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并不能救中国

“科学不能救国”：科学是战争工具

　　正当高擎“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历时四年、有30多个国家卷入、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人在反思这场灾难、哀叹西方文明没落的同时，发现了可以救世的“东方文化”。1919年，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致函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25]

　　当然，在这场东西方共同参与的文化反思运动中，科学很快被确认为“罪魁祸首”。1918年底赴欧的梁启超，归来后出版《欧游心影录》，宣告了西方世界“科学万能”大梦的破产：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26]⑥

　　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就有人看出中国一直追求的西方文明代表科学在战争中的“罪孽”，并进而怀疑整个西方文明。1916年10月，《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开篇即说：

恽代英认为：就救国功能来说，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因为军阀政府只知打仗、抢钱、逢迎洋人，根本不能用掌握了技术知识的人；留学学飞机制造的人，“他们若不是留在外国工厂，帮外国人制飞机，至多回国来只能做个驾驶飞机的人，或者甚至于只能在商务印书馆里做些小小的工艺品”；而国内专门学校毕业生，“只有去做官，去当土豪，去在个设备不完全的学校里抢一个饭碗，结果把所学的一起忘掉，仍然同别的人一样，变成一个光棍的流氓！我敢断言，第一是要社会有个改革，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轨道，不然，多一个技术家，便是多一个流氓！全国专门大学一年要毕业几千个学生，我为中国寒心呵！”在这样的政府下面，“怎能讲什么科学救国呢？”因此，他说：

1935年，顾毓琇直接提出“科学并不能救中国”：

　　科学既没有功利观念，亦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我们科学界努力的方向，从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已经进步到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实在是合于科学的本旨的。……从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而求对于世界的科学有贡献。从科学的立场看，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15]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理性的怀疑主义，科学规律是在科学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后，“取其共同的特征”才能获得，对归纳法进行了相当切实而简明的阐述。

　　在另一次讲演中，朱家骅又说：

　　什么叫科学方法呢？科学的方法，就是不专凭空想，务使思想不为感情或欲望所支配，不崇拜偶像，或任何权威，不容有自相矛盾的推论或判断，也不完全相信自相矛盾的推断或判断，而以从实验的方法求得的事实做基础，用来证验推论和判断已有的问题，或发现新事实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实验的方法。([46]，45—46页)

　　用演绎法所推导出来的推论或判断，必需得到实验的验证。实验是科学方法的本质，因此科学的方法就是实验的方法。

　　这样，科学终于从救国工具及“强国强种”这样宏大的目标回归到科学本来的“求知”面目，这对培养中国学术界以追求真知为目标的学术氛围非常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的本土化历程。虽然，此后科学仍然不断被作为各种各样的工具不断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责任，但科学“求真”的本质特性一旦被认知，其影响和作用将不断被提升。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变奏下，中国人从各个层面、多个维度寻觅着“救国”方案，出现了诸如“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农业救国”等思潮，当然也包括影响深远的“科学救国”思潮。救国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科学救国、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乃至如今的“科教兴国”，仅仅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已，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能忽略其他方面，过分强调某一层面，往往会造成口头上的“宣传式”社会效果，其实不能对其本身的正常发展有正常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救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子，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功能，也只有在剥落给予它的额外重任回归本位后，与其他因素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当“科学救国”作为一个宣传的口号时，其社会影响可能很大，但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口号并没有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多大的积极作用，反而是认识到科学的本来面目后，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才有长足的进步，在后来的“抗战建国”中，已有相当基础的中国科学实实在在对“救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真是一个吊诡的历史现象，当“科学救国”的口号喧天的时候，科学并没有起到其“救国”的功用，当认识到“科学不能救国”时，科学却实实在在展现了其“救国”的功能。读史至此，往往使人困惑。

“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起起伏伏，也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当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大多历史时期，学术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展现其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