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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5
本书用工友的生命故事来描述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全面控制的现状和表现，从作者的认识角度来解释和分析劳动者是如何在资本的逻辑下被操纵、无奈挣扎、寻找安慰、麻痹自我和没有出路。本书不讨论文化理论的问题，而是从文化表象出发做一些浅显易懂的文化分析。目的是让劳动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历史和现实一次次告诉我们，任何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与人共同合作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本书文化分析的期望就是唤起更多人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微博和网络上骂人或者夸夸其谈不是承担社会责任。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践行自己的责任。
这本书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3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决定做现在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就是因为在写作上本书时所发现的困惑和问题。在研究和写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写前三部分是一个阶段，写最后一部分是另一个阶段。在写头三个部分（新工人群体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每当我被无力感困扰的时候，我会寻求两个思路的帮助，一个是：“察己可以知人”，我会思考在这样让人迷茫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积极的力量越少，我们就越不应该放弃，否则我们对不起自己、子女和后代，所以，我不会放弃，那么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再一个是，我从他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很多前人和我身边的人都曾经和正在承担起社会责任，正义的力量是最有生命力的。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最后一部分（“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的调研和写作，新工人群体是否有希望和力量，需要到新工人群体中间去考察。我在苏州访谈了几位工友，每一位工友的生命故事都让我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普普通通的故事让我认识到，一个人可以非常普通，同时可以具备风吹雨打都不动摇的做好人、做正确的事的信念，这样的故事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也看到，在资本几乎俘虏了一切的今天，工友们迷茫、痛苦或麻木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在工友中间同时看到了积极和消极的状态，这促使我构思了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思路。
本书希望通过一些工友的生命故事来描述新工人的文化状态。在我们不了解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带着想像去判断。一种想像是，一提到工人，就带着“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想像。这不一定代表新工人的真实状态，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工人在车间里如同机器一样地劳作，下了班以后泡在网吧和韩剧中麻木自己；一种想像是，新生代的打工者比第一代打工者有了更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公民意识，会积极争取在城市的权力。这样的想像也不一定反映工人的状态。我看到了很多20岁左右的工友，面对打工生活和工作的心酸和无望，用一句“我总不能一辈子打工吧！”来表达自己“过客”的心态，而这其实更暴露了前途未卜的迷失。本书通过工友真实的生命故事同时展示了新工人消极的文化状态和积极的文化状态。观察、认识和分析新工人消极的文化状态，对其进行反思和批评；观察、认识和分析新工人积极的文化状态，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为新工人群体的未来探索方向和可能性。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文化的定义。威廉斯对文化有三种界定方式 ：“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项下文化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本书采用的是威廉斯对文化的第三种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的，既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人才能有的体验；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 ，最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对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体验。因此，“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 ，它明确却难以触摸，它细微却影响重大，它是一种感受却可以决定个体和社会抉择。我们正处在一个资本全面胜利和资本霸权的时代，资本和人／劳动者的对立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的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这样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 。
我知道上述定义显得抽象和复杂，让我尝试用新工人的生活现实来解释一下文化的定义。打工者在一家工厂工作，没日没夜地劳作，收入很低，挣的钱不够在本地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以后子女不能生活在身边，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是下面的结构性要素的后果：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家庭结构（家庭不能团圆，城乡分裂）、打工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保护工人、打工者在工作场所的交流和社会交往非常有限并受到压制。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思想非常迷茫，感到痛苦、绝望，或者选择逃避和麻木，或者选择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成功学和传销，这个时代的躁动、不安、断裂等等感受只用亲身经历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和体会这中间的感受，而这些都是由结构性的（相对稳固而明确的、在这个时代带有共性的）原因造成的，也会产生结构性的后果，决定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人和社会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感觉的结构”（躁动、不安、绝望是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不是无中生有），才能理解文化是日常的（在工厂上班时，上厕所需要拿“离岗证”；工友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沟通，间休的时候都在低头看手机），和文化是社会的。
文化的目的指的是：“文化是人类用来满足需要的人为工具，若是有一种需要可以由我们机体天赋的生物机能来满足，我们在满足这种需要时也就不必再加上人为的工具，换一句话说，不必再有什么文化了。”
对文化的目的的认识非常重要，也正因为文化的目的性，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主体性的重要，主体不同，文化不同，举例来说，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比如在同一个厂房里，老板和工人就是不同的文化主体。老板所信奉的资本文化、所使用的工厂文化是用来为自己牟利和控制工人；而工人作为劳动的主体是否顺从资本文化、如何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去思考和行动就构成了工人的文化。
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和文化的主体性是密不可分的。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也许可以看到同样的文化现象，但是一定会得出不同的文化本质／结晶。本书站在新工人的文化立场上进行描述和分析。
“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从它所包含的群体来讲，人们也称之为“农民工”或者打工群体。在这里我们不使用“农民工”称呼，因为我们认为：从事农业就是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就是工人或者市民。书中，新工人、打工者和工友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汤普森说：“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读了汤普森的书，促使我发育了本书的第一个研究方法“生命故事分析”：通过一个个真实个体的生命故事来分析文化的本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由工友的生命故事和作者对生命故事的分析构成，通过讲述工友的生命故事来描述这个时代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人身上每个细胞中都包含了这个人所有的遗传信息，就如同每个人的生命故事必然充斥着这个时代的信息，当然，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所有信息在每个人身上都呈现显性。
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的“溶解”和“感觉结构”这两个概念促使我发育了本书的第二个研究方法“文化体验”：只有生活在你所研究的对象中间，才能体会那种文化状态。雷蒙德说：“只有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方，我们才能期望对一般性组织获得实质性的认识。对其他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我们也能知道很多，但在我看来，某些因素却永远都无法重新获得。即便是那些可以恢复的因素，也是通过抽象而重新获得的，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把每一种因素都当作一种沉淀物来认识，但在它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种要素都是溶解的，是一个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雷蒙德用“感觉结构”来形容社会的文化状态：“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
本书用两章来描述工厂文化，描述了作者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女工的亲身经历，后面的分析是作者对“溶解”到工厂车间中间和工人中间的文化要素的“结晶”所得，是作者所得到的对工厂的“感觉结构”。我相信，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了同一个空间所发生的事情所感受到的东西一定是不同的，所以，我所感受到的只代表我所感受到的。
我（2011年）4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在这里工作感觉特累。心累。我是心累再加工作累。
我工作三个月以后，从作业员升到全技员。作业员是最普通的，上面是全技员，再上面是线长。每个段都有一个线长，再上面就是组长。全技员的津贴只有75块钱，反正就是锻炼自己吧。我们这个段做包装，包装有三十几个人。包装段线长管三十几个人，还管我们全技员。
我需要管理重要物料，特别重要的，一张是800块钱，心情特别紧张，感觉心挺累的，感觉压力好大。如果损坏了的话要赔偿。谁损坏的谁赔偿。我管的这段时间没有损坏过，因为我管得很用心。听说我们楼下的线上有人赔过。一天事情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组长把不属于我这个段的事情也让我去弄。
我管理的操作员也挺不配合的，不然我也不会觉得很累。比如说我让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就会拖很久.我让他们集合，他们就会拖三、四分钟，上线也会拖这么久。我让他们做事情他们都不做，懒散惯了。以前我们线长都不怎么管他们。他们不听我的话，我也没办法呀。就自己跟他们沟通吧，慢慢沟通，他们不做只有我去配合他们了。
企业反正就是这样呗，我知道每个企业都是这样吧，而且有些企业比富士康还要严。很正常，没法改变。
在这里应该没什么开心的事情吧。
我们这里底薪是每月1350元。转正之后，如果一个月基本不休息大概能拿3000多元。如果休息4天的话，大概拿2300多元。我到目前为止加班最长的是一个月加班104小时。好像这个厂没有淡旺季，一直很忙。
会扣餐费。一个月从工资里打400块钱在卡里面，吃多少扣多少。标准餐一餐4.5元，早餐也一般都是4到5元之间。
住宿都是住公租房。第二个月会扣200元钱做押金，从工资里面扣。水电费也是自己交，可以选择四人间和八人间。我住八人间。平均每个人扣约120元左右，包括：房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
我们有社会保障卡，也交住房公积金。
假如有什么不太满意的地方，也不会去沟通的，不满意的话就是自己辞职走。辞职不容易，一般都是自离。自离会损失10天的工资。差人手的时候就会拖延你的辞职时间，批还会批的。
解雇人的情况也有，只要你表现不好，他又不缺人的时候就会解雇人，精简人员。反正解雇你也是让你自己辞职。旷工连续三天就自离了。请假也不是很容易。
有年休的，做满一年有三天的年休。
过年肯定要回家的，实际上只有3天时间，听他们说一共可以休息12天，其余9天需要补班的。我们应该从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就开始补班了。
每个宿舍都有电视。作业员有时间看，我们全技员没有时间看。她们下班以后，我还要交接班。她们一般都看言情片，我一般都不看，我也没时间看，回去了就睡觉。
我们宿舍8个人，7个人有男朋友，我也有男朋友。男朋友也在这儿，在厂里认识的。他是四川涪陵的。我们对班，几乎没时间碰面。
厂里好像有阅览室，但是我没有去过。
平时在宿舍里面很少聊天，就算在同一个厂区里工作也是在不同的楼层。分配宿舍也不管上班时间的，有上白班的有上晚班的。宿舍由宿管办分的。
答：嗯。
王美丽的工资单。
说明：和美丽访谈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可以给我看看她的工资单。我知道很多工友戒备心理挺强的，我不想引起美丽的不适。结果美丽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让我们在她宿舍下面等着，她回宿舍去取了工资单。拍照的时候我向美丽承诺，我如果使用这个信息也绝不会显示她的真实姓名。
下面三个表格是作者于2010年4月在苏州做的“新工人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的部分总结。
2013年9月20日，在本书作者的指导下，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几名学员就“为什么打工”这个题目在打工者聚居区北京金盏乡皮村做了社区调查 ，就“你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你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所访问的工友的回答如下：
上班工作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工作与人类生命意义的断裂甚至相悖是造成现代人迷茫的重要原因。具体一点儿说，由于现在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导致工作在满足了生存需求／甚至物质享受的同时却造成了精神上的迷茫：工作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与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联系；换句话说，工作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拿到工资而不是工作过程本身的乐趣和意义；工作是消费时间的方式，而不是享受生命的过程。
对于很多工友来说，打工就是为了谋生，这是正常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也就是说，打工者的境遇是一样的，对工作的感受非常相似。当我问美丽打工期间有没有让她开心的的事情的时候，美丽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用更形象的话来说，美丽认为富士康不是人待的地方。但是，离开了又能干什么？又能逃到哪里去？改变新工人现状和未来的出路不是逃离，而是对工作本身和制度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对于王美丽来说，工作本身对她就是一种折磨，这包括：（1）精神压力大，主要是因为她保管着贵重的物料，如果损坏需要赔偿；（2）劳累，本来工作时间就很长，而作为全技员，她要比普通操作员早来晚走，所以更加疲惫；（3）工作过程不愉快，工作内容本身重复枯燥没有趣味是一个方面，她作为全技员需要组织线上的生产，而线上操作员的怠慢更增加了她对工作的不满。
对于梁苏花来讲，工作无法让她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她感到很迷茫。和王美丽一样，梁苏花同样被工作内容本身所折磨，比如：产线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工作非常非常累。但是，同时，梁苏花认识到，即使有一天她把各种缝纫技术学得再精通，也一样劳累辛苦，一样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梁苏花的思想集中到了对命运和人生方向的反思，进而渴望一种人生内容的改变。
对于王美丽（18岁，1994年出生）和梁苏花（23岁，1989年出生）这个年龄的年青女性来说，对自身生命质量的要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懵懂追求是她们对工作要求的主要方面。而工作对生存需要的满足程度处于次要方面（其实一个单身的人如果要求不高，物质需求方面是比较简单的），虽然这不是说她们对工资待遇没有要求。
可以预见，而且很多其他工友的生活现实也证明了，当工友年纪增长，在自身、家庭和社会的要求下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的时候，工作的主要功用一定会转化为维持家庭和子女的生存需要，这时候，在生存压力下，追求自我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内容就会被压抑下去。
改革开放之初，工厂首选的招工对象是年青的女孩子，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经验，好管理，没有家庭负担，满足于很少的工资待遇。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进入城市以后很快就在城市生活的大环境下产生诸多自我意识和社会思考，从而产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诸多诉求。在没有家庭重担压力的时候，不会因为不多的工资收入而很快屈从和满足。
“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的最显著的一个文化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工者对居住环境的态度。对于美丽来讲，她在重庆的居住地就是工厂宿舍，因为她认为住在宿舍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辞职离开，所以她可以忍受各种不令人满意的地方。我在其他地方访谈的工友也是一样。2010年1月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一次工友家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对在菜市场卖菜的夫妻已经在新桥村住了10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们的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任何其他家具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另一个方面就是表现在对待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的看法上。大家都有很多不满，但是由于认为是“暂时的”，所以不会去争取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调查中被访谈的工友中，打工时间最短的是2个月，最长的是20多年。时间差距如此之大，求得的平均数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统计意义，因此，我们的信息统计只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辅助。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这样的差距之下，平均下来的数字还是很能反映明显的趋势， 这说明这种趋势的明显性。
这里我们需要反思这种“过客心态”形成的原因。为什么已经逐渐不是过客的打工者仍然有如此明显的“过客心态”。这里需要思考几个不同的概念：文化霸权、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
富士康在中国和世界都很出名，不仅是因为它在中国雇佣了上百万的员工，也不仅因为它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代工厂，更是因为发生在2010年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我们会听到一些为富士康说的“好”话：富士康的工资比其他地方高呀；如果你不喜欢富士康就不要去呀；富士康已经很人性化了，为员工提供了图书室、心理咨询室等设施。
上述“好”话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很容易被揭穿：富士康的高工资是以大量的加班来达到的，就像美丽的工资单告诉我们的一样，也同时是以高强度的劳动来达到的；去富士康不等于富士康就好，如果富士康真的好，那么富士康的员工流动率就不会那么高了；富士康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完全是反人性的，这从美丽告诉我们的事实就可以看清楚，公司的确有阅览室，但是劳累了十多个小时的她根本就不会去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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