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时事，易理人文，情感真性，尽在以史解周易！
摘要：笔者尝试运用网络信息优势及现代卫星成象技术，围绕《周易.系辞》等阐述的易学原理，通过由象到类的递延，廓清“河图”“洛书”的象类本源，及其与谶纬之术的纠葛，展现华夏远古书契象类记载的一些基本特征。阐明象物拟容比类，是《周易》隐言的重要途径，但它并非故弄玄虚，实际是对远古无成熟文字时代的书契象类记载进行重现，由此在书契象类与成熟文字间搭建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桥梁。“河图”“洛书”是传统书契象类的典型，是《周易》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象类概念入手研究《周易》，更能体现先秦儒家所欲激扬的人文主义，是当前更为全面的理解《周易》，更正确认知华夏远古史中神秘主义记载的捷径。
关键词：“河图”；“洛书”；谶纬；象类；象数；书契
“河图”“洛书”是研究《周易》不能回避的基础。其最初见载于先秦典籍，后又被从《周易.系辞》中剥离出来，作为两汉谶纬学术的旗帜。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可见汉代方术以“河图”，“洛书”为榜首。现对“河图”，“洛书”的传承及其内涵作分段论述。
一、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有名无实
在先秦时期，除《易.系辞》外，《尚书》、《论语》、《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如《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提及“河图”的名称。又《论语.子罕》篇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上来看，这段话是孔子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喟叹。但明显是在借用《易.系辞》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除儒家外，在《墨子.非攻》中也有：“赤鸟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对“河图”之说在继承中进行了改造和增删，开创了谶纬的直白表达。直接出现了“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这样直白的宣示。此外，《管子·小匡》也提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此话不仅与儒家通过《易.系辞》和《论语》提出的“河图”，“洛书”之说相互印证，也同时也与《墨子.非攻》中增加的“地出乘黄”之说相印证。
可见，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只闻其名，不见其实。但它又在诸子中存在一定共识，具有时代共性特征。
二、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跃升为谶纬内学
两汉时期，最初演绎“河图”“洛书”的是西汉名儒孔安国，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伏羲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孔安国对“河图”“洛书”贡献：一、为“河图”“洛书”进行了载体增补并具象为“龙马”与“神龟”；二、把《易.系辞》中“圣人则之”的圣人明确为伏羲和大禹；三，明确“河图”的内容表达与八卦相关，“洛书”的内容与“九宫”之类相关，并指出九宫数次在当时是大家都在说的常数。由此奠定了西汉时期的“河图”，“洛书”基调。
后来由于新莽篡位之需，'河图”，'洛书”正式以谶纬符文的形式粉墨登场，据《汉书.王莽传》：“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又：“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签），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些假借“河图”“洛书”之名，明白写出名号意图，是受到《墨子.非攻》手法的影响，目的是为变更政权作舆论宣传。
随后为了推翻新莽，光武帝刘秀也卷入了谶纬符命的漩涡，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段符命，和王莽的符命如出一辙，并无太多新意。且刘秀因此而食髓知味，随着东汉建立谶纬之风达到了鼎盛。班固《后汉书.方士列传》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有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由此极尽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竟然堂而皇之的登上庙堂，成为统治者的显学，众多察言观色，趋炎附势之辈通过它显赫招摇。
据传成型于汉代的谶纬之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九六附会河洛之数。更有甚者，假托孔子之名，并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编造了《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由此形成一套比传统儒家经典名目更宏大的谶纬之术体系。至此以“河图”，“洛书”为幌子的汉代谶纬之学，已经成为假借天命，谋求政治利益的道具。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之说，开始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有名无实’的祥瑞招贴，演变而为西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内容具象；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内容具象，又变为东汉时期的谶纬内学的政治运用。
三、宋代“河图”，“洛书”正式面世
“河图”，“洛书”之名流传千年之后，其真实面目于宋初开始逐渐显露。据《佛祖统纪》载：“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及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又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陈抟以《龙图易》的“龙图三变”形式首次揭示《周易》的象数问题，分析了“河图”“洛书”的象数逻辑由来，由此象数派在《周易》研究中成为儒家义理派的补充。由于陈抟阐示《周易》象数是在宋初，指谪了儒家的遗漏，又是用包裹着神秘主义的“河图”“洛书”来推演完成，故唐宋八大家欧阳修首先发难以为怪说，由此开始了“疑古辨伪”之风。至鸦片战争后，受西学影响的“古史辨派”勃兴，包裹着神秘主义的华夏古史更是受到全面质疑，甚至把夏商朝代也列为存疑。后来由于殷墟遗址出土，商朝算是逃过一劫，但夏朝则仍然列为存疑。而据《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可见夏朝仍然走的是书契象类记载的传统道路，显然还没有成熟文字，但作为朝代是否就不存在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陈抟阐示《龙图易》之后，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又将陈抟龙图进一步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但他以九宫图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南宋朱震于《周易挂图》中载出其图。而南宋蔡元定则认为刘牧将河图与洛书弄颠倒了，蔡元定将九宫图称为“洛书”，五行生成图称为“河图”。到朱熹《周易本义》在卷首载出蔡元定图，由此蔡说就成为现在传世的“河图”“洛书”，它已经抛弃了汉代的谶纬巨制，复流传为单一的图语。
四、“谶纬”本是“象类”别枝
关于“谶纬”，《说文解字》说：“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广雅·释诂四》云：“谶，纤也。其义纤微而为效验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说“谶”乃“诡为隐语，预测吉凶”。强调的是谶语的应验。而笔者认为“谶”其实更当作图讲。即所谓“图谶”，相当于我们小学语文课本中看图说话。而“纬”与经相对应，属于图谶的补充。也就是根据图语，再综合出一段概括性的四言八句，作为图语的补充。可参看网络流传《推背图》的体例。
但如果我们溯其源流，就会发现，谶纬之学实质是《周易》立易根基，“象类”学术的别支，即“谶纬”图说，是《周易》卦象卦辞爻辞表达法的滥觞。《周易》作为东周以前华夏文明的人文总结奇书，里面包含了前人的巫蛊神秘主义传统，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则通过《周易.系辞》把巫蛊传统的神秘外衣扒除，把它概述为象类，以此作为激扬人文主义的手段。故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敬鬼神而远之”。另外孔子又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意思是说西周文明，经历了夏商二代的淘洗，虽说仍然遮遮掩掩，但它毕竟更多的孕育着人文主义。所以作为商朝后裔，孔子更推崇西周文明。
谶纬的原理和象类虽然是一样，但实践方向却是相反的。谶纬的目的是利用图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特点，利用人们对传统人文中的“天命”思想的尊崇，通过制作谶纬者的才智，洞察时局，预测走向，制造出书契图谶，再编撰一些玄冥的暗语作补充，然后暗中操纵，自为解释，达到谋求政治利益的目的。而象类则明白的告诉我们这只是一种象征方法，是一种比喻，一种天人合一广泛联系的思维拓展的模式，一种没有成熟文字而又要表达思想、记录事件的一种权宜之计。世间并没有超越自然的神灵存在，所谓神只是阴阳不测的一种未知，故象类概念的运用是先秦儒家在传统神秘主义基础上对人文主义的倡导。
五、“象类”是，《周易》之本
《易.系辞》:“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明确说明《周易》的八卦是象类表达，而八卦是《周易》之本。《易.系辞》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名吉凶”。此话的意思是说，圣人设立阴阳八卦这个体系是为观察象形，捆缚言辞以标明得失。所以《周易》的体例都是卦象在前，卦辞爻辞在后。圣人如此作的原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孔子意思是说通过书写文字为载体的书籍不能每个方面都说到，言辞口语也不能完全表达描述者的意思。那么古代圣人的意思就展现不出来吗？孔子又自己回答说，圣人建立象形来表达所有的意思，设立八卦来完全表达真情假意两个对立面，捆缚爻辞来完全表达口述，通过变通而完全享用其便利，通过鼓动而完全表达阴阳不测的神奇’”。即《易.系辞》认为单纯的文字义理包括口语是不能完全表达作易者的意图，还要通过象形比类展开联想，找出作易者的象征意义，才能全面理解作易者当时的意图，而这还不是《周易》全部的意图，还要有读者时代的变通以及未来说不清楚的无限可能。
而关于类的作用，《易.系辞》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含义是说，远古伏羲氏称王华夏时，通过上观天文象形，下查地理法则，观察鸟类与兽类的行为以及它们与地理形态之间的适当关联，就近以我们的身体作素材，远则选取各种事物，由此作出八卦，用它来沟通神密不测的幽暗与日月齐明的清晰状态间的关联，并由此类比出万物的情态。所以“类”是象形的区别、联想及拓展手段，通过观察实物象形，总结出事物之理，由熟知的此物，通过相似性比类，类比到不熟悉的事物上，如此可以认知新事物的大致情态。这也是《周易》能作为占卜预测的原因，其原理即是推类知新。
而《易·乾.文言》则说：“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此言有共同意指的声音会互相呼应，有共意向的气味会相互需求，水流过就会变湿，火总是向干燥处燃进，云会跟随龙，风会跟随虎。圣人有作为大家都能看见。以天为本的自然亲近上位，以地为本的自然亲近下位，这就是各自跟从各自类别的规则。这实际上是在通过举例论述象类推演的方式。通过这段话，结合《左传·昭公十七年》：“ 大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我们就可以用类的原理推导出黄帝氏为伏羲氏的从类，也就是追随者，二者之间是同类人文的迭代演进。这就是华夏古人的象类逻辑，没有定义，而是通过运用实例来暗寓。
由此《周易》立足象类，以象为基础，以类为区分、扩张，建立起了“广大悉备”的太一衍化宇宙观。并把中华文明的生成演变与宇宙的生成演变模型等量齐观，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观天法地”，“顺天应人”，崇奉“天道”以立家国的人文特性。
六、“观天法地”是“象类”的由来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此言所谓象，是圣人看见了天下玄妙幽深的轮廓，而把它比拟配置为人的形态容貌，用来象类事物合适的意义，这就是象。其实质是利用地理形态、天星象形与人事进行类比关联，从而建立“天人合一”的全息观。所以《周易.系辞》又说：“象也者，像此者也”。也就是说所谓象类其实就是看起来此象彼，并非实是。而“谶纬”神秘主义却有意无意的掩盖了这一点。
由于至今没有人详细研究过书契象类，笔者无法通过引用研究成果来论证本人观点，但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卫星成像技术，把古人无法展现的宏大地理拟象轻易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与古人遗留的书契象类作对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取舍，从而意会古人，理解华夏古人的智慧与无奈，最终建立起对书契象的初步认知。而很多人在听闻笔者的讲述之后，都对华夏古人能在当时条件下总结如此宏大的地理拟象表示怀疑。这其实是以今度古忽略了在远古定居只是相对，而有漫长的游团时代。远古人是通过游走、观察、以及适当的推理作出了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地理拟象。当然既然是地理拟象，难免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为了充分体现象类的特点，我们先来参看下面图２与图３的对比。
图２.黄土高原人头型地理“赜”象
图３，陕西石卯遗址“天父，地母，人子”三皇一家亲书契造像
此对比图中，处于神州华夏申字交汇点中高区域的黄土高原“人头”状地理形态即是作易的圣人所见的“赜”象。华夏古人发现这个地理形态后，认为它有某种神圣的寓意，由此把它通过类比纳入到华夏人文变迁体系中。并变造出了圆、方、侧三种头像，分别象类华夏远古的天地人“三皇”，即伏羲女娲与人皇（神农氏前身）。喻指居河洛盆地的人皇崇奉北方黄土高原天父伏羲，南方巴蜀盆地地母女娲，自己居中称人皇，是南北和合人文。故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人皇九头,乘云四,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此记载意思是说，人皇成就于西北黄土高原人头地，从函谷关口入主河洛盆地，以九囿划分人文为特征，其从类北方云龙类占四成，南方鸟羽类占六成，九囿之间兄弟相称，有共同人文起源，但不隶属，各自建立城邦，而人皇居中为大。如果我们读到这段文字，就认为人皇是九个人头的怪物，那就是不识《周易》象类，而被谶纬神秘主义给误导了。
这种把黄土高原伏羲父系人文拟为天皇，巴蜀方形地理中的女娲母系人文拟为地皇，尊为西高双头，如父母坐高堂，而居河洛盆地中的二者和合人文则喻为人皇，并把他们配置成家庭结构，这种由象形而类比推导的方法是典型的象类运用。而到《周易》成书更据此类比出“父母六亲”的象类，即《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由此告诉华夏后人，神州大地的八方人文都是南北交融为中华后逐次生化出的子文明，华夏自古本是一家。
象类作为一种表达方法，如果把这种表达通过磨制、雕刻、烧制或者铸造为实物造像，或者再辅助以简单的图纹符号作为记载，那就是中国甲骨文之前的人文历史表达与记载形式“书契”。玉器是最重要的书契载体，贯彻始终，至今尤有余响。书契之前，华夏还有一种记载方式，就是结绳，但已经失传，唯南美印加人传承有实物，与华夏有久远的渊源。《周易》中的象类表达是直接师承于远古书契象类，卦辞爻辞辍缚于卦象之后的形式则是对结绳的象类师承。
而象类的起源首先是观象，天地则是最大的观察对象，然后根据象与物间的关联进行联想并推理，由此及彼，扩张到“广大悉备”。《周易》正是据此总结了前人各种象类成果，在其易理体系和爻文字象下隐寓了华夏人文的生发、演变、成型、分合、巩固、反复的过程。所以《周易》爻辞的内容实质是总结了华夏远古的结绳与书契记载大成，并结合商周成熟文字来共同表达的华夏书契象类史，记载着春秋以前历代华夏先王的得失及其原因，其写作的目的是作为帝王工具书。故《易.系辞》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而“河图”“洛书”则是华夏古代书契象类表达的两个重要模板，它通过物象与数象把实物象类和抽象逻辑结合起来象征宇宙结构，人文理念，而其人文理念是本文想重点分析和揭示的内容。
七、“河图”象类含义
作为象类模板的“河图”，“洛书”，其本源就该只有一幅图，完全用图形造像和符纹暗示，其暗中玄机都是口口相传，其所谓文字口决都是后世加注。就象《周易》一样，一部书是数千年前仆后继的结晶，其中有几个集大成者被尊奉为作者代表，即所谓“易更三圣”。而传世“河图”，“洛书”的黑白数象表示法，也是印刷术出现后，为适应印刷所作的修改。因为五行象类中，表达南北阴阳对立统一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用红黑二色，如仰韶文明的红陶黑纹即是最典型的此类正确表达，而黑白色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是相生关系，不是对立关系。现试对“河图”，“洛书”的部分人文含义析解如下：
（一）、”龙马”是古黄河流域地理拟象。
既然说“河图”是象类之本，我们首先要找出其象类本体，通过本体与拟象的对比来窥测古人的象思维模式，以确认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弥补成熟文字的缺失。请看下面网络上传世的“龙马贡图”与古黄河流域地理象形对比图：
图４.古黄河流域图“龙马”形象及“八卦山系”
图５.网络版“龙马贡图”书契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所谓龙马是古黄河（大致包括今天黄河与海河及河北诸水）流域地理拟象图，即一个动物状的流域地理象形，它如马而有角，如兽而无腿，休态流动，故取名为龙马，其实它还是麒麟双兽中的雄长者麒。龙马在躯体部位贡献的数点图暗喻着黄土高原八卦圆形山系。这个传统的“龙马贡图”实质是华夏先人的地域崇拜之一，也是地理划分的工具体系，于《周易.系辞》而言，就是书契象类，于神秘主义而言，就是“谶纬”图说。
虽说传世“河图”的“龙马”与古黄河流域地象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情态还是相当近似的。我们可以把龙马躯体上标注的四方来对照，其前腿正在秦岭位置，此为正南方。其腹部紧挨山东，此为正东方。西方在背脊处，正是贺兰山位置。其臀部为现海河上游，已经进入内蒙区域，于山则阴山。其背上数点的排列属抽象喻示“在天成象”，也即告诉我们黄土高原八卦山系地理的成型来源于天体的力量平衡结果，由此把山系隐喻在星象之下，形成天地的虚实关联，虽然深奥却能集合更多内涵。
正是由于这个“龙马”的象形与地理位置，《周易》及华夏远古史中“禽兽”同观的象类体系由此建立。即以此“龙马”作为麒麟瑞兽之一，成为华夏远古北方人文类型的象征，它与代表南方禽鸟类人文的凤凰相对应。同理所谓凤凰其实就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地理拟象。由于象类的意会特征我们不能去也无法用文献记载来论证，但可以列出相关地理象形对比图让大家能够直观理解，并以此佐证“龙马”拟象并不孤单。
图６.河姆渡博物藏“双鸟纹骨匕”书契
图７.“双鸟纹”局部
这个双头鸟纹，就是所谓“凤凰”来源，佛教称其“命命鸟”，体现的即是一身双头，不可分裂。而如“鸾鸟”，“比翼鸟”，“鹏鸟”等都是其从类。麒麟和凤凰是华夏远古特别重要的象类体系，《周易》中即以鸟兽为用。如《易·屯》:“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就用到了这两个象类。借以喻示华夏南北人文间的区别与关联，明白了鸟兽的象征，我们就知道这是在隐喻华夏南北的分化与各自成型。如果读者只能领会到具体的动物象形这个层面，就还没有领会到《周易》象类隐言的奥秘。
图８.长江流域图作“双头鸟”状拟象形势图
（二）、“河图”是象数之源，象征五行生成八卦
我们看龙马背上的“河图”内容，它并不是八卦山系形态，而是抽象的五方象数点阵排布。它的象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以数一到数五的圆形点阵数量居内圈，六至十的点阵数量居外圈象类五行五方是八卦八方的起源，是由简到繁的递进。
关于五行,最早见载于《尚书.洪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土爰稼廧。润下作咸,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从革作辛, 稼廧作甜” 。这段话分三个层次阐明了五行的名象、特性以及象类递延举例。而五行之间的情状为水火与金木间两两对立,而土行居间调和,由此形成暗喻四方五行的方位体系及物类特质。而“河图”借用了五行的体系，但把它进行扩展，方法是阴阳裂变。即一隔五而配六；二隔五而配七，三隔五而配八，四隔五而配九，五隔五而配十。阳奇之数隔五必为阴偶，阴偶隔五必为阳奇，从而实现了五行的阴阳裂变倍增。同时小数点阵在内圈，而大数占阵在外圈，在展现由小及大的扩展的同时也象类了由内向外的生发方向。所以“河图”与先天八卦一样应该由内向外看，以切合其生发性质。反之后天八卦由外向内看，以见其争中之用。
其次“河图”背上点阵数量总数为５５，是《周易》的天地全数。象类着“河图”求全重合，象类着整个东亚神州的地理编号系统。
在《周易》的象类体系中，华夏古人自我定位的区域是东胜神州，它的地理拟象是一动物象形态，这就是中国人以动物象来表达相象的原因；它又是一个巨大的“申”字，即示申为神，所以神州得名于地理拟象，其中甲骨文“”取其内分界，后世演变为取其外分界。神州是居于咸海之中的世界大陆主体“彖象”“四大部洲”的四分之一。故《周易》的十翼中有《彖》《象》上下共四篇注文，分别代表象类注解和大的象类注解。其原因就是“彖象四大部洲”的地域是神州的四倍，二者因此具备大小层次关系。彖与象的地理拟象可参看图9图10。
图９.东亚地理示申为“神”且如动物“象”形势图
图１０.世界大陆主体亚欧非“大陆岛”“彖象”呈“四大部洲”形势图
图1１.似猪长嘴有爪的动物“彖”原型类似大食蚁兽
这里神州如动物象的地理象类由于其头部在东北方，按以头象尊的人事逻辑，故可象征东北方可以引领华夏，主导神州。所以立都河洛盆地东北缘的商朝比较重视这个象类。也就是《周易》所谓：“各从其类”。知道了这个象类，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商朝失败后，商人为什么要服象，而周公要逐之江南。即《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这里商人服象是他们不甘放弃华夏主导权的象类表达，因为象头对应神州东北隅，即商人殷墟立都之所本，寓意东北方崇高。而西周居于关中平原，用的另一个人头象类体系，寓意西北崇高。两个象类崇高的体系并存，在“天命”观时代必然影响西周王道权威的建立。所以周公必须要赶走'服象'商人，而把商余部赶到江南后，江南属神州东南，是恒定处下的地区，商人再服象，就和“象天法地”，“顺天应人”的居高治下天命观发生了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鼓动天下，也就消除了商人服象的政治隐患了。可见象类表达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可参看图1２。
图1２.湖南省博物馆藏商代“象尊”
当然“彖象”的理解相对困难，关于“彖”我们只能从字象看出它是一种似猪长嘴的动物，其它再无更多信息，以至于“彖”字成为了《周易》专用，含义为大的象形。笔者图9的图示结合了佛经中“四大部洲”‚的划分及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大陆岛”概念。由于彖象纯粹是华夏象类的运用，难以通过明确的文献记载来论证，权列于此，以供参考。
明白了神州的大致范围，我们根据传世“河图”的口决：“一六共宗，为水居北；二七同道，为火居南；三八为朋，为木居东；四九为友，为金居西；五十同途，为土居中”以及《易.系辞》：“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九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可以把１到10的数字编号，落实到东亚神州卫星地理图上，分别与八卦山系成为大致对映，这就是“河图”的象数的地理含义。见图13：
图1３.“河图”的地理编号象类图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河图”的作用之一是华夏古人分析东亚神州地理形势的一个工具。
（三）：“河图”对应“先天八卦”
八卦在华夏历史上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所谓“先天”是一种象类比喻，指事物的生发态。就象父母时代即是我们的先天，在这个时代，父母是世界的塑造者，主导华夏南北，我和兄弟姐妹按一阴一阳的逻辑顺序出生并向八方有序排列。反之后天则是父母老去，偏居西高，我和兄弟姐妹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逻辑合纵连横，适图六位周行积累功勋后入据中宫而主导华夏新时代。所以“先天”是主南北和合生成的，后天是主纷争求同的。“河图”用圆点如日来象类先天，“洛书”以钩如月来象类后天。我们可以把先天八卦图匹配到东亚洲神州卫星地图上。
图1４.先天八卦图配东亚地理形势图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先天八卦图配东亚地理形势图。以整个黄土高原为中心，秦岭即是乾岭，阴山即是坤山，古人已经在地名上留下的暗记。黄土高原处于东亚神州四隅的西北隅，却又地势中高，这种地理形势就是“中华”名称辗转形成的根源。由于乾变象征的是万物的创新源头，我们可以推知，在华夏远古人的心目中，中华文明的源头是起源于南方。即南方是生发地，北方是承受地，具体到零散的历史记载中即是阆中渝水的燧人氏分支华胥氏由巴蜀经荆湘江汉北迁再顺黄河下东北揭开了中华史的开端。这些历史事件，同时象类在《易.坤》卦及其它卦当中。
八，“洛书”的象类含义
“河图”作为华夏书契象类的源头也是“谶纬”神秘主义的源头，以南方结绳五行术为依据引入阴阳概念而扩展创制。而“洛书”则是以八卦为基础，再次回溯南方五行术，反用八卦外生，强调居中为贵，以入主中宫主导九州为目标而创制，是“中国”观念的源头。
（一），“洛书载体”神龟”是华夏东方大平原的地理拟象。
由于“洛书”的形成晚于“河图”且效法于“河图”。所以二者在方法上本质是一样的。“洛书”载体的所谓神龟也是取法于地理象形，即神州大地的东方，山东半岛象一神龟之头或尾，东方平原地区如龟之背，以泰山为高点向南北倾斜，中国地理的二级三级阶梯则矗立于神龟背上，历经人世沧桑而万古不变。所以龟在华夏人文中成为忍耐与承受的灵物，帝王的神道碑一定要龟来驼，希望能够不朽，其原理即在于这个地理象形表达的长久喻意。在甲骨文中，东字“”就有两边现龟形之象。请参看下面对比图。
图１5.网络版“洛书”书契
图16.华夏东方如“神龟”形势图
由于“河图”以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为中心，而“洛书”以伊洛盆地为中心。后者附属前者偏在东南，所以所谓“河出图”，就是以黄土高原为中心来区分华夏地理，观察事物。“洛出书”即是以河洛盆地为中心来划分华夏九州。故“洛书”与“河图”相比总体偏缩东南，这就是“洛书”要采用龟象为载体的原因。
（二）、“洛书”与“河图”互逆，强调执中握空
“洛书”的九宫图，在数学上西方叫幻方。其基本组合方式是每行列之和都等于十五，而象征吾的五又居中，居外的两数和都是十，故中间的五（吾）呈现均平天下，提挈八方之象。所以在人文上这是用象数模型来象征对“中国”观念的崇拜。在《禹贡》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划定九州，是中国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区划，所以“洛书”与禹王进行了关联。但实际上九宫地理划分并不是禹王原创，其更早的雏形乃是人皇“九囿”划分。但人皇“九囿”只留下“九头”象类而没有留下任何具体划分的文字记载，我们也就无法去查核。但根据《尚书.禹贡》则可以画出禹王九州的大概的区位，并和传世的“神龟贡书”进行对比。请参看图17。
图１7.《禹贡》九州即“洛书”象数地理图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理论上的“洛书”九宫格落实到卫星地图上有一个明显的倾角，即一九偏西北东南走向，《周易》称之为 “正”位。此取象西北黄土高原为人头高地，东南大别山系为人体躯干，东南沿海为人体屁股之态，由此构成人体直立盘坐或者跪坐之势。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洛书”对应的后天八卦与中国的卫星地理进行匹配，如图18。
图18.后天八卦与中州地理匹配图
由此“洛书”以西北黄土高原东南角伊洛盆地为中心，以黄河几字由北向南流向为正北坎水之位；由于黄土高原地处中国四隅之西北，地势中高，而伊洛盆地又是方型的封闭性盆地，有利于据险以守。即《周易.坎.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所指。故伊洛盆地是“中国”的中心，出土文物“何尊”铭文所言的中国即是指此。相较于以整个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外生“中华”而言“中国”偏缩东南而内守。所以“洛书”的象数只有1-9，而没有10。象征中国以九州在神州华夏大地居中称大，但区域不全，所以有时候中国又自称九州。反应了“中国”在神州华夏文明圈中的主导地位和主导意识。
“洛书”以象数模型暗喻，由相同祖源太一迁变分化成的八方，具有隔中互怼对立性。而中宫数五代表的中国把对立各方的利益进行了均衡，从而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国”太平天下理念。其有明确记载的最初的政治实践就是禹王“平水土”，“立贡赋”。所谓平水土，就是根据九州的土地气候，物产丰欠程度结合地理形势进行区域划分，尽量均衡。而八方根据自己区域特产向中州进贡，“贡”者工贝，即是“平水土”的公费，也就是禹王治水所需的费用；“赋”者武贝，也就是九州共同的军费。其实地方诸侯并不全部无偿的进贡，他们还会得到中州天子的赏赐，而“赐”者易贝，即中州天子会从各地的进贡中拿出一部分，回赠给地方，当然是地方诸侯自己没有而其它地方诸侯所拥有的，由此达到互通有无，均衡天下的作用，这些有益的实践为中国后世统一的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与“洛书”匹配的《禹贡》九州暗藏玄机
前面说过，在“洛书”原理指导下进行的九州划分象征着神州十全的主体部分。那么一般而言是如何削减的呢？首先是以中央立极，再向八方扩张影响，这就是《禹贡》九州只讲内边界不讲外边界的原因，因为各个时代“中国”的影响力都不一样。其次总体的削减主要是北方蒙古高原，因为“洛书”所代表的“中国”通常主要指由华夏南方农耕文明北出而建立的国家形态，比较偏重人文而不长于武力，由此才更注重团结。
所以我们看因“河图”而用的“先天八卦”的坎水是正西，而神州东亚的河流主体是由西向东流，是符合自然大势布局的。而“后天八卦”坎水正北，则只有黄土高原中间黄河流经晋陕交界这一段才是最明显的。所以“洛书”数九北界，以阴山为标志，蒙古高原不在其列，这是南方农耕文明所能掌控的“中国”正北。
“洛书”所喻的九州除去在正北的通常性削减，还有东北隅的间或性削减。神州东北隅是以东北盆地为中心的区域，外罩着整个黑龙江流域。在《周易》象类记载中“中国”的中央政府一般通过西辽河由西南向东北流向区域，也就是红山文明核心区为基地对东北盆地进行管理，以外化黑龙江流域。这是因为农耕定居受气候的限制难以深入苦寒，故时不时的会失去对东北的控制，为了保持中央九州的数量完整性，“中国”会对“洛书”左肩的数二进行削减内收，到东方山东半岛去找补。由此形成了“洛书”的人文玄机，这些玄机只有象类记载较为明确，文字记载则极为含蓄。
《禹贡》原文以“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其意思是黄海和泰山之间就是青州。如果辽东东半岛之地已经被黑龙江夷类回头侵占略定，则以潍、淄作为联系黄土高原的通道，即只以山东半岛尖端作为青州之地。这是一种利用地理关联的象类从权玄机，因长白山从山脉连续性上为山东半岛的外延，当东北远端中州政权无法掌控或者影响时，就内缩以泰山东北的山东半岛的尖部作为替补的青州。
青州外伸内缩的这种权宜在“二十八宿星象四兽图”中则有明确的象类喻示。即北方玄武为蛇缠龟型，蛇是北方蒙古高原大山麓地理形态的擅长者，龟则以山东半岛为头用浮海之势背负神州大地为象形，蛇伏而龟静，故蛇缠龟象征着东方龟地可作北方的替补，交替为用。可参看汉代的“二十八宿星象图”。
图19.“汉代二十八宿星象”中北方玄武“蛇缠龟”双形图示
（四），“洛书”方位可按需调配
网络版传世的“洛书”的南北方位，沿用了“河图”一六在北的定位，与《周易》中的方向定位不符合。“河图”一六在北的定位属于华夏北方父系渔猎类的起源定位，以东北为最低，其数一，如草木一样向上生长，“六位时行乃统天”。而“洛书”为华夏南方母系农耕类的起源定位，以东南为最低，其数一。
关于“洛书”的象数配置，东汉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后周甄鸾注《数术记遗》云：“九宫者，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其中以甄鸾注更为符合《周易》象类之理。但是如果我们按左东右西的常理把“洛书”象数配置到华夏地理上，就会出现左右反背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其南北向的象数对调，即可解决这一问题。这种误差如果说是一种错误，则当是谶纬学术故弄玄虚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古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方法。如果把“洛书”作为主导中国的立政演易的工具，按背高治下的逻辑，总共可以有西北为头和西南为头以及东北为头三种排布，而《周易》遵循最为合理的西北为头。
九，用河洛“象类”分析一个书契文物
当我们对“河图”，“洛书”表达的《周易》象类有一定了解之后，笔者尝试用其相关理论对三星堆出土玉边璋书契造像图纹进行象类分析，以探究其反映的华夏象类思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进以《周易》研究成果对华夏古文明进行再认识。此边璋图纹出自中国考古网，作者：李来玉，发布时间：2015年6月26日。其书契图纹如下：
图19.三星堆遗址出土“玉边璋”及其书契图纹
此边璋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祭祀坑出土，现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一）：璋形制的象征意义，即璋的书契象类。
据《说文》：“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尚书·顾命》：“ 秉璋以酢”；《礼记·祭统》：“大宗执璋”，《周礼·大宗伯》：“以赤璋礼南方”。这些记载说明璋与圭相关，是礼制重要器物，是大势力的象征，又有南方方位配类。
圭璋的全与半的关系象征意义类似于《圣经》夏娃由亚当的肋骨生成，从而得出男尊女卑的结论。于华夏则还有崇北抑南的意思，因为后天八卦中象天的乾卦居北，而象地的坤卦居南。故璋根据易简之道可归结出它的象征意义，有为地为坤为阴为月为女为内为南等象类属性。璋的通常形状为“牙璋”，即璋尖有内凹张口，和圭的尖头对应，在卦象中为兑缺之象，同时也是“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的象类写照，于地理是川西平原的月牙状地理象形，可以参看图20。
图20.川西盆地月牙状地理形势
图２１.东北西南隔中互怼形势
而此边璋属较为特殊的璋，为一个尖圭的一半，而圭的地理象形是东北三江平原雷泽大人迹的地理拟象演变而来，同时此边璋又为一个刀形。而刀在《周易》中可暗喻东北盆地的地理形态及其与中华的分裂与内附的关系，即刀柄在中州即意味着大统一，刀柄在东北则将内侵，所以此璋从形制上表达了璋由圭对应演变而来，并暗喻着东北与西南隔着中州互怼的对立统一情态，可参看图21。
（二），此边璋上图纹的象类含义
此边璋上图纹表达方式就是“河图”，“洛书”象类与象数的运用，又是汉字的前身。其表达虽然玄冥模糊，但绝非神怪，按《周易》象类象数逻辑完全可以进行分析解读。其解读内容如下：
1. 书契图纹布局：此图纹整体上分两组“立人”分别对立，其中柄部外圈两个立人间有一个圆圈，是天、日、上、外、阳、男等的象类。故知整体上象喻上下内外两种对峙关系。外系对应东北为中心，内系对应着西南为中心。每组“立人”踩踏于山顶，象喻登高争势，每组对立中间由“己”字状的云雷纹进行分隔，其间又杂各种时物象类，作为辅助表达。《周易》中神州华夏地理上的内外划分可参看下图。
图22.神州四隅“内外”的地理分势图
大别山系作为华夏山川神主的躯干象征，也是内外地理划分的大致依据，《周易》爻辞称之为“大人”，即兼跨大别山两侧意味兼有华夏内外。
2. “立人”的象类：立人合起来就是汉字“位”，可参看金文“”，同时甲骨文王字也可用“立人”之象“”来会意。这是三堆大立人的基本象类，即华夏山川神主之位，象征神圣的中国治权，参看图23。而人体象类体系也是《周易》常用的模板之一，位有小大，在华夏大地大者则天子，小者为诸侯。此边璋图纹为小“立人”，则喻指华夏诸侯。而“立人”的数量即是“洛书”象数的运用，璋柄部有两个立人，象征“洛书”数二青州之地的诸侯，远在东北盆地，近则泰山以北周边华夏诸侯。其对立面三个立人象征“洛书”数三之地，即华山西南梁州巴蜀的华夏诸侯。
图23.三星堆博物馆藏“大立人”与金沙博物馆藏“小立人”
3. 两种“立人”共同点的象类含义：两种“立人”共同点为手呈“握褒”状，即手握空而臂膀呈拥抱状，也即是三星大立人的形态，可参看。此象征华夏的东北与西南二系本是炎黄同胞兄弟，无论谁胜谁负，胜利者登高建制后都要遵循恩仇有量的原则，对失败者采取沟通容纳与掌控，以确保中国的统一及千古一系。
4. 两种“立人”不同点的象类含义：两种立人的不同点，主要有足型区别，冠帽区别。处外的立人足象为平足翘尖型，处内的立人足象为爪凹抓地型。二者分别象类麒麟与凤凰的从类，而贡献“河图”的龙马即是麒麟双兽之一。麒麟象征黄河黑龙江流域地区，辽河为其子。该区域以东北盆地为中心地势宽平，如区域内的特色植物松树一样外撑而繁茂，即《诗经.斯干》所谓“如松茂矣”。此区域地形利于有蹄类动物的平底高足和兽类的肉垫利爪行走。该区域的中心东北盆地，利于西上通过蒙古高原而占据黄土高原，故以兽足翘上为象类。同理凤凰是长江流域象形，该区域多高山深谷，以西南巴蜀盆地为中心，如区域内的特色植物竹笋一样外紧裹而内窄空，即《诗经.斯干》所谓“如竹苞矣”。而西南争夺中华主导权，需要从荆湘溯江汉进入天水盆地再顺河渭东下而占据黄土高原以称尊为正途，故以鸟爪击下为象类。又处内的“立人”头戴尚字高冠，可参看三星堆大立人的冠帽，处外的立人头戴平顶冠帽，可参看妇好墓出土的跪坐玉人冠帽。其中尚字高冠象类西南多高山峻岭，地势高厚。平顶冠则象类东北多平原广野，地势低平。可参看下面的图纹及书契造像。
图２４.平冠“小立人”局部
图25.高冠“小立人”局部
图２６.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平顶跪坐”玉人
明白了本书契中的人体饰物象类，就知道三星堆大立人的高冠是西南系在中国体系中自我对号入座，故西南系颛顼帝苗裔屈原才会在他诗歌中高唱：“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而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跪坐玉人”的平顶冠造像也是东北系在中国体系中自我对号入座，而《诗经.商颂.长发》：中“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则是商朝在借用了西南系禹夏衬托自己，故曰“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
5. 每组对立“立人”间云雷分隔纹的象类：此云雷纹后来成为一个汉字，即“己”字，是中州象征。其象类来源是黄河干流由东方上观的形态。象征着东北系与西南依托黄河干流，中分黄土高原，形成南北与西东的对峙。也即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双方对峙和争夺的中心，而黄河干流双方都可以利用。由此也象征着双方是“为云师而云名”的轩辕黄帝的子孙，而双方胜负的标志即是谁控制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也即星图上旋转的北斗帝车对应的地理区域。
图２７.古黄河中下游“己”字干流中分黄土高原形势
图28.边璋局部“云雷纹”
6. “立人”踩踏的山峰及配饰的象类含义：踩踏山峰象征着登高争势，但山上本身还刻画着内容。首先山形整体是一个长眉寿星的形态，寿星由亢角星象组成，会意其高额与长眉，且各组长眉同作鸟飞状，象类着是南方系为主。下面是口鼻三角区，而口鼻为出气纳物之用，故寿星象类时间的持续，口鼻象类着沟通往来，吸纳吞吐，和手形握褒有同有异；而两系立人所踩踏山峰间的配属也有不同，分两种。一是外系山间的舟载人，内系山间的镰刀，此处舟是渔猎（在北方西迁则演化为游猎，游牧）类的制式器具，而勾月状镰刀为农耕类的制式器具，对映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另外外系“立人”山边的巨手，与内系立人山边的璋器也构成东北与西南的对应，即巨手通过八卦“艮为手”以象类东北。璋则通过礼制祭地礼南而对应西南坤地。凡此种种最后都反映了西南与东北的对立统一。
图29.边璋局部，外系东北类山头象类细部
图30.边璋局部，内系西南类山头象类细部
图31.中国民俗中的“长眉寿星”形象
（三）、“立人”数量二比二，与三比三的象类含义
数二为“洛书”左肩之数，对应《禹贡》青州之地，其远在东北盆地，其近则泰山东北之山东半岛，在“洛书”中与数八合数对峙，数八于《禹贡》为荆州之地。而数三为“洛书”梁州之地，其合数对应为数七，对应《禹贡》兖州之地，今天的河北地区。所以二与三的对立大致是东北与西南的对立，三与三的对峙则是西南内部的对峙。此是因为作此书契者为西南系，她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中华属类问题。即大家都是西南女类的子孙，对应到炎黄家国体系中，即是大家都出自炎帝继承人黄帝正妃西陵嫘母名下，这和北方系认为大家出自黄帝名下是对立统一的。因北方系在外类男，其脉从父；而西南系在内属女，其脉从母。所以后世中国人一般自称为炎黄子孙，就二者兼顾了。故从西南母系的角度来看华夏二系的竞争双方都是出自西南系内部。故又作三比三之态势。
（四）、此边璋书契的总体象类含义
其制作者为中华西南系，其制作目的是通过书契象类的方式，记录西南系与对手中华东北系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与其竞争中国主导权的战略方针及双方的立足点，希望能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够长久的保持西南系对中华的主导权。当然从“五帝三王”时代历史来看，西南系并不占优。
十、“河图”，“洛书”在《周易》中的运用
具体到《周易》中，“河图”，“洛书”的象类原理是贯穿《周易》终始的，在《周易》爻辞中，明确展现出历史记载特性的只有寥寥数处，如：《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又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而多数通过物理人情进行了象类隐言化处理。需要我们把它进行象类引申再与零星的古史比对，才能知道《周易》爻辞所要喻指的历史事件，再以物理人情得知其中的政治得失。
我们以《屯》卦为例，其卦象为水上雷下，在华夏地理方位中分别对应正北正东。其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我们通过“屯”的卦名字义有汇聚之意及坎雷位置关系可以确定，屯卦历史事件起自华夏八方的东北方向；通过“刚柔始交而难生”配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易理再引入人文体系而确定屯卦的对阵双方是华夏人文祖阴祖阳，即伏羲女娲；通过“动乎险中，大亨贞”，确定屯卦主要争夺的地盘位于华夏北方，最后原有大势力退守西南而贞守；根据“雷雨之动满盈”知道主动者和胜利者是东方震雷，华夏长子；通过“天造草昧”，知道天帝信仰在蛮荒时代已经开始并争夺配属权；通过“宜建侯而不宁”了解到爻辞作者虽然知道割据争雄会带来动荡但鼓励适时革命。由此屯卦整体状态已经显现出来，即《系辞》所谓：“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我们再来看其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我们通过“屯：元亨，利贞”知道屯卦的下位震雷在承继乾卦衣钵，一切从头再来；通过“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知道西南系占主导而成逆转，最后得利的是割据争雄建侯者，即东北系。这里比较费解的是“勿”，其文辞字义为表否定，但其字形象类则另有含义，即象征西南巴蜀系。其象类逻辑在于此“勿”字的本来物象是女性专用器具“梳”，可参看甲骨文“”妇女用它来梳理头发，有如让事件有条理，可参看图32。而西南巴蜀在文王八卦体系中为坤地，即是女类之主，又是西北乾天的配偶，所以她对乾天的君位有辅助作用。而当华夏男类从东北盆地兴起向西南内陆争夺中州主导权时，整个九州都在西南，也即属女类。
图３２.来源网上的红山类梳形器，“勿”字的原型
由此我们发现，屯卦卦辞中作者以“勿用有攸往”的字面意思表达激励东北系不要改变，不要放弃坚持割据争雄，但又用字形象类隐秘的告诉们，西南系在当时占据着华夏主导权，但形势在逆转。也就是说，周易的爻辞和卦象一样，包含着阴阳两边的信息，而我们通常的义理解易，只谈到了阳类这一面，由此理解起来往往不通透，不全面。
如果我们再结合《屯.初六》：“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更多详细的阴阳二系缠斗的确切信息。如“磐桓”二字，“磐”字象由“舟殳石”，或者“舟又几石”组合而成，“舟”前面我们已讲是华夏东北系渔猎生产方式的制式工具，于地理而言，对应着东北三江平原，此地是一个足形地理，也可以看成一个舟形地理，这是象类的不唯一性特征，《系辞》：“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即指此类。而“殳”是古代一带棱的竹木兵器，主要靠力大，故利男类。此即以《系辞》“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原则指出当时割据建侯势力的高端兵器。如果我们把“殳”拆成“又几”，则会意为又一个几字形态，此则指黑龙江具有几字形干流，与黄河几字型干流为同性，同性相斥，意味着伏羲氏与华胥氏两个华夏北方系不能并存。《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磐桓”二字正是华夏古人用几字来象类记载华夏历史的事例。最后石字代表“舟”中压舱石，增加舟稳定性的器物，此象征辽河对黑龙江内争的阻挡作用，外系需要积聚力量冲关。而“桓”字由“木亘”合字构成，会意太阳行中的东部，即华夏四隅东方的南北界山，落实到卫星地图上就是具茨山，沂蒙山，长白山一线，直指三江平原盆地，黑龙江中游。由此伏羲氏生成的受孕之地雷泽大人迹就这样确定出来了，是一个脚形地理，和天神无关。可参看图33。
图33.“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地理形势图
图34.三江平原盆地“雷泽大人迹”形势图
至于象数的运用《周易》主要是以“洛书”为准，数一至九，按“洛书”象数，唯数十按“河图”，因为“洛书”没有数十。比如《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就用到了数三，查“洛书”就知道它对应着西南巴蜀方向，由此知道象类着西南系巴蜀盆地的势力兴盛北伐，导致东北系伏羲氏的忠实追随者犬戎类开始退居黄土高原西北角而转入防守。又如《屯.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爻提到数十，而“洛书”没有数十，只有“河图才有”，由此我们知道它象征着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神州全部，它是在喻指只有当伏羲氏称王于成纪，父系的影响主导神州，女子类才愿意嫁人生子，象征着华夏南方女类人文承认从南方人文中孕育出来的北方男类伏羲子文明，反过来君临华夏，以丈夫之尊“为百王先”。这些就是“河图”“洛书”的象数在《周易》中的运用或者说象类涵义。再如《复.卦辞》：“复:亨，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里的七日即有时间特征，也能通过“洛书”象数确认其地理位置为数七兖州之地，即今天河北一带。由此知道东北与西南人文往复对立循环，在经历一定周期之后，东北方向回头争中从河北地区开始，而不是从东北盆地开始，也即中国九州的区域呈周期性向北外扩张与南内收缩。
建立在“河图，洛书”基础上的《周易》象类多种多样，但不离于物理人情的比附，遵循观乎象，总乎心，拟乎情，类乎事以为天下教的程式。我们可以通过博览诸书，观摩出土文物，理顺华夏传统观念，比对零星历史记载，积累到一定程度其义则可渐次意会矣。
十、结论
通过对“河图”，“洛书”历史沿革清理及与《周易》象类关系，我们发现“河图”，“洛书”的实质是远古华夏先人立足于象类，总结出的一套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体系模板。二者互相映衬，“河图”数象核心是以阴阳五行，绎化八方，“洛书”数象核心是均平八方，捍卫中州。“河图”如阳生，“洛书”如阴守。完整的“河图”“洛书”作为象类模板，它是天文星象，地理象形，人文演绎，事理推演的集成，是一个方法体系。从方法论的角度，它是属于哲学范筹的东西，所以可以类比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种层次，上至家国意识，军政体制，下至居家生活，乡约民俗。
“河图”“洛书”所体现的书契象类方法，曾是华夏远古重要的记载表达方式，这种方法被运用并总结于《周易》爻辞当中。书契象类的成因是文字尚未完备，当文字成熟后，书契象类因其象征性，模糊性导致表达与解读不唯一而被历史所淘汰，只是偶尔以传统回归的形式被利用于政治经济生活。两汉间的“谶纬”兴盛即是一次大的返潮，现代社会中如“国旗图案”，企业管理中的形象识别即“CI'系统是其在新时代的运用遗响，但其中已经没有时代公认的推演逻辑，只能自为解释。
通过对“河图”，“洛书”所表达的《周易》象类研究，有助于加强古今沟通，能够更为准确的理解华夏古人所思所想，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古代文物器形符纹契刻背后的意象含义，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华夏远古史中神秘主义记载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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