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有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肾上有占位。
几天后就去了北京，走的时候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就说：老张怎么这几天没有上班啊？就给老张打电话，问他，怎么没有上班呢？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事情，过几天就上班了。
过了一段时间知道他去了北京做手术了，把一个肾切除了。
虽说关系很好，他不说，我不问，不探究朋友不想说的秘密。
我的老公是2017年走的。
在当地查出来的身体有问题，两天后就来北京治疗，来的时候要给单位卫生所报备，因为涉及报销的事情。
卫生所主任就把老公来北京的事情告诉了他的朋友，朋友总是会打电话问他：你怎么突然去了北京。老公就说：来北京带小孩呢，孩子上班很紧张。
无论谁打来的电话他都不说是来看病的。
当时的他的心里还抱着希望，其实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孩子联系的医生，医生把情况跟孩子说了。
我们一直尽力治疗着，希望能有改观，希望能尽快的手术，只有做手术才会有希望。
一直在治疗中，医生一直说，还不具备手术的条件，一直在拖，在拖。
一次恶化，到了急诊上，急诊的医生说得很明白，就是1%的希望都没有，不要再花钱找罪受了。在北京治疗了三个月，治疗、送红包用去了半百万，关键这三个月受的罪太大了，就是一片治疗呕吐的药就将近700元，都阻挡不了病魔的偷袭。
从北京的医院，用救护车直接送到了我们工作过的小城，来北京的时候是他自己开车500多公里来的，仅仅三个月就用救护车送回去了。是朋友同事打前站给安排好了住院，到小城是凌晨两点，十几个人还在等着。离开家三个月，回去再见已经变化很大了，几个人在病房的外面偷偷得掉眼泪，几个人陪着他说着：会好的会好的，应付性的话。
期间他总是和妹妹说着：简单的事情要简单的办，不告诉别人，不麻烦他们，我走就悄悄的走，就像一个人来到世上一样，悄悄的来。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走后的事情，我知道他是怕我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
在老家姑息治疗4个月后，还是命归黄泉。
人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飘飘洒洒地就落下来了，脱离了大树的根系，那里还有生命可言。人的脆弱、无奈，在生死这样的事情上彰显的无能为力。
他的离开，当时的痛苦还没有从他的病榻前缓解过来，只感觉自己是晕晕乎乎的，只是知道他离开了。没有想还能不能再见到的事情。
直到他离开半月后，才回过味来，走了就是走了，再也见不到了，再没有机会说一句话了，感觉头上的天塌了，我这一辈子随着他走了，他走了，我也完结了。
锥心蚀骨地疼，才知道，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了，再相见只有在梦里了。
感同身受是没有的，就像鲁迅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孩子的吵闹声。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看世界欢笑的都是别人，匆匆忙忙的脚步都为着今天，明天的美好努力着，唯有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亡夫的离去。
每次回忆过去，都好像万箭穿心，也不能表达心中痛苦的一二。
我的怀念就像人得了大病尽量隐瞒一样，不会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母亲，我的孩子会心疼我。无论悲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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