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水户警方的柳田和前桥，在名古屋周边紧张地进行着几乎大海捞针的调查的同时，在西日本，也有一群警察在重重迷雾中进行着摸索。
1956年2月8日，在佐藤勇人被杀害抛尸千波湖畔的两年前，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冈山县仓敷，也出现了一起恐怖的“杀人焚尸案”。
冈山位于广岛和神户之间，面临濑户内海，海对面就是小豆岛、直岛、丰岛，在这几年由于“濑户内艺术节”的原因，让此地增加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而在50年代，这里其实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同时，冈山也是著名童话“桃太郎”的故乡，市内有日本三大庭园的“后乐园”，与远在水户的“偕乐园”、金泽的“兼六园”齐名。后乐园的月，兼六园的雪，偕乐园的花，堪称江户时代庭园美学的极致。
仓敷位于冈山市的西侧，城区里多河道，自古以来便作为冈山附近的水运中心使用。这里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江户时代的大量建筑，加上历史悠久的大原美术馆，是一个相当风雅的小镇。然而在1956年2月8日这一天，小镇的宁静被打破了。
当天上午，河道工人在仓敷郊外的高粱川中游的河岸边，发现了一具已经被烧得焦黑的尸体。
尸体据估计身高为170-175之间，男性，年龄在20-40岁。发现地是高粱川的西岸，这里与仓敷隔河相望。因为主干道位于下游方向，所以几乎很少有人路过。尸体附近没有太多遗留物，只有一双木屐，以及一个大约20升的汽油桶，桶上没有指纹。然而根据河道工人回忆，在两天前他们巡视同一地区的时候，还没有这具尸体。因此警方判断，这具尸体就出现在6日夜间至8日凌晨之间。
由于凶手在焚烧时使用了相当多的汽油，因此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但从姿态上看，应当是凶手先将被害人杀死后再进行的焚尸。为了确定死者身份，冈山警方立刻开始收集近期全市的失踪人口报告，但全无所获。在三天后，冈山警方通过联系，从警视厅获得了2月初以来的全国人口失踪记录，经过筛选比对，认为这名死者是来自北海道的一名失踪者，名叫三浦良和。
三浦良和，1928年出生于北海道札幌，17岁时因盗窃被关入少管所，18岁释放后加入了当地的黑社会团伙，半年后因为私吞收来的保护费，被组长痛打一顿之后从组里除名。在这之后，三浦便游手好闲，有时会去仙台和东京打工，但都时间不长便回到家里。最近一次回家，是在1955年的年底。在家中过了年之后，三浦在2月初突然从家中要走了自己的户籍登记，之后出门后便下落不明了。
在三浦的家人的辨认下，确认了在现场发现的木屐确实是三浦的东西，于是警方也就认定，死者确系三浦良和。然而，由于三浦已经将自己的户籍登记带走，因此警方无法核销三浦的身份证明文件，只好将三浦的死亡证明存在当地的区役所中做备案。
然而，三浦良和的死，却迟迟无法破案。
1958年8月，“千波湖畔分尸案”已经正式被东京警视厅接手。作为水户警方的支援力量，柳田和前桥也被划归到了警视厅的调查本部中，在名古屋、东京、水户三地进行调查。然而事实上，在东京接手此案之前，柳田他们所进行的调查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因此此时所进行的“再搜查”，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也让柳田和前桥感到越来越烦躁。
而另一边，警视厅其实也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几年由地方上向东京警视厅转手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也许说明了随着社会机能的恢复，存在一些犯罪分子将作案范围已经从原先的居住地小范围，扩大到了相当广阔的区域，甚至覆盖全国的可能。这样一来，仅仅“专案专查”的做法，很可能会忽略到相当多的线索。于是东京警视厅决定，要从根本出发，对全国悬而未决的诸多犯罪案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搜索核查。
警视厅所确定的调查方法是：
第一，对目前已有的各地刑事犯罪记录，以及指纹证据进行归类对比，掌握流动犯罪的规律和规模，并建立“全国刑事犯罪指纹库”。
第二，对悬案中的指纹线索进行再核实，并将可以确定的指纹线索，与第一步中所完成的全国刑事犯罪指纹库进行对比，寻找突破口。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人口普查核实，对户籍信息进行整理和必要的修正。
这样一来，原本只是各地所有的犯罪人员指纹信息，将通过这一全面调查，成为可供全国范围搜索比对的数据库。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手段进行数据收集、整理的条件下，这一工作可以说是相当耗时耗力。
警视厅的这一举措，原本目的是对当时多起调查中的投毒、绑架、杀人事件进行整理，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次彻底的核查工作，却让一起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离奇案件，浮出了水面。
原来，警方在进行跨区域指纹比对时，发现了两个相同的指纹 —— 不是相似，而是完全一致。而这两个指纹，却分别来自东京，以及本州岛最西端的下关。而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指纹尽管完全相同，但指纹的拥有者却并不是同一个人。
指纹在刑侦中的识别，是通过“特征点”来判断的。这些特征点，包括指纹线路的开始点、终止点、交叉点、分歧点。从一个指纹上顺时针方向选出8个或更多的特征点，将其与目标指纹上的特征点进行距离和方向上的比对，一旦符合便可以认定为同一指纹。而在50年代，这种指纹的识别技术，误认率是大约5万分之1。也就是说，在5万个指纹之中，有可能会有两个无关指纹，被误认为是同一指纹。
从这一点上出发，尽管分别在东京和下关出现了两个相同的指纹，但慎重起见，警方还是没有直接断定这两个指纹的拥有者是“同一个人”，而是分别进行了背景调查。
东京的这个指纹，来自于1957年11月发生在东京调布市的一起“非法入侵”案。案件过程很简单：一名醉汉在酒后闹事，将别人家误以为是自己家，于是破门而入，还殴打了家中的主人。警方赶到后将醉汉控制住，以“非法入侵他人宅地”为名进行逮捕。但由于此案并没有太大的损害和影响，警方只是将醉汉登记在案之后，采取了指纹，对他实施罚款便了结了此案。
根据东京警方的记录，这名醉汉的名字，叫做“三浦良和”。
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心中充满问号：三浦良和不是在1956年就已经死在了冈山，而且尸体被焚烧吗？别着急，案件更离奇的部分还在后面。
下关警方的记录里，指纹的拥有者叫做“大西克己”。而指纹采取的时间比东京的备案更早，在1946年。
1946年2月，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入室抢劫被下关警方逮捕。在警方的记录里这样记载到：
“大西克己，出生于1928年4月26日，山口县下关市。自15岁起多次从事盗窃、抢劫活动，于1946年2月7日夜间闯入下关市一处民宅，将主人制服后实施抢劫，后在销赃时被警方抓获。尽管犯人仍为未成年人，但由于该犯屡教不改，依法从重处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日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采取的是强制进入少管所进行行为矫正。在少管所中的经历是不会遗留下记录的，只会在档案中显示为“教育机构教育”。但监狱则不同，一旦被判处实刑进入监狱，就算是确确实实的“前科”。
而关于大西克己的记录，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在1955年，警方的档案中还有一条耐人寻味的记录：
1955年6月2日，下关市60岁的大西福松，和56岁的妻子大西久马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为服用了氰化钾。现场遗留一封遗书，内容为“由于生活困顿，我家一家三口决定一同自杀。现在父母已经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
署名为“大西克己”。
大西克己工作的酒厂报案，发现从5月27日大西外出回收账款后便下落不明，28日起没有上班，怀疑他携带收回来的130万日元账款潜逃。
6月5日，在下关北边的乃木浜海边一处堤坝上，发现了一双皮鞋和西服外套，外套内衬上绣着大西的名字。从现场痕迹看起来，怀疑为跳海自杀现场。但大西克己尸体尚未找到。“
这就更奇怪了。根据警方的记录，拥有相同指纹的两个人竟然都已经死亡了：1955年6月大西克己跳海自杀，1956年2月三浦良和神秘死亡并被焚尸。
然而拥有这个指纹的人，却在1957年11月闯入了东京的一户民宅...
回顾下大西克己与三浦良和两人的死，其实也是疑点重重：
首先，大西克己尽管看起来已经自杀，但是尸体尚未找到。在他消失的一天前，他的妻子因为临产住进了医院，而大西克己在那之后也从未出现过。如果说大西克己是伪装了自杀的话，他真的能够做到抛下妻子和新出生的孩子，就此人间蒸发吗？
其次，三浦良和的尸体，由于已经被烧得焦黑，无论是五官还是四肢，都已经无法辨认。仅凭地上的木屐，是否真的可以确定这具尸体就真的是三浦良和？
而更重要的是，在1957年11月的这起私闯民宅案中，东京调布市的警方不仅留下了那名醉汉的照片和指纹，还登记下了醉汉的住址。只要找到这名醉汉，对他再次进行身份核实的话，警方便能搞清，他究竟是大西克己，还是三浦良和，又或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的“第三人”。
男人拿着一封电报走进家门，脸上愁容不展。
“亲爱的，怎么了？”妻子凑上前，紧张地问他。
“我妈她...”男人说着，把电报往妻子的身前推了推。妻子望了一眼，上面只有四个字：
“母已过世”
“哥哥刚给我发来的电报，我得回家奔丧，明早就走，回北海道。”男人说完，便站起身来要收拾行李，“公司那边我已经请好假了，还跟同事借了些钱，筹备葬礼用。你身上还有钱吗？”
妻子当下慌了神，从抽屉中找出存折。夫妻两人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另一个是造纸厂工人，工资并不丰厚，攒下来的钱也只有2万日元而已。第二天中午，妻子将2万元取了出来，交给了丈夫，依依不舍地望着他走进了东京火车站。
然而男人并没有真的踏上开往北海道的列车，而是从东京站另一侧的八重洲口溜了出来。他把自己的风衣领子立了起来，挡住了脸，生怕被人认出来的样子，拦下了一辆等在站外的出租车。
“去浅草。”
“大哥，你是做什么生意的？看你意气风发的样子，带小弟一起发财吧！”一个喝得满脸通红，透着几许无赖气息的年轻男性，一把搂住坐在身边吧台的西服革履的男人，一边喷着酒气一边搭着话。
“喂，阿勇！你怎么还是这个德性！别骚扰我店里的客人，你小子先把欠的酒钱还了吧！”老板从吧台里欠出身来，一边用巴掌拍打着被叫做“阿勇”的男人的头，一边叫骂着，同时还不时对吧台前的那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赔个笑脸。
“阿勇这家伙就是这样，喝多了就喜欢跟客人们搭话，他倒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喜欢赊账、吹牛，跟他老爸一个样。”坐在吧台尽头的一名熟客，也帮忙打着圆场。
穿西服的人也并不生气，反而乐呵呵地跟店里人聊了起来。阿勇见来人很是和善，借着酒劲更加放肆起来，拍着桌子要老板上酒。
“你小子，先把欠的钱还上再跟我这里撒酒疯！”老板捏着烧酒的瓶子，脸上装作很是生气的样子。
“哈哈哈大叔，我跟你说，你生气了活像一只章鱼，脸红红的，嘴撅撅的！”
阿勇这句话逗得屋里人都笑了起来，老板也笑了，嘴上一边骂着，一边把一杯烧酒“咚”的一声放在阿勇面前。“这是今天最后一杯了，喝完了赶快给我滚蛋，免得你嫂子又来骂人！”
穿西服的人摆摆手，对老板说：“没关系，小兄弟既然高兴，我来请客。这瓶酒都给我吧！”说罢，随手递过去一张500日元的纸币。
“客人，这多不好意思！”老板做出惊讶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重新开了一瓶烧酒，放在了阿勇和穿西服的客人中间，又摆出两个新杯子，收走了他们面前已经吃完的碟子，又给换了新的烟灰缸。忙完这些，老板又殷勤地递上了两块热毛巾。
“东京1月的晚上还是挺冷的，擦擦脸暖和下吧。”
穿西服的人接过毛巾，擦了把脸。阿勇此时已经喝多，坐在一旁自顾自地唱着小曲。
“听客人的口音，您不像是本地人啊。”
“实不相瞒，我是从岐阜来的。”穿西服的人说完，便摘下了挂在身后墙上的皮箱，打开来，取出一张名片。“弊姓西田，在名古屋、岐阜那边做点儿小生意，请多关照。”
老板接过名片，取来放在架子上的老花镜，眯着眼睛读着名片上的字：
“西田兴产株式会社 总经理 西田保”
屋外是1月份寒冬的深夜，客人已经基本散尽，穿西服的人穿上了风衣，提着皮箱，搀扶着已经喝得不省人事的阿勇，走出了店门。老板跟了出来，连连对刚离开的客人的背影鞠躬道着谢，说着“欢迎您再来，欢迎您常来”的话，一边回身摘下了挂在门口的暖帘。
浅草的街上，此刻一家家居酒屋已经都几乎关门。车站方向还有些光亮，坐车刚回来的人们，和匆匆去赶末班车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散发着酒气，在站前奇妙地交汇着。西田拍拍阿勇，想问他打算去哪儿，阿勇却突然用手指向路边，跌跌撞撞地自己奔了过去，用手扶住墙，把一肚子酒精混杂着食物都吐了出来。
西田皱皱眉，忍住了呕吐物散发出的酸臭气，一边拍着阿勇的后背，一边问他：“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阿勇不耐烦地摆摆手，“回家？回什么家？那种地方，不算家！”
西田笑了，“那你要去哪儿？”
“当、当然是去找些乐子了！”阿勇抬起头，嘴角还挂着尚未抹干净的口水，脸上的笑容充满邪气。
在阿勇迷迷糊糊的指引下，西田搀扶着他，来到了一条满是粉红色招牌的小巷。尽管是冬天的夜里，街上还是站着一些烫着头、叼着烟的女孩。看到阿勇他们过来，一些女孩主动地围了上来，但都被阿勇不耐烦地赶走了。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阿勇带着西田，来到了一座二层小楼门前。
门口坐着一名5、60岁的老太太，头也不抬地说：
“30分钟2000元，1小时3000元，先付钱。过夜可以商量。”
西田抬头打量了一下，门前的牌子上写着一些姑娘的花名、年龄，毫无疑问，这里是一处妓院。阿勇指指自己，再指指西田，对老太太说：“给我们安排两个，要年轻漂亮的！”
西田心里苦笑了一下，掏出钱包，付了一个人的钱，对老太太说：“我就不用了，给他安排一个就行。”随后，他扶着阿勇进了屋，一个女孩出来，带着嫌弃的神情将阿勇搀着走上了二楼。西田转身出来站在楼下，点上了一根烟。
在烟雾的缭绕中，他望向了二层的窗户。窗帘拉得很严实，看不到屋里的任何动静，显得一切都很平静。但西田此刻的心中却一点也不平静。
也罢，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春宵一刻了。过不了几天，自己就将永远取代他的名字，他的身份，成为他继续活下去。而此刻在温柔乡里的他，却将变成孤魂野鬼，消失得不留痕迹。
想到这里，西田狠狠吸了一口烟，将烟头摔在地上，用皮鞋碾灭。他瞥了一眼坐在门口，目光空洞的老太太，对着路灯吐出一口浓浓的烟气。烟雾在冬夜的风中迅速消散，就如同他之前的那些人生一样。
敬请期待下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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