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史爱好者，我不得不说，中国二战史研究仍然处在一个很低、很业余的水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东南亚战场的战史和人物，基本上还是空白。根据200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战研究在中国》，建国后大陆出版的有关中缅印战场著作，基本上是1994年以后出版的有关中国远征军的著作，没有任何有关中缅印战场上英军、美军的专著；中缅印战场人物研究，基本上只有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样，建国后大陆翻译出版的国外二战史著作，其中有关东南亚战场的，似乎只有一本日本防卫研究所编的《缅甸作战》，英国和美国的专著一本都没有，这非常非常奇怪！！！战史人物传记翻译方面呢，涉及东南亚战场的也只有史迪威和陈纳德两个人的传记。英国方面还是一人没有。这至少说明中缅印战场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非常缺乏国际视野，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二是远远不够系统，很多方面都是空白。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像王楚英那样的人，钻历史的空子，编造弥天大谎。这种局面应当改变。
中国作为中缅印战场的主要一方，应当把历史问题搞清楚，除了中国远征军研究以外，还有必要系统翻译出版英、美、日三个国家的相关著作。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可以慢慢地做，第一步是把相关的战史著作和战史人物传记、回忆录梳理出来，然后由有关方面的专家选择一批有代表性的战史专著、人物传记、回忆录出版。可以先从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做起，这样便于慢慢培养读者群。我认为从英国方面来说，有几本非常值得引进的书，韦维尔的官方传记《最高司令官韦维尔》（WavellSupreme Commander. 1941-1943），约翰·康奈尔（JohnConnell）的《韦维尔：学者和军人》（Wavell: Scholar and Soldier），菲利普·齐格勒（PhilipZiegler）的《蒙巴顿传》（Mountbatten），斯利姆将军的回忆录《反败为胜》（Defeat IntoVictory）。此外，还有温盖特手下两个最得力的干将，弗格森准将和卡尔弗特准将，俩人都是非常传奇的人物，而且都出版过若干回忆录，其中有关西南亚战场的回忆录包括，弗格森的《超越钦敦江》（Beyondthe Chindwin）、《绿色的原野》（The Wild Green Earth）。卡尔弗特的《疯狂战斗》（FightingMad）、《怀着希望的囚徒》（Prisoners of Hope）。
美国方面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包括：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的《随史迪威走出缅甸》（Walkout With Stilwell inBurma）。这部回忆录从1941年底美国政府决定派史迪威出使中国，一直写到1942年5月盟军在缅甸惨败后，史迪威带手下一百余人从缅甸走到印度的经过，详细叙述了那段英勇、传奇的经历，此外，多才多艺的弗兰克·多恩还告诉我们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弗兰克·梅里尔，他作为参谋人员长期跟随史迪威，后来成为“梅里尔掠夺者部队”的指挥官。有关这支部队的著作不是很多，最著名的要算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Ogburn）1959年出版的《掠夺者》（The Marauders），以及查尔斯·牛顿·亨特（Charles NewtonHunter）1963年出版的《加拉哈德》（Galahad）。还有一个人，中国人应当记住他的名字，他就是“缅甸医生”戈登·西雷格夫（GordonSeagrave），就是那位带领缅甸护士随史迪威一起走出缅甸的传奇人物，他救治的中国士兵远比白求恩多，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他有四本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缅甸医生》（BurmaSurgeon）和《缅甸医生归来》（Burma Surgeon Returns）。
以上只是回忆录和传记，此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官方战史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应当翻译出版。包括英国官方战史《对日战争》，美国陆军历史中心的《对日战争》，当然最重要的是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Romanus）和赖利·桑德兰（RileySunderland）的三部堪称中缅印战史“拱顶石”的巨作：《史迪威出使中国》（Stilwell's Mission toChina）、《史迪威的指挥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中缅甸战区的最后岁月》（TimeRuns Out inCBI）。《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的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称赞他们的研究成果时说，“任何后来进入这个领域的人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这些著作尚未译成中文，实在是中国二战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国外很多战争史、军事人物和军事思想经典著作，国内都没有译本。这一点我们连台湾的眼界都不如，很多经典还是台湾钮先钟先生翻译的，这不能不令大陆学界汗颜，我们应当感到惭愧，我们应当做一些事情，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
文引自：eastvirginia的日记；图为本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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