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彬彬
《氓》出自《诗经·卫风》，是一首上古时代的民间诗歌。《氓》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回忆甜蜜的恋爱生活以及婚后痛苦的遭遇，直率真切地述说了自己的情变经历和体验，是一幅展现千年前古人感情世界的生动画卷。这首长诗入选了苏教版、人教版等多版高中语文教材。
对于《氓》的解读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毛诗序：“《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简单的说，就是赞美《氓》的女主人公迷途知返、回归正道，讽刺当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的社会，并且希冀天下君臣、男女能知礼义而避免悲剧。这一主旨显然带有浓烈的教化色彩，符合《诗经》“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定位。更常见的说法是把《氓》看作一首弃妇诗。《礼记·昏义》上记载：“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诗经·齐风》也提到“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女主人公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不顾礼义，与“氓”私定终身，这直接导致了始乱终弃的婚姻悲剧。欧阳修认为，此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诗本义》卷三）朱熹则做出了“淫妇说”的解读：“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总的来说，读者大多同情和肯定诗中的女主人公，认为她痴情、勤劳、忠贞、坚强；而对“氓”的态度多为否定和批判，并扣上了道貌岸然、见异思迁的帽子。《氓》俨然成了一个“痴情女、薄情汉”的文学原型。
笔者认为，上述解读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免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势，过于“入乎其内”，未能从更高的角度去感受这首诗歌抽象的形而上意义及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悉。笔者在研读文本和各家观点后，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赋予《氓》新的内涵——《氓》实际上是一曲上古时代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文本中桑叶、淇水乃至称谓的变化都证明了一段感情的消亡，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只有一方，“片面之词”难免会有主观之嫌；消亡的不仅是婚姻，更是一切罗曼蒂克的美好事物，似水年华一去不返，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即便“往者不可谏”，结局也落得惨淡，但女主人公的痴情、炽热，甚至有几分非理性的耽溺，都是崇尚中庸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倍加珍贵的姿态。
一、消亡史的真实与复杂
《氓》距今2700余年，诗中的女主人公用追忆的口吻和沉痛的语气，向千百年来的读者讲述了一段感情的凋零与消亡。诗中有几处细节特别值得考究，如桑叶、淇水和称谓的变化。从这些文本提供的“证据”中，我们能真切地感知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从而对这段消亡史产生心灵维度上的感同身受。
文本选择了桑叶这一意象来展现女主人公婚前和婚后生活的迥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叶还没落的时候，枝叶繁茂，像水浸润过一样有光泽，象征着女主人公沉浸于恋爱的甜蜜美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到桑叶飘落，则是一片枯黄垂死的场景。这与女主人公嫁给“氓”后的婚姻生活形成了同构。夙兴夜寐，靡室操劳，女主人公如同陨落的桑叶，容颜衰老，不复当年的润泽。其实，桑叶的繁茂与陨落是极为正常的自然现象，本来不具有特殊的象征含义，但女主人公把自己的经历与情感投射到桑叶上，达到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效果，景随情迁，桑叶之興衰成为女主人公情感的外化载体。同时，桑叶这一意象的选择也极为符合女主人公劳作的身份特征，与开篇“抱布贸丝”遥相呼应。
除了桑叶，文中多次出现的淇水也是感情消亡的明证。如果以淇水为关键词，重新梳理诗歌脉络，《氓》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四渡淇水”的故事，在这四次渡水的路途中，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心境也有了天翻地覆。“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此时女主人公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和“氓”难舍难分，不顾路途遥远，渡过淇水，一直送到顿丘。恋人之间的缠绵悱恻可见一斑，我们甚至能想象出二人一步三回头、执手相看泪眼的画面。淇水不仅是他们爱情的发生地，也是一个见证者。“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你用车来接我，我带上嫁妆嫁给你。这句话虽然没有直接点明淇水，但根据前文可以推知，女主人公和“氓”结婚之日从娘家到新家需要再渡淇水。虽然“氓”没有“良媒”，也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但是深厚、炽热的感情让女主人公无法再等待，加上“氓”用龟板、蓍草占卦，没有不吉利的预兆，那就结为夫妇厮守终生吧。事实上，即便卦象的预兆不吉利，想必女主人公也不会放在心上，在感情面前理智总是溃不成军。成婚之日，坐在爱人的车上渡过淇水，女主人心中一定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与无限憧憬。“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淇水波涛滚滚，水花打湿了车上的布幔。婚后生活和女主人公的想象完全不同，不仅日夜劳作，“氓”的态度也变得暴戾，女主人公伤心欲绝，只能“躬自悼矣”。根据下文“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可以推知，女主人公此时正渡过淇水回娘家。试想，往日在淇水许下的山盟海誓还萦绕在耳畔，那些幸福的期盼还历历在目，可天不遂人愿，故地重游，昔日的欢乐和坚定已经消失了，只有悲戚之感如影随形。淇水不仅溅湿了车幔，更打湿了女主人公的心。记忆变得湿漉漉，沉重，无奈、心酸、悲愤一齐涌上心头。“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淇水再宽总有个岸，低湿的洼地再大也有个边，可是“氓”的所作所为却超越了我可以忍受的界限。我们仿佛看见女主人公独自一人坐在淇水旁边，既回想起“总角之宴，言笑宴宴”的过往，又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表示：“亦已焉哉”。既然你变了心，违背了誓言，那就算了吧。爱恨交织的情感在淇水中酝酿、荡漾开来，这段感情的消亡深深地触动了读者的心。
人称称谓的改变也是《氓》中表现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一大证据，不过，这一证据隐藏得比较深，如果读者不留心或者没有意识，就容易从文本表面滑过。钱钟书曾经在《管锥编》中说：“称谓不一，非漫与也。”[1]我们不妨找出《氓》中女主人公对“氓”的几次称谓，从中揣摩意图。开篇用“氓”来指称丈夫，至少是一个客观的称呼，没有多少感情色彩。当回忆起恋爱往事时，女主人公改用了“子”，显得情意绵绵、温馨甜蜜。到了第二章，“尔”的称呼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更加深了二人的感情。当婚后生活不如意，女主人公对整个男性群体表达了失望：“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女主人公用“士”这一称谓感叹道：女子没有什么差错，男子行为却前后不一致了。男人的爱情没有定准，他的感情一变再变。而到了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叙述中对男子的称呼再次转变，由“士”转向“尔”。既然决定一刀两断，为何不继续用更显疏离的“士”呢？有研究者认为，“尔”恰恰表现出女主人公微妙的感情，“有对男子失望幽怨，期望那个‘尔回心转意而不得之伤；更有并不能真正把男子放下，当作常人之‘士待之的未了真情。”[2]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消亡史确实百转千回，从两心相许、甜蜜恋爱，到结婚度日、一刀两断的全过程让千百年来的读者“心有戚戚焉”，产生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共鸣，将无限的同情寄寓在女主人公身上。但一次好的文学批评不仅要“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既要像普通读者一样沉浸其中，又要有研究者冷静、客观的批判眼光。其实，从本质上说，《氓》讲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俗语在此处依然适用。作为审判者的“氓”是缺席的，处于失语的状态，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和解释。所有叙述都是由女主人公一人完成的，“难免存在着朝向利己的一面进行‘善的夸张，朝向损他的一面进行‘恶的放大的特性”，[3]一面之词的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此外，作为一首叙事诗，《氓》中只有前两章在进行纯粹的叙事，绝大多数篇幅都在抒发对婚姻的怨叹，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也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即“‘有意地向抒情化叙述偏移”。[4]这一特点不禁让我们怀疑，是否女主人公只是在自叙其事，自叙其理呢？真实的情况是否和文本的叙述有所偏离呢？试想，如果话语权不再被女人公垄断，“氓”也有机会来述说，是否会形成一种复调的变奏呢？婚姻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以为的真相也未必是真实的故事，女主人公和“氓”的感情的确消亡了，但消亡的原因真的是“氓”造成的吗？更准确的说，真的仅仅是“氓”一人造成的吗？从文本中，我们无从得知，但在现实生活中，恐怕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婚姻状态。一段历史往往由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组成，我们越想理解和还原历史的原貌，就越不要轻易地使用草率的道德标签。在这段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真实与复杂并存，带有偏见和预设性的道德审判很容易让“氓”背上一口黑锅，也让读者蹈向无知和片面。
二、何物消亡？不止是婚姻
王国维曾做《浣溪沙》：本事新词定有无，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叶嘉莹认为，“本事”其实是在给读者一个感发的机会，《浣溪沙》既可以理解为男女之间的感情，女子窥不到男子写的是什么；也可以上升到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展现词的美感。从这个角度延伸而去，《氓》的“本事”是讲感情的消亡，但也可以升华到一切含有罗曼蒂克色彩的美好事物的消亡。
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来欣赏这首诗歌，不免会惊讶于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洞悉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在红尘浊世里，人类把爱情当作唯一的救赎，尤其是在困苦迷茫之时，更倾向于把感情当做日常生活中的永无岛，获得暂时的庇护。但是，爱情并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它不是岛屿，更像是一叶扁舟。在时间长河面前，爱情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摆渡人。于是，我们看到《氓》中的女主人公伫立在淇水边，她望着流逝的河水出神，任凭吟唱的曲调回荡在卫地的原野上。在这份曲调中，也许有往日的欢欣和幸福，也许有哀怨和悲苦，也许有不甘和愤懑，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落寞与哀伤。当爱已成往事，往昔的流金岁月也随之消亡了。
“《氓》中女子爱情的破灭恰恰逼视出一个人类永恒的困惑：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那么容易消逝？”[5]人的一生是时间性的存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同流水，一去不返。人类可以战胜一切却不可能战胜时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抵不过时间的洪流，如同指缝间留不住的沙，终将走向衰落和灭亡。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这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是最真实最残酷的真理，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台北人》里扑面而来的今昔之感，《追忆似水年华》的淡淡哀愁，以及更多姿态的书写，都让我们触目惊心，却只能留下一声叹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王侯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多么伟大的功业，都会烟消云散，我们应当凭借什么力量与这残酷人间抗衡？这是《氓》中女主人公留给我们的迷思。
三、消亡之姿：痴情与永恒
我们惊讶地发现，从春秋时期至今，物质世界日新月异，然而精神世界却几乎没什么差異。今人和古人共享同样的喜怒哀乐，关于爱情、婚姻的故事仍然在千万次地重复着。这也是《氓》的魅力所在。这个两千余年前的故事，在漫长的岁月中持续不断地给予后人经验、教训抑或启迪。
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论及“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时，引用斯大尔夫人之言：“爱情于男只是生涯中一段插话，而于女则是生命之全书。”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氓》用一个女子自诉身世遭遇和婚姻悲剧的故事，“旨在告诫人们要做到戒痴、戒耽、戒悼的“三戒”，表现妇女的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6]启迪后人要理性、冷静地对待爱情和婚姻，不要盲目沉溺和心存幻想。入选教材供中学生学习后，这种倾向的解读更为常见。
这种解读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似乎也有几分以今论古的色彩。《氓》的产生和春秋时期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都有密切关系，也为我们留下了考查当时民情风俗的宝贵资料。如果用当今独立女性的标准去要求女主人公，实在是强人所难，无视历史了。当笔者易地而处，试图贴近女主人公的内心，并将这个故事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时，笔者被女主人公的痴情、炽热和浓烈的姿态深深打动。在崇尚中庸的传统文化中，这份蹈死不顾、飞蛾扑火的疯狂直击心灵。
相比于精致典雅的精英文学，民间文学充满了质朴而强大的生命力。《诗经》中就洋溢着野性、活力和生命的欢愉。《氓》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遭遇了情变，但她的情感和性格不是模糊的、暧昧不明的、有所保留的，而是清晰的、坚定的、毫无掩饰的。试看全诗第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女主人公并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娇小姐，而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性情中人。她登上那倒塌的墙四处张望着，没看见情郎，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一旦见到了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载笑载言”，说说笑笑。起伏的情绪是她生命力的表征，是生命意识的外露。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
绵绵爱意打动人心，而诀别之际，当初花前月下的恩爱情景浮现在眼前，女主人公的内心爱之深，恨之切，难以割舍的爱恋与冷静果断的态度缠绕在一起。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汉乐府诗：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同样是描写感情纠葛，汉乐府中的女主人公起初，因思人而爱物；当发现爱人有他心后，怒火中烧，恨人而毁物；继而发誓决裂，“勿复相思”，这种“望之深，怨之切”的微妙心理和《氓》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明白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要理智，要克制，但我们依然歌颂这种非理性的炽热。在爱的国度里，疏离、淡漠是最大的罪过。即便感情终将消亡，但痴情成就的永恒动人心魄。
笔者认为，《氓》入选教材供中学生学习，不是教学生如何谈情说爱，而是希望学生能理解爱情婚姻的变数和复杂性，洞悉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懂得珍惜尚未消亡的美好事物，在文学世界中感受现实生活难以实践的炽热追逐。爱与被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曲罗曼蒂克消亡史蕴含着抽象的、形而上的、普世的意义，虽然有千年的时空距离，却与读者只有一纸之隔。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56.
[2]刘贵霞.从人称词看《氓》的感情主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6（28）：62.
[3]刘祥.那一口两千七百岁的黑锅——关于《氓》人物形象及主题意义的再认识[J].语文教学通讯，2013（13）：49.
[4]裴莉.《氓》的叙事与戏剧性想象[J].语文教学通讯，2014（10）：39.
[5]方超群.“用心专者怨必深”——《氓》的另一种解读[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4（01）：40.
[6]苏秀扬.《卫风·氓》的“三戒”[J].语文月刊，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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