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钱穆先生是民国人，《国史大纲》作于民国二十八年。今天读，把喜欢的段落摘抄一下。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以言政治，
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兴而无有也。
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
以言思想，
求一如“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学者蓬勃四起，各为其国家民族创造其特有新兴之文学而无有也。
又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经济，
求一如噶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
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 是什么？先生分而述之，指出“以否立论”的荒谬。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
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
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 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
—— 求是。先生“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认为“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
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四百八十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一百年。
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
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
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
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
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
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
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 宗教信仰。先生指“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
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
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无疑。
不知人类政制，固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
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既非此等分类可包。
然则中国已往政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
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
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借为宣传，可以勿论；
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 先生一家之言，理当受尊重。
个人的看法：经济以温饱以独立为优先，再以学术思想启蒙和普及为继，后促成契约及制度。
世易时移。若说当下最弱者乃中层之干柱，我想我是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