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以寄托或标榜自己的某种情操和旨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为“六一居士”，以表示自己鄙视利禄。 古人对取“名”、“字”比较重视，在取名字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1．名和字，是近义词。 比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平”和“原”的词义就是相近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曹操，字孟德，德和操；周瑜，字公瑾（取自“怀瑜握瑾”）等等。
2．名和字，是反义词。 比如：韩愈，字退之。愈，是进的意思，和退是反义词。韩愈，字退之。表现的意思是“不进则退”。
3．字中的前一个字，往往是表示在兄弟中的辈分。 辈分第一个的，叫孟，或者伯。比如马超，字孟起，说明他在家是老大；孙策，字伯符，说明他也是老大。排行第二的，叫仲。比如许褚，字仲康；孙权，字仲谋……
4．名字中的其中一个字，表现对男子的美称。 比如：子、甫等举例：赵云，字子龙；鲁肃，字子敬。 这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古人取名时的好尚、愿望、期许等心理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取向……
1、物质和地位的向往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是正视人们的这种欲望的，不过强调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实现。到后世儒家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时，口头上不再承认人们的物质追求，而要把这种私欲掩藏起来。由于有了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士大夫之家取名总要避开这个方面，读书人都不愿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利禄之欲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 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确立以后，做官就一并获得富与贵，以臣字命名的多了起来。 隋唐之后，为官的正途是科举，士人都被利禄引诱，埋头从事经义帖括、八股制艺，做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梦。仅《清史稿》有传的人物，名字与科举有关的即有唐殿魁、许占魁、黄开榜、郑魁土、蔡廷魁、苏廷魁等好多人。
2、执著生命的祝愿 秦始皇平群雄，扫六合，混一区宇，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役使许多人为他的长生梦而奔波，结果是枉然徒劳。但是，这种真诚的梦想并不是富贵已极的人独有的。 大部分人则虽不全信，也存着一丝希望。因而命名时表现这种意愿的很常见。这往往又是家长对子女的祝福。此外，与长寿有关的典故、人物、动植物等，往往被人们取以命名。
3、消灾化吉的期望 疾病是人类的大敌，总是在干扰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在古代，人们怎能不为健康问题焦虑？这种心情反映在命名的时候，就有了消灾免病一类的名字，寄托着对得名者的深爱，苦心一片，欲邀天人共鉴。 先秦时楚平王篡位之前名弃疾，即位后改为居；汉代有骠骑将军霍去病，晋代有司马忌字公寿，北周有司马消难，宋代有冯去疾、黄去疾、著名词人辛弃疾，清人有苏去疾，等等。 安、吉这一类名字内涵很大，不仅有消灾免病的意思，它还包括了免除所有天灾人祸的用意，因此名字中用得最多。所见最多的是以吉命名的现象。 使用吉祥类的字命名，也包含着对命运的祝福。
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心理，实际都有关联，吉利的祝福自然有福禄富贵的含义；亨通的理想极致不过是仕途得意，青紫加身；长寿的愿望同时也是对疾病的憎恶和诅咒，不好分得很清楚。以上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才勉强划分开来。而现实中的思想感情之复杂程度，恐怕怎样表述都会流于简单化，只有用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去体会那些寄寓愿望的名字，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的底蕴。 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其：“名字”一词，在古代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名字中， “飞”是名， “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 “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
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天)、“永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
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
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综上可知，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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