中心性值最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的中介中心性值分列第二、三、四位，表明在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概念体系与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与其他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领域进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在研究网络中扮演着引领、互动与信息传递的关键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对外开放、经合组织等关键词也在全球教育治理的研究网络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表明我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是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主题，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也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前沿
突现性是表征主题词或关键词在某一时段的变化频率，表明研究的新趋势和方向。本文用知识图谱分析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相关期刊文献关键词的突现性，共筛选突现性居前12位的关键词，如表2所示。“国际教育规则”突现时间最早且时间最长，因而突现性最高，表明国际教育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议程设置、制定者选择、介入方式等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主导国际教育规则话语权的重要维度。“国际组织”“全球教育治理”开始时间最早且持续时间较长，突现性分居第二、三位，国际组织是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学者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及行动进行了研究，为深入认识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教育治理、全民教育、全球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PISA、终身学习等关键词则突现的时间相对晚一些。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国际组织是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教育对外开放及教育国际化的支持，全民教育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行为体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理念。因而，关键词突现性的变化反映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所涉及的核心议题，这也符合联合国教科组织、经合组织两大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映射出教育治理、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等主题词与全球教育治理具有内在联系。
2016年以后，反思教育、共同利益、教育对外开放等关键词突现，表明我国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新热点，该报告推动了世界各国教育理念的变革，为适应全球教育变化的新趋势，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教育对外开放的相关研究。可见，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现性随着国际形势、国内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中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趋势
中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趋势主要通过文本的定性分析，梳理、归纳和提炼我国学术界在全球教育治理基本理论研究、国际组织的全球教育治理活动、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治理进展、全球教育治理争论及负面效应探讨等领域的研究现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未来的基本走向。
（一）全球教育治理基本理论研究逐步深化
在全球治理蓬勃发展的趋势之下，教育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全球教育治理理论作为解释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教育实践，指导解决全球教育问题的重要理论，21世纪初期逐渐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周洪宇(2016)等主编的《全球教育治理：国外学者论集》对国际学者研究全球教育治理相关主题的论文进行了译介，是国内第一部相关论文集，为该领域的研究与拓展奠定了资料基础。周洪宇、王建梁(2020)主编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丛书从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维度系统地分析了国际组织、知名智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机制、方式及特点，并专门剖析了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南非等国教育治理的发展过程及内在规律，完整清晰地展示出全球教育治理的面貌及其基本特征，从多元视角拓展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视域。孙进、燕环(2020)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概念、主体和机制进行了界定与总结，认为全球教育治理是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多种方式共同管理全球教育事务的活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点，全球教育治理的机制主要有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教育新思想和新理念、国际会议和多边论坛、教育指标和标准的全球教育治理等。[5]袁利平、师嘉欣(2021)提出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概念，并对其类型、机理及价值进行了分析。[6]孙进、牟春晓(2021)分析了大众媒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与参与方式。[7]全球教育治理理论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主体、结构、方式、手段等维度的转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持续拓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加大以及国际组织对教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盟等国际组织纷纷进入教育领域，根据各自组织宗旨目标的需要，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商议制定全球教育发展规划、规则体系和标准，促进世界各国或地区间把成功的教育政策、经验、实践相互交流与分享，对全球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既是开展全球教育活动的重要行为主体，也是全球教育价值和规范的载体，引发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杨启光认为国际组织的理念及行动塑造了全球及各国或地区的教育政策议程，使全球教育理念、制度、规则及标准的共性凸显。沈伟认为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践表现出多边主义的合作范式，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张力。[8]阚阅、徐冰娜等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文凭互认、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领域的动因、机制，通过标准制定、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国家合作等形式发挥全球治理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治理的局限和问题，需要不断创新治理举措，治理效果与利益相关者的响应、贯彻、执行关系密切。[9]段世飞等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把握全球教育发展新变化、创新治理方式、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保持中立原则等策略。值得关注的是，《比较教育研究》期刊2021年第6期设置“国际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专栏刊发了4篇专题论文，探讨了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在职业教育、教育理论、女童教育及全球教育治理向度与限度方面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期刊2021年第4期设“全球教育治理”专栏，刊发了顾明远、唐虔、秦亚青等知名学者探讨了全球教育治理的哲学基础、动力及路径及中国作为等问题。两本重要期刊集中刊发全球教育治理专栏论文，表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广度和深度在拓展。
部分学者对作为全球教育治理重要方式的国际教育规则进行了分析。郤江波认为经合组织的P1SA为各国教育树立了兼顾公平与质量的国际标准；推动各国设置或修订课程标准；促使各国更加重视绩效目标，以此促进本国教育质量的提升。丁瑞常分析了经合组织从“国际教育政策论坛”到“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者”的角色流变，并指出新角色的形成根植于专家权威、道义性权威，其实质是美、法等大国通过国际组织对外输出本国政治辩论的非预期结果。[10]孔令帅、武凯认为经合组织全球教育治理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服务于各国和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应社会的人才，并通过有效利用行政资源、充分积聚知识力量以及合理吸取过去经验加以保障。[11]世界银行作为金融银行、知识银行、政策银行三位一体的特殊国际组织，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研究世界银行参与教育治理较为深入的是闫温乐，其《世界银行与教育发展》一书对世界银行与全球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指出世界银行支持教育发展源自能力、权力和压力，并从世界银行自身、批评者、中国三个视角分析了其影响。乔鹤等从核心素养框架体系角度对比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等三大国际组织介入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及共同特征。[12]有一些研究指出世界银行参与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如阚阅等提出世界银行已完成了从金融银行到知识银行的转型，并从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角度提出世界银行受到世界大国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马健生、蔡娟认为经合组织通过PISA测试进行全球教育治理渗透，包括形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影响参与国的教育改革，传播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等。[13]学者也对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等成立时间相对较短的国际组织进行了研究。王建梁、单丽敏认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在推动全面教育和发展中国家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其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功能和成效仍不完善。[14]
通过上述研究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
（三）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研究逐渐兴起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已通过对外教育援助、合作开展教育研究等形式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活动之中。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接受外来教育援助的同时渐进地介入全球教育活动之中，对外教育援助也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中国2016年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标志着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进入了新阶段，相关研究逐步增多。部分学者对中国开展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及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孙霄兵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演变经历了的发端期、探索期、成型期、深入发展期四大历史阶段，各阶段的特点为“人员国际化”的恢复、“人员及组织国际化”“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服务国家”。袁利平等学者对全球教育治理的范式转换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分析总结，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理念及行动参考。张民选对教育国际公共产品进行分层分类，检视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所做的努力，并向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共同奋斗的建议。[15]滕珺、吴诗琪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助力联合国可持续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教育向前发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重塑世界教育治理的新格局。[16]上述研究对中国进行全球教育治理的发展阶段、特点、理念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走向深化奠定了基础。
对外教育援助方面，腾珺、哈巍、刘宝存、牛长松、徐辉等学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滕珺、丁瑞常等认为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受援格局中的优先地位日益凸显，我国应增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援助力度，在选择援助国和援助领域时要考虑当前国际局势，援助领域优先放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援助方式要将双边项目合作和多边援助相结合，继续开发更多的奖学金项目。[17]徐辉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援助的主要特征是和平性、平等性、互利性和合作性，并总结出相应的实践策略。[18]上述研究梳理了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基本理念、特征、实施策略等问题，为后续对外教育援助的开展及深化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
国际组织人才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资源，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阚阅认为我国应从政府与高校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各种举措为国际组织培养和输送更多人才。[19]许海霞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国家层面构建教育互联互通机制，提升相关人才培养培训质量。[20]金蕾莅、刘士达等对联合国系统下属48家典型政府间组织2000—2017年在任的160位最高领导人的晋升来源、教育经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80%左右的人就任前拥有过在国际组织或所属国政府的工作经历，攻读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三科的人皆超过半数，中国培养国际组织高级人才可以从中吸取经验。[21]娜迪拉·阿不拉江、段世飞指出中国参与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面临国际教育公约制定的参与度不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和国际理念不足等方面的困境。[22]上述研究表明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人才缺乏、代表性不足、制定国际规则及标准的话语权有限。
我国学者从教育对外开放、教育援助、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等角度研究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现状、问题及趋势，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深化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及实践视野，但研究的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开拓。
（四）全球教育治理的争论及其负面效应得到关注
21世纪初期，我国学术界对全球教育治理是否真的存在有所争论。针对是否有真正意义的全球教育治理，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主流观点认为存在全球教育治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全球教育治理，因为教育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与气候、环境等领域不同，教育不可能在全球层面开展治理。王晓辉曾指出，教育系统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教育治理形态，但国际组织在教育发展方面的政策倡导值得各国密切关注并参考借鉴。申超认为欧盟教育治理面临赞同危机、共同价值危机、对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服从与执行危机，由此导致欧盟主导的欧洲地区的教育治理危机四伏。[23]学者针对全球教育治理的争论及对经合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学界客观全面地认识全球教育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文本分析得到的研究主题聚焦与知识图谱分析呈现的高频关键词、关键词突现性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共同表明国际组织开展全球教育治理、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研究学术界已有所涉及，深度和广度逐步拓展，但主要是对局部、国别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与诠释，全面性与综合性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深度研究尚不多见。我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分析表明，以全球教育治理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正处于逐步增长阶段；研究主题聚焦于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基础、内涵及实现路径，并逐渐过渡到其与全球治理、教育对外开放、国际教育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系的宏观层面，研究内容注重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衔接，研究视角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全球教育治理基本理论问题及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研究持续深化、拓展，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全球教育治理的争论及负面问题得到关注。但全球教育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实证化、量化研究偏少，知识图谱分析显示作者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没有完成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势尚未形成。
四、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建议
针对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呈现的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中国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未来将可能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深化拓展。
（一）深化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研究
知识图谱可视化及文本分析发现，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全球教育治理、国际教育规则、国际组织、全民教育等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征、类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全球教育治理的认识走向深入，已开始逐步走向关注实践问题研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历程、方式、行动及成效的研究。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影响世界教育理念的各类报告、经合组织开展的PISA等国际测试、世界银行开展教育援助等主题得到学者的充分聚焦，这些研究为我国加深对国际组织的认知，进而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以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学理基础。全球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互相促进趋势已初步形成，但基于证据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仍然缺乏，究其原因，一是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理论阐释任务仍未完成，二是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实证、量化研究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庞大的国际资源及合作团队支持，给实证及量化研究带来诸多困难。未来，随着我国教育实力的提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实证化、量化将成为趋势之一，实践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化拓展。
（二）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合作网络体系建设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网络体系主要由核心作者群、作者机构分布及研究合作网络组成。知识图谱分析显示，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作者群已初具雏形，但核心作者之间尚未建立起联系紧密、有效合作的团队关系。作者机构分布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现状，研究机构分布仍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主，且集中于首都、直辖市、经济强省省会城市等区域。研究机构的分布状态间接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的区域差距。同时，可视化分析显示研究机构的节点间无链接网络，表明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各机构基本仍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互相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与交流，不利于学术成果和观点的交流与新知识的创造与生长。因而，全球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学者规模及质量需加强，作者、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建构需进一步深化拓展，不仅要搭建国内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合作网络，还要构建与国际组织及国外教育研究机构及教育智库之间的合作网络，实现全球教育治理相关信息、资源、观点的共建共享，推动我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水平整体提升。全球教育治理涉及教育学、治理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知识，相关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多学科交叉中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策略并建构理论，才能为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及实践提供全面、客观、科学的学术知识供给。
（三）加快研究及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及实践体系
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重心偏向于国际组织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活动研究。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现状、方式及机制等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但量和质均有待提升，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及实践体系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中国加快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参与全球教育规则标准制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对外教育援助等，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是未来我国学术界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当务之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交流合作、与经合组织联合开展PISA及TALIS测试、对外教育援助等领域取得诸多成绩和经验，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面向全球提供在线教育资源、开展全球教育多边治理、实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践和成效，需要学术界对其进行经验梳理和理论提炼，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及实践体系，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根基。
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学术界深化拓展国际组织、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实践、制度、体制、机制等研究，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合作网络体系建设研究，加快研究及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及实践体系，是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基本趋势及实现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教育问题以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教育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得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紧迫性愈发凸显，理应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回应，同时，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也应为分析解决现实的全球教育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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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睿.中国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进展、趋势及建议[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3 (05): 12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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