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少年派》热播了,我每天接到无数少男少女请求,要续写“一秒CP”。到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问我《宝贝》什么时候出续集。
我已经有了很多成名作,为什么可以写的题材这么多,我却偏偏选择大众陌生的中医题材?选择一部全新的自己也没有把握的作品,前途不确定、结局不确定,冒这样的险值得吗?
值得。因为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我的好友滕华涛,最近出了一部口碑不好的作品,《上海堡垒》。看他反复道歉又被反复误解,我很难过。这部作品失败了,不代表他不是优秀的导演,他有诸多优秀作品闻达于世,他带出了林妍、曹盾这样优秀的团队,他或许有诸多缺点(孰又不是),但决不能因为他一部作品的失利而抹杀他对中国影视行业的贡献。他完全可以拍一部驾轻就熟的小清新,投资人放心,他自己也不费多大力气,可他没有这么做——从他决定拍科幻起,他就已经是突破自我的创新者,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追求的、对自己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她最喜欢做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再比如我曾经问过一个流浪汉,他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最舒适的状态,人生已经达到尘埃的低点,旁人对他无所求,他享受的自由是其他人无法想象和体会的。
而我肯定不能过流浪生活。我喜欢干净的大床,与人平等交流,而不是谁都可以向我扔一块硬币。
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开荒者”。是一个创新者,是一个占领阵地的人。比如当初我在写《少年派》的时候,我的投资人质疑这到底是青春剧还是家庭剧,它看上去不符合过去任何一种类型定位。但也是因为《少年派》的出现,之后就会有一种剧的品类叫“青春家庭剧”。所以,人这一辈子要想不断地创新,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瓶颈,唯一的方式就是拒绝路径依赖。人一旦躺在过去的成就上吃老本,就好像那些买了几十套房子收租,银行存了几个亿吃利息的人一样,你在衰老,你人生之于创造的意义已经停止了。
人一旦不敢迈步往前探索的时候就是真的老了。当然我也清楚每一次探索和创新都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这一次的冒险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对我而言,我要无愧于我的青春,无愧于我的岁月,现在就是无愧于我的中年——至少我倾尽全力,我尝试了,我没有退缩。
回到中医题材选择上,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戏呢?我把自己的每一次创作都称之为解惑。我在解决我现阶段所面临的社会困惑。
具体来说,27、28岁那年,我面临婚姻瓶颈。我自由恋爱,16岁认识了我前夫,我以为我和他这辈子就会幸福到底。但真的进入婚姻之后,我却发现生活的推进十分艰难。我就在想,是每一个人的婚姻都像我这么难,还是我是独此一个?于是我开始追溯父母辈的爱情,他们是媒妁之言,没有自由恋爱,他们吵闹着过了一辈子,但他们也携手走到今天,没有分开。我在思考的过程中越发认为这中间的区别可能在于对生活的理解不同,而这种不同是具有普世性的。他们那一辈人,对承诺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要远胜我们这一代。而我们下一代人,姑且不提婚姻的揪斗,是否愿意走入婚姻,都是很好的命题。
创作《双面胶》的初因是网络上大家的一些讨论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中国文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两个人感情即便再好也会因家庭的不调和而消亡。所以如何解决家族的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背景差异等等,是婚姻永恒的命题。正如中国那句老话,婚姻要“门当户对”,我希望借由“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来探讨这个现代社会话题。
而到写《蜗居》的时候,我比较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我要写我想写的戏。而我想写的、喜欢写的,就是当下观察剧,写现在活着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当下在历史中的定位。如果几百年之后的人想知道现在的中国发生过什么,他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翻阅史书,另一种是读阅文艺作品。回头看2006年至200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通过《蜗居》就可以窥见一隅。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考据历史时重要的依据,是两把刷子,史观和文学作品,比如关汉卿的作品、比如《红楼梦》、比如《水浒传》,甚至是《金瓶梅》。这些作品就是描绘活在当时历史潮流里的人,他们的挣扎和喜悦都是真实的,所以动人。
历史有两支笔在书写,一支笔是胜利者,但如果只有胜利者书写,这样的历史是不客观的;第二支笔是平民书写者,是生活在那个历史时刻的人的记录。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历史一段时间的记录者。我将对世界的好奇和历史的观察投注笔端,这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动能。
我现在就是想要写一部当下的历史剧,那么当下的历史剧究竟是什么呢?
这又要回到中医题材创作的缘起。2014年9月份,我在安徽汤池写作《女不强大天不容》,有幸结识了我的手法师父高圣洁老师,她带我走进了中医的世界。而到2016年9月,我进入广西中医药大学,师从刘力红老师,脱产完成了我的中医研究生学习。今年6月拿到毕业证书。在此期间,除第一年在学校学习理论之外,之后两年我一直跟师实践,并一直延续至今,也算小有心得,至少我身边的亲朋都了解并认可我看病的能力。
但我学习中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看病。首先从性价比来说,我学医以来问诊看病从不收钱,一直是入不敷出;其次是我认为虽然一对一治疗病人很重要,但并不能真正的最大限度造福所有有需要的人。我穷其一生,哪怕医术做到顶尖,可医治的人不超过十万,但我若写出一篇好的文章,受惠的人上亿。如果写一部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作品能够留存于世,这能影响辐射的人是不可限量的。
我之所以研究中医,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对中国医学感兴趣,而是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所谓传统,很多人理解为过去的事,已经没落的不值一提的事。错!传统是指传承道统,是传承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情,是三位一体。正如佛家存在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走进庙里,三叩九拜,以为拜了三尊佛。错!这三尊佛,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拜的佛,是你个人的投射,既往不咎,当下不杂,将来不迎,一心一意。所以传承道统是每一代人的事情,它不是单纯的继承或发扬,而是接力棒,自明明他,如火炬般照亮时间的路。
纵观世界文明,有记载的四大古文明——其中三大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全部消亡了,今人找到的所有蛛丝马迹对它们的解读其实都如管窥蠡测。但中华文明不一样,只有中华文明没有冠以“古”字,因为中国是过去现在都活着都存在,未来也一定会存在。
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千年仍不断焕发生机,我认为要感谢一个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为了不起且重要的人——孔子。中国没有宗教系统,西方人看中国的宗教就是“Confucianism”,但事实上儒学并不是宗教,因为它不存在任何膜拜的对象和神话的内容,它就是现实生活中君子的行为。我认为,孔子之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就是传统,他是传道的人,他是将古往今来联系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他修书,后人就不会读懂四书五经,就不会读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没有他修书,中国文明就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断代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的阅读和引用数千年前的文字,并把它们作为经典流传下来,这就是孔子最大的功德。
中国文化的了不起就在于有了文字、有了书写、有了记叙文,能够将古圣先贤与今人毫无障碍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文字、历史、精神不断代,所以中国文明得以迭代更新、屡创辉煌。
中华文明从不依赖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有些史学家认为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国朝代”,因为是外族入侵,但我认为这是大大的错误。因为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和同化性。比如元朝短短不到二百年,从马上的民族变成蒙古贵族吟诗作画,娶汉人为妻,这就说明高低文明之间永远是低文明趋向高文明,也与我们常说的“人往高处走”。清朝也一样,它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因为它沿用了诸如科举制度、官僚体系等等汉人传统治理国家,这些都是中华内部文明对外族的熏染。因此,中国文明可以变迁、游离,可以飞转,但是它核心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永不消失。
在我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内存性和延续性之后,我越发好奇于在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是不是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就可以被取代呢?我认为这绝无可能的。中国文明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依旧会存在。因为它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运转的法则。正如中医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要“阴阳调和”。
什么叫阴阳呢?我们观察宇宙万物运转的规律,最简单的日升日落、白天与黑夜,哪怕是两极的极昼极夜也是半半平衡,这就是阴阳。所以世界上既有西方那就一定会有东方,这就是阴阳。在地球村的当下,西方文明想把东方文明纳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绝无可能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明,这是世界运作的阴阳平衡方式。我认为东方文明的存在之于我们整个世界是极大的幸事,它存在最大意义就是给予世界人以选择。真正的自由就是拥有选择的余地和权利。什么叫选择?选择就是即便在如今强大的、现代化西方医疗体系内,仍有很多人(包括西方人)选择自然疗法、中医疗法,这些就是选择,这是人的天性,无可替代。
我写中医就是为了尽可能清楚地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国文明会源远流长,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医会在全世界大放光华,就是因为中国文明在世界版图中是不可抹去、不可取代也不会消亡的,因为整个世界文明是多元的、充满活力的。我们尊重、接纳自己的文明就是立命之本,也是发展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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