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的著作，集中阐述了朱熹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静、知行、心性、教育、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全面且系统。作者将朱熹思想精神归纳为求理、主体、忧患、力行、求实、道德、开放等七个方面，并指出其意义所在，即成功地回应了时代挑战、化解了时代冲突，主要是价值理想的挑战、外来文明的挑战、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从这一点上讲，朱熹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无疑是对得起生育、养育他的时代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而就眼下的时代讲，我们还没有一位称得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人来为我们这个时代化解种种冲突和挑战，人们还在价值理想、外来文明、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中莫衷一是、迷茫徘徊，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
朱熹言，“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续资治通鉴》评价朱熹学问时说，“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
朱熹哲学逻辑结构是理——气——物——理。理是所当然之则与所当然之故（万物的根据）的统一。太极与阴阳对称，理与气对称。道与理的区别：道是宏大，理字精密；道的体用不离，理体先用后。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的气并不只指构成事物的质料，也包括了某种道德因素和精神因素。他的理一分殊源于释氏“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是华严宗理理关系的观点。朱熹的“一”是指统一物、和合物，“二”是指两端或相对待（包括物间与物内）。“中”不是折中，也不是两端的中间、平均数，而是一个恰好处的尺度、标准，中庸在日用中以“恰到好处”为度。
朱熹训格物为达到事物的极致，穷尽事物的本然之理。格物的性质与功能为“合内外”，即主体人心与客体事物的相合。物又称事。致知就是推致我心固有的知识，而达到全知。致知在格物中。朱熹将性分为天地（天命、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理与气之杂合。朱熹由佛返儒，他批评佛教就是因为佛教只讲心为主宰而不见理为主宰，所以不免流于自私。
朱熹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是指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的心。人心则是人欲，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道心源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人心道心“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为善，人心有善有恶。道心需要人心来安顿，道心杂于人心之间，微而难见，故必须精之、一之，而后中可执。
朱熹美学思想体现为以感性心理与理性道德、审美感受与政治教化、艺术风格与心性修养的“和合”为旨趣，其基本特征之一，是把美这个范畴与作为道德伦理精神的善联系起来，以善为美的内容。朱熹的所谓美，一是指审美对象的外在表现形式，二是指精神心态的内存状态。
朱熹在谈到小学、大学教育时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在学习方法上，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他说，“读书之法，须识得大义，得他滋味。没紧要处，纵理会得也无益。”
性理学即性命义理之学，有别于汉唐以后训诂词章之学。性理学的文化精神是内圣外王的圆融。性理学的内涵是指：以道体或性理为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所以然的形上学本体；以穷理为精髓，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追求心性的根据，而合于天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工夫，存理遏欲，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即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成圣为人格理想和终极关怀。
敬有三义：主一，持中，直内。朱子积极吸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学说、思维方法、逻辑结构而为我所用，故能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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