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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与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系列之三

内容摘要: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旨在从文化理论的视角也就是从工匠活动的主体方面(人的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华工匠进行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中华工匠的文化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以“工匠”为主题,以“工匠文化”为中心,以“工匠精神”为信仰,系统整理、构建和探索“工匠文化”世界,构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既是一个逻辑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主要有三种典型的建构范式,我们称之为《考工记》范式、《营造法式》范式和《天工开物》范式。这三种范式各具特色,具有一定历史性或代表性。本文首先考察了《考工记》“工匠”表述的相关内涵,其次重点分析了《考工记》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范式。《考工记》范式主要是指国家管理者层面从整体社会结构组织来规范或建构工匠文化体系,突出了工匠文化的社会职能、技术文化、行业结构、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等核心要素系统。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创构期的重要范本,也是后世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的关键性文本或理论模式。

关键词:工匠;工匠文化;工匠精神;中华工匠文化体系;《考工记》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旨在从文化理论的视角也就是从工匠活动的主体方面(人的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华工匠进行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中华工匠的文化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也就是指中华工匠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及其世界性价值存在体,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体系重大特征性构成要素。那么这里就自然排除了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中负面价值,尽管“负面价值”对认识事物本身具有其历史价值,但我们应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式审视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深入系统挖掘其当代实践价值,为当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提升中国品质,实现中国梦服务。

1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简说

在整个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中,“工匠”是其核心概念或主题,并且“工匠”既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还是一种精神慰藉。工匠文化是中心,即是指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工匠或工匠的文化方式,其中“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工匠文化”具有独特存在价值的根源所在,“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信仰、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已经超越“工匠”、“工匠文化”成为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精神驱动力,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着历史性的伟大作用。正因为以“工匠”为主题,以“工匠文化”为中心,以“工匠精神”为信仰,系统整理、构建和探索“工匠文化”世界,就形成了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既是一个逻辑范畴,即科学理论研究对象或结果;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依据人类(工匠)社会实践活动深度和广度,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建构也呈现出历史性的时代性独特风貌。就目前的考察而言,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主要有三种典型的建构范式,我们称之为《考工记》范式、《营造法式》范式和《天工开物》范式。这三种范式各具特色,具有一定历史性或代表性。《考工记》范式,主要是指国家管理者层面从整体社会结构组织来规范或建构工匠文化体系,突出了工匠文化的社会职能、行业结构、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等核心要素系统。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创构期的重要范本,也是后世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的关键性文本或理论模式。《营造法式》范式,主要是指国家管理层面从具体工匠系统即“营造工匠”系统组织结构来规范或建构工匠文化体系,强调了工匠文化的行业职能、制度体系、经济体系、管理体系、评价体系、审美体系以及营造设计理论体系等核心价值系统。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成熟期的重要范本,也为后世进一步完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提供重要理论文本。《天工开物》范式,是一个纯学者从学术体系建构方面探讨和研究工匠文化体系建构问题的,突出强调了传统农业社会典型生活图景——男耕女织生活世界展开工匠文化体系的建构,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指导思想对工匠制度文化、民俗文化、伦理文化、技术文化,评价体系等展开系统思考与提升,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转型期的重要范本,也是传统工匠文化体系走向总结的重要方向或指向。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建构模式或方法,清康熙年间的《考工典》,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集大成式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方式或范本。[1]

2
《考工记》的“工匠”内涵

关于《考工记》的性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无定论。[2]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该书大量记载秦汉以前中华工匠问题,是专门讨论“百工之事”的著作,而且还是从理想的国家管理层面去思考问题的。实际上,《考工记》探讨了工匠行业体系问题,包括管理制度、工匠的社会价值、工匠的生产特征、造物流程、评价考核标准等。对我们系统研究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

在此,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考工记》中的“工匠”内涵问题。这应该是研究《考工记》最为基础性的问题。

《考工记》关于“工匠”的言说或称谓是比较多的,既有“百工”“工”“妇工”“匠”“匠人”“国工”等称谓;也有以各种造物的工匠的姓氏做称谓的,如“段氏”“桃氏”“栗氏”等;还有以造物的构件名称进行命名的,如“弓人”、“轮人”;更有直接用造物的材质命名的,如“玉人”“陶人”等等。

这里我们先浏览一下《考工记》所提及的“工匠”概念问题。讨论一下《考工记》中“工匠”概念含义。在此,摘取了14个与“工匠”概念相关的语句(以在《考工记》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进行简要阐释。

1.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此处的“百工”,是指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六职”之一。六职,即天子以下至庶民,所分属的六等职事。亦即《考工记》所言“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等六类分工。“百工”就属于其中之一,共同建构了社会发展核心要素。这就是《考工记》所说,一国之内有六种职事,百工是其中的—种。而六职,又各有职能,“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 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问题,除了《考工记》的“六职”之外,还有“四民”说。《管子》“小匡”篇中就比较详细地讨论过“四民”(士农工商)问题。这里是从统治者治理问题入手,突出了“官”(管理者、统治者)与“民”(受管理者,或普通民众)的关系。在这一结构系统,“民”又具有各自的社会功能、传承模式和实现手段,即《管子》所说的“四民”内涵: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

这里又涉及到“四民”的排序问题,上述引文中的“四民”秩序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农”仅次于其后,再为“工”,而“商”的地位最低。但《国语·齐语》阐述管子思想时的“四民”序列(士工商农)和相关表述是有差异的。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2]

此前的《春秋毂梁传·成公元年》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则是按“士商工农”序列划分的。《荀子·王制篇》的“四民”序列为“农士工商”。即荀子依据其“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的治国理念,而设计了一套管理系统。这套管理系统突出“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并且强调每一项职业从业人员的稳定性。这就有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的理想社会运行逻辑。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的大意就是农民要像个农民、读书人要像个读书人、工人要像个工人、商人要像个商人,其道理是一样的。后来,《汉书·食货志上》则是以“士农工商”排序言事的。(“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闢士殖穀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士农工商”就进一步约定俗成了。

2.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此处的“百工”与上条“百工”同义。只是进一步阐述了百工的内涵及其社会贡献。也就是在“六职”中,那些从事审视曲直,观察形势,整治上材,制作器具的人,叫作百工。

3.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妇功”,亦即“妇工”“女红”,是指专门从事整治丝麻制成衣物的人。古代社会中,这类人一般是女性,所以命名为“女红”或“妇工”。其实际功能或社会作用,与“百工”一样,只是从事人员性别的差异而已。因此,也应该属于“工匠”之列。明代云间丁佩所著《绣谱》曾讨论过“女红”(妇功)问题。她在《自序》中开篇就说:“工居四德之末,而绣又特女工之一技耳。”此处的“工”就是指“女红”。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有所谓“四德”(四教)品德规范。而“工”(妇功、女红)则处于“四德”之末。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女红”中,“刺绣”也只是女工的一种技艺。

4.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从造物活动的历史创造过程而言,是“知者创物”(亦即“智慧之人”或最有原创性的工匠创造发明万物),再到“巧者述之”(亦即技术特别高超的工匠加以传承),最后到“守之世,谓之工”(亦即一般的工匠则要世世代代遵循守业)。这里的“工”也就是普通“工匠”。关于这类“工匠”的特征,《国语·齐语》有过较为精辟地阐述:“今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工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莫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并突出了“工之子恒为工”的理想架构。同时,《荀子·儒效篇》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也阐述了“工匠”的世守之事特征。

5.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这里的“百工”与第一条,意义相同。那么“百工”的各类事物是谁创造发明的呢?《考工记》依据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将“百工之事”推及至“圣人”之所为。中国古代社会,圣人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以“圣人”来称谓造物的发明者、创新者,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很注重工匠文化价值的,毕竟来说,工匠的事业,虽然普通,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太重要了,以至于孟子都感言:“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孟子·滕文公》)

6.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在造物活动中,“工匠”的价值何在呢?此处就突出了,一件好的器物(好的设计品),是多种因素合理利用的结果。这就是,自然气候的“天有时、地有气”,还要有特殊制作器物材质的“美”(材有美),而这些都是第一自然的东西(天工),人类无法改变,但这些天工的素材,只是制作“良”性器物的客观条件,不会直接等于“良”。这些“天工”因素,必须配以“工匠”之“巧饰”(工有巧)才能成就一件好的设计品(具有“良”性的器物)。

7.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

“工匠”不只是一种称谓,也不只是社会分工的笼统阶层或共同体,而应该是一个行业或行业系统组织结构。那么,《考工记》时代的“工匠”行业状况如何呢?此处,做了一个合理的分类。其分类原则主要是以工匠所处理的材质而言的,也有其他分类原则。在此原则下,《考工记》将“工匠”分为六大类,共计30个工种的工匠类型。

8.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工匠,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特征。这里的“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虽然表面上是指特殊时期对工匠特殊工种的偏爱,实际上,证明了“工匠”产生的历史性逻辑。大致可以推测,虞氏时代,“上陶”是时代的需求,也是“陶匠”大发展的时代,夏后氏时代的“上匠”,殷人时代的“上梓”以及周人时代的“上舆”,都具有历史发展中的“工匠”性质。特别是周代,也就是《考工记》记载中最为推崇的时代,“车”及其制车的“工匠”成为当时宠儿。这与“车”历史作用及其社会价值是分不开的。而且,一辆“车”的制作完成需要众多工种的“工匠”的协同创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9.故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

10.良盖弗冒弗纮,殷亩而驰,不队,谓之国工。

11.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

此处3条,“国工”是指“国家一流的工匠”[1],也指“国家水准的技艺工匠”。[2]

12.匠人建国,水地以县。

13.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14.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

此3条的“匠人”,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匠人”或“工匠”。

由此可见,《考工记》所记载的14条“百工”、“工”、“国工”、“匠人”等概念,既具有管理性质的官员,也有国家一流技艺水准专家,也有一般性质的普通技术人员,还有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工”或行业结构中的组织形态等含义。

关于“工匠”的产生历史问题,《考工记》也做过阐述。《考工记》认为“工匠”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工匠”在“工匠”行业产生之前,并不具有其特殊价值,“工匠”所有的“技”“巧”也是每一位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这就有了《考工记》记载的一个逻辑悖论,即:

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都会每一项手工艺制作技术时,这个方面的“工匠”是不存在。由此也可推导出,“手工艺人”不同于“工匠”。“工匠”是只包括手工艺人在内的所有技术人员。如果用现在的称谓,至少包括科技人员、工程师、设计师、手工艺人以及相关领域的管理人员等。

3
《考工记》对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建构

《考工记》范式主要是指国家管理者层面从整体社会结构组织来规范或建构工匠文化体系,突出了工匠文化的社会职能、技术文化、行业结构、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等核心要素系统。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创构期的重要范本,也是后世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的关键性文本或理论模式。

一)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社会结构系统,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人的社会性价值和人的创造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主要是指作为社会的人,工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价值,也就是工匠有什么社会地位或功能。人的创造性价值主要是指工匠在其社会实践中的创造性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工匠的造物活动的性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等等。

1. 就工匠的社会性价值而言,主要集中在《考工记》开篇所示。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 或作而行之; 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由此可见,“工匠”的社会性价值在于其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即“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百工)、“治丝麻以成之”(妇功,女性工匠)。通过自己特殊的技术手段,应用自然物、改造自然物,创造出人类所需求的各类生活器用品等,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2. 就工匠的创造性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考工记》关于造物活动中工匠的创造性之“巧”上,如: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这里的“知者创物”、“圣人之作”和“工有巧”中的“创”、“作”、“巧”都具有创造性价值和内涵。

二)行业组织结构系统中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随着社会的分工,“工匠”共同体不仅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分工,也成为了一个经济体——行业。行业的出现就应该有一定的行业组织,保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行为,促使行业可持续发展。那么,《考工记》时代的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状况如何呢?《考工记》依据造物材料的不同或相关工作性质,将工匠行业分成六大系统和30个不同的职业工种。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瓬。

《考工记》将当时发展起来的工匠行业分为“六大”系统,即“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依据各系统的内在结构又细化为多个小的系统。每一个小的系统中又有着极为严格而标准的技术要求,并与相关小系统形成互补建构生态语境,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工匠文化世界。如《考工记》最为完备的工匠系统即“攻金之工”系统(其他均未完备,或有遗漏等)。记载中,对“攻金之工”系统中的六个子系统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分工,即“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也就说,筑氏掌管下齐,冶氏掌管上齐,凫氏制作乐器,栗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农具,桃氏制作兵刃等,分工明确,便于管理。

三)技术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依据现象学观念,技术所建构的是一个世界,一个工匠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无论是技术所与的工具、简单机械还是机器,都是一个世界的文化构建。在这个世界中,工匠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认,人由此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人工世界”。技术系统中最基本的系统就是“工具系统”。《考工记》对“工具系统”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部分:

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

“方圆平直”是工具系统中最为基本性的要素,是一切技术系统的根源或基点。包括对材料的加工与制作,也包括对创造物的设计与创新,这些都离不开“方圆平直”工具要素。依据这个基本工具要素,再生产或创造一定工作环境下的独特工具。此外,还有“六齐”冶金技术系统、“三材”(毂、辐、牙)制轮技术系统等。

四)协同创新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车”的制作成为了周代最为重要的事件。而“车”的制作也是一项多工种多行业协同合作的,形成一个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活动。这一活动,也体现了“工匠”的系统性价值和文化品格。所以《考工记》说: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那么,“车”的制作,究竟如何“多”的呢?《考工记》则依据车的重要构件分工生产制作特性将当时的协同创新制作系统状况做了一定的描述。如:“轮人为轮”、“舆人为车”、“辀人为辀”等。如何使各分工制作者能够有效地协同进行创造活动呢?那就必须要有统一各工种的行为标准——标准化。标准化的产生实际上是工匠行业文化体系建构的重要标志,是工匠技术文化系统的个体性特征走向工匠行业文化系统的社会性特征的标志。正因为这一历史转型,工匠文化生态才逐渐产生,工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如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的制度系统(如百工制度等)等也逐渐形成。

五)评价考核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三大核心要素是“工匠精神”、“技术文化”和“制度体系”。而评价考核体系又是“制度体系”(百工制度体系)的四大方面内容之一(百工制度体系主要由匠籍制度、行业制度、技术制度、考核制度等四大部分组成。)。作为国家层面构建工匠文化体系典型历史范式,《考工记》重点突出了工匠考核制度体系建设问题。实际上,“考工”一词本身就具有考核工匠之意。书中记载的“察车之道”、“轴有三理”、“察革之道”等等,都与评价考核系统相关。如“察车之道”就阐述了工匠考核问题。

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

六)艺术审美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构建

众所周知,“工匠”本身就包含着技术原理(巧)和审美原理(饰)两个互动方面。《考工记》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讨论造物设计活动的基本要素时,就认为,一件“良”的器物设计与制作,必然是“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统一,也就是功能实用价值与形式审美价值的和谐统一,自然材质的美与人工技艺的美的统一与融合。《考工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倡导人(工匠)在造物设计过程中,应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价值,从而提出了“五色体系”的色彩审美思想和器物身体美学思想等。

如:“辀人为辀”一节,就提出了“辀有三度,轴有三理”技术指标和审美思想。辀,即车辕,亦称曲猿,是古代车的牵引装置构件。制作曲猿的工匠称之謂“辀人”,属于“舆人”的一部分。不过,《考工记》并未将“辀人”单列于三十工种之内。

《考工记》记载了“五色体系”问题,并依据《易》《礼》体系,对中国传统色彩设计思想进行了阐述。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五色体系”的发展,形成了中华工匠审美文化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中华色彩审美精神意蕴。中国传统的绘画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体系——黑白世界。

七)礼乐文化系统中的工匠文化体系建构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以《易》《礼》体系为源头的中华“考工学”设计体系(包括工匠文化体系)有着浓郁的礼乐文化精神底蕴。因此,《考工记》工匠文化体系建构必然立足于礼乐文化系统。“器以藏礼”成为了工匠文化体系的内在本质,也是工匠造物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就《考工记》所记载的内容而言,涉及礼乐文化系统领域的,既有相关行业或工种,也有专门器物——礼器,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范式,如“玉人”“梓人”“轮人”“匠人”等都大量与礼乐文化系统的器物制造相关。

例如,制车之时,特别突出“车”所具有的礼乐文化精神。“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同样,在城市规划方面更是强调人的生活性价值,突出人的精神理念。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4
《考工记》工匠文化体系的当代价值

上述简要介绍可知,《考工记》对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建构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构建当代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也有着极大作用和启示。

第一,有利于反思传统,深入挖掘传统工匠文化精神,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历史性贡献。

第二,有利于正视当代,中国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中国当代体系建构已迫在眉睫,以《考工记》工匠文化体系为参照,着力构建中国当代体系,为中华强盛而服务。

第三,有利于展望未来,全面系统认识工匠的历史作用和生活世界,为中华未来的发展和人类进步服务。

参考文献:

[1] 本小节文字出自作者《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艺术探索》2016年第五期)一文中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历史建构”一节,此处标题已做调整。

[2]本文无意纠缠于成书真伪等问题方面,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特点的存在体来研究,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3] 四库全书本《管子·小匡》。

[4] 四库全书本《国语·齐语》。

[5]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第25页,注释14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 张道一《考工记注译》第47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另见第46页注释12条。国工:国中技艺高超的工匠。郑玄注:“国中名工。”按“国工”所指,并不限于从事手工业的百工,古代名医亦称国工,见《史记·仓公传》。

[7]《中国历代考工典》何庆生整理,广陵书社2003年版

[8]《营造法式》宋· 李诫撰,邹其昌整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9]《天工开物》明·宋应星撰,邹其昌整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0]《考工记》(《周礼正义》版)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原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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