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恨不休——记戴焕章烈士
雷再润
戴焕章,原名戴文贵,曾化名戴云龙、戴云鹏、戴云飞。1915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稗地沟村一户佃农家里。弟兄5人,焕章行二。全家8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迫于困境,焕章过早地同父兄们一起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直到十三、四岁时,家里才勒紧裤腰带,送焕章入了乡间的私塾。焕章聪明过人,又肯用功,所以老师特别喜欢他,家里人也希望他能成人,光宗耀祖,改换门庭。
就在焕章潜心于学业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富有革命传统的岫岩、凤城人民,在民族英雄邓铁梅、苗可秀等人的影响下,奋起抗击日寇,组成了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搅动了戴焕章的心,他再也安不下心来读书了,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因为他有文化,很快就在自卫军的一个营部里当了文书。
从此后,日寇把焕章家当成匪属,先后把戴的父母、亲友等十几个人抓进了监牢,施以各种酷刑,妄图逼着他们交出戴焕章的下落。但戴焕章是冲破家庭阻力走上抗日道路的,一走便和家中断了联系,他的亲人们哪里知道他的下落?其实即使有些线索,又怎能向敌人告密呢!于是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但凶残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把打得遍体鳞伤的戴文胜(戴焕查的长兄)放出来,令他以骨肉之情和亲人的安危,去打动、引诱、威胁戴焕章“归案”。但戴文胜怎会走日本人铺下的路。于是他出了牢门就逃跑了。
戴焕章听到日寇折磨他亲人的消息,激起了满腔怒火,更加坚定了他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1932年11月间,民众自卫军30多人,来到岫岩县北部的黄花甸子村时突然遭到日寇的袭击。日军兵力数倍于自卫军,且装备精良。经过激战,自卫军失利,四散了。仅剩戴焕章、刁福民等5个人,分别困在两间民房里,仍坚持战斗。日寇因不知屋内有多少人,不敢硬往上冲,只是试探性地接近民房。民众自卫军的战士们就利用敌人胆怯心理,有效地发挥近战杀敌的威力。敌人上来一个消灭一个,先后打死了20多个鬼子。戴焕章和刁福民商量,敌众我寡,硬拚下去很不利,决定寻机突围。于是,他们把枪膛内压满了子弹,伏在墙角观察动静。敌人以为屋里的人都没子弹了,就呼喊着蜂拥而上,喊着捉活的。等鬼子冲到窗前,戴焕章喊一声“狠狠地打”,接着就一阵猛打,打的敌人哇呀哇呀怪叫,扭头就往回跑:这时,戴涣章等人乘势冲出屋子,边打边撤,很快进了村北的山林。
山上,怪石林立,灌木丛生。山下一条大道,是岫岩到通远堡的必经之路。根据多次同敌人作战的经验,日寇自持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必定会穷追不舍。于是,戴焕章带领四名战士,迅速登上山岗,各自选择有利地形,决心在这儿狠狠地教训教训日本鬼子!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半小时,大道的远处有一股烟尘向这边滚来。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来的是日寇骑兵,约有40多名,等他们来到山根前时,5名自卫军战士一齐呐喊:“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枪声同时响起来,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前面的鬼子慌忙调转马头往回跑,结果与后面的鬼子相撞,有的跌下马来,死于乱蹄之下。这时,山上仍然向着山下猛烈射击,敌人纷纷着弹坠马。敌酋一看大势不好,急令调转马头往回跑。这一下子,可乱了营,人喊马嘶,犹如一群无头苍蝇,互相冲撞,各自逃命,有个叫“三毛”的鬼子是在岫岩、凤城一带罪恶昭彰的日军骑兵小头目。当他的战马被打死,喽罗相继逃散时,他竟一头钻进了石砬缝里。但由于他身体肥胖,石砬子缝太窄,挤不进去,就里一半外一半的被击毙了。
这场战斗仅打了20多分钟就结束了。5名自卫军战士无一伤亡。但40几名鬼子却基本报销了。
1934年春天,民众自卫军的首领邓铁梅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了。从此,民众自卫军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戴焕章到处打听抗日军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亲友口中打听到 “东山林子”里有一支抗日队伍,于是他决心北上找队伍。几天后,他就偷偷地离开了稗地沟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黑龙江省宝清县,先在姐夫张振春家落脚。为了躲避敌人的缉捕,改名为戴焕章。不久,经张振春的哥哥张振禄介绍,在四人班自卫团里当了文书。有了这个身份做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就方便多了。他经常借催办粮饷、摊派车辆、抽调民夫之机,打听抗日军活动的消息。终于打听到在宝清有一支坚持抗日斗争的劲旅——东北抗联3军4师32团。团长是李明顺。该人原籍山东,家境贫穷,“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张作相部下当排长。当他所在的团投降日寇时,李明顺毅然拉出一排人,报号“天德”,在完达山区独树抗日旗帜,多次给日寇和汉奸队伍以沉重打击。日伪反动派曾对“天德”软硬兼施,但均未奏效。1935年加入东北抗联。1936年春,戴焕章终于在宝清县徐马架子村见到了李明顺,当上了32团的副宫。
从此,戴焕章的抗日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戴焕章当上了东北抗联3军4师32团的副官,但自卫团文书的职务没变,他积极在敌营内部开展抗日工作。
戴焕章首先对伪自卫团团总王贞进行争取工作。王贞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当地人,做起事来前怕狼后怕虎,对敌对我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戴焕章抓住王贞这个人具有的两重性特点,积极开展争取工作。他经常借研究工作之机,跟王贞讲抗日斗争的发展情况,讲抗日游击队对汉奸的政策,讲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在戴焕章的教育影响下,王贞深感坐在伪团总的宝座上,犹如睡在火山口,总有一天火山爆发,自己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他处处小心,坏事不敢做绝,总给自己留条退路。王贞经常看到李明顺去戴焕章家,也知道戴焕章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从不过问。在他看来,凡是戴焕章与抗联之间的事情,装不知道比公开知道好,不过问比过问更安全。但戴焕章为了争取他,却总是有意地把他同抗日的事情联在一起,拖着他走。有时进城为抗联买东西,或往山里给抗联送东西,戴焕章总是有意无意的跟王成透露点,以示信任。每当这个时候,王贞总有些心惊肉跳,只是嘴上不敢说。他就假意热情地嘱咐道:
“去吧,去吧,要小心,别出事,快去快回!”
戴焕章打通了伪团总这个“门”,抗日工作做起来就方便多了。有时李明顺去戴焕章家取情报,王贞见了,不仅不回避,还主动凑上前扯几句没边没沿的话。甚至还凑到戴家同桌共饮。有一次喝到高兴处李明顺半真半假地说:“我这个抗联团长能在此活动得开,还仰仗你这个团总多行方便呢!”
每逢这时,王贞总是带些得意神色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哪能一点民族良心都没有!再说,要是没了你的方便,我这个自卫团团总还能维持到今天?”从此王贞对戴焕章的抗日工作和抗联 32 团的抗日活动,经常给予客观地、有分寸的支持。此外,戴焕章在徐马架子村还秘密组建了抗日联络点,先后发展了几名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个炮手出身的李俊元,曾协助戴焕章做了不少工作。
戴焕章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除在抗日人民群众中培养骨干外,在敌人营垒内部也广交“朋友”,如伪屯长、伪甲长、伪军中的下级军官、士兵、伪自卫团、伪警察等,什么人都交,甚至就连那些野蛮成性的“兴安军”他也联络。通过交往,伪夹信子警察署的一个姓顾的警察,成了戴焕章的“内线”,工作上帮了不少忙。伪兴安军来宝清后,驻扎在徐马架子附近。戴焕章以自卫团文书的身份,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混”,有时甚至把一些有用的人请到家中喝酒。有一次,几个蒙古兵痞在他家喝酒,醉后,透露出伪兴安军要“围剿”抗联 32 团和抗联 5 军密营的行动计划。戴焕章将这情报马上报告给李明顺。李明顺立即向抗联 5 军参谋长王效明作了汇报。于是,将计就计,共同在大梨树沟子设下埋伏。待李明顺带领部分骑兵将伪兴安军引入埋伏圈时,李部回头猛击,埋伏在两山上的抗联 5 军也一起开了火。敌人顿时乱成一团。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毙敌一、二百名,缴获枪支、弹药和军马若干。从此,伪兴安军的嚣张气焰为之一扫。为此,戴焕章受到团里的表扬。
戴焕章利用合法身份,还给抗联筹集大量物资。他曾多次给抗联 5 军购买鞋、帽、白花旗布、纸张、食盐、粮食、药品、缝纫机等,有时还和好友李俊元、那广义等一起往山里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为推进其侵华战争,加强了对东北局势的控制。为及时揭露日寇的侵华野心,教育和唤起民众,32团指令戴焕章急速购置两台油印机送到团部。
但油印机当时是违禁品,日伪当局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印刷工具,都要当地警察署批准,警察署长签名盖章,最后还要经宪兵队审批。伪自卫团的公章掌握在戴焕章手中,开个公函,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动用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的名章,可不是件容易事。为此,戴焕章煞费了一番苦心,思来想去,最后,终于决定自己动手刻。戴焕章不会刻字,他就到县城刻字铺偷艺,买了把刻字刀,回家就在干肥皂上练习。经过几天的苦练,终于按着“良民证”上的印记样式,刻出了伪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名章。有一天,戴焕章带着准备好的公函,和团总说声到外边办点事,就坐上大车直奔富锦县。因为宝清没有卖油印机的。在富锦书店和一个小伙计打听要买油印机时,忽然一个50多岁秃了顶的老头走过来,说出了与买卖人身份并不相宜的话。他问道:“一个自卫团买这种东西干什么?”
戴焕章来前早有耳闻,书店老板是日寇忠实的走狗,于是他满不在乎的随口答道:
“印发传单、标语、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呗!”
老板忙陪笑道:“老总啊,这东西可以买,但还得劳您大驾,到宪兵队立个案。”
戴焕章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沉着地走出了书店大门,向宪兵队走去了。
戴焕章凭着革命的胆略和善于应变的能力,顺利地闯过了宪兵队这一关又回到书店,交了钱,搬走油印机,当天晚上就亲自送到 32 团,从此,抗联的传单、标语,就接连不断地飞下山来,飞遍附近的村屯。
自从抗联 32 团有了油印机,戴焕章的工作更忙了。他一方面要应付自卫团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完成搜集情报、编写宣传材料,参与刻印和散发宣传品的工作。他经常把宣传抗日的传单、标语放在公事包里,借进城或去各村催办粮饷之机,四处散发、张贴。他心里早就做了安排,如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就说是从村中搜集到带来上交的;如果没被发现,他就找机会散发或张贴。由于行动秘密,在宝清城、夹信子、徐马架子、靠山屯、四人班、望山坡、大小梨树沟子等地,宣传抗日救国,从未被敌人发现过。相反地由于传单标语的接连出现,倒引起敌人一片惊慌。
一天下午,戴焕章到夹信子警察署办完事。一出警察署的大门,正赶上把门的警察上厕所去了。这是一个绝好机会,他立刻摸出两张标语,顺手贴到了伪警察署的大门两旁,左边写“打倒日本鬼子”,右边写“严惩汉奸卖国贼 !”这标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伪警察们谁也没敢往下揭。后来被夹信子警察署的署长俞殿昌看见了,才把它扯下来。
为此事,伪警察署在村里抓了一些“嫌疑犯”,一连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查出半点头绪。尽管俞殿昌大动干戈显示威风,但警察队从此请长假的人多起来,病号多起来了。戴焕章探知夹信子伪警察署惶惶不安的情况后,及时报告了抗联 32 团,李明顺乘机把伪警察署连窝端了。从此,伪警察署的上上下下如惊弓之鸟,再也圈拢不到一起了。
戴焕章作为 32 团的副官,经常到团里去送情报和物资。因为团里缺少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对抗日形势了解的不多。所以,每逢戴焕章到队上,团长李明顺往往应大家的要求,让戴焕章给讲讲形势。所以,全团人都知道戴焕章的身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那个时候,由于反满抗日烽烟四起,伪满洲国的纸票子并不吃香,民间的交换,除了以物易物外,多以大烟土为‘硬通货”。所以,抗联 32 团为防治疾病和解决战士日常零用钱,在庆祝战斗胜利时,有时给每个战士发一两、半两的大烟土。这的确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也带来不少麻烦。少数战士把领到的大烟吸食了,渐渐成了瘾。这些人一犯烟瘾,不仅旅斗力减弱,而且常常违犯军纪,侵犯群众利益,影响军民关系。对此,团长李明顺很着急,但也想不出好办法解决。
有一次,戴焕章来队上汇报情况,向李明顺讲起日寇为实现其永久霸占中国的野心,竟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事情。李明顺听了,觉得他讲的很好,就让他向全团人讲讲。他向全团人讲了抽大烟的害处,又讲了日寇在中国提倡种植大烟的罪恶用心。他说,中国人应当有中国人的骨气,不应该明知是毒反而吸食。对于吸食大烟的人应该立下三条规矩:第一条,对首次吸食大烟者,要当众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对第二次吸食大烟者,发现后应缴他的枪,罚蹲禁闭;对第三次吸食大烟者,被发现后,应扔给他一条绳子,让他选个树叉吊死算了,因为这种人太没志气,活着也没用。戴焕章的话表达了他的一片诚意,但说得有些刻薄。已经成瘾的三连战士邱万成和魏吉山听了,很不舒服,因此怀恨在心。
1938 年 4 月的一天,邱、魏二人乘抗联 32 团下山打给养之机,携械到日本宪兵队投降了,当上了日伪特务。
农历
这一天,戴焕章身穿一件兰布长衫,头戴一顶青礼帽,从药铺出来,手里拎着 5 瓶红药水,出南城门,向他的岳父家——徐马架子村走去了。想通过妻兄送给抗联 32 团。他哪里料到,身后有两条恶狗正在盯着他呢。
听了邱、魏两个家伙的报告,县警务科日本指导官石川在第二天下午,领着邱万城、魏吉山来到宝清县南大桥——戴焕章回家、上班的必经之路。邱、魏二人坐在桥下河边佯装钓鱼,石川站桥上慢慢渡步。
下午 3 、 4 点钟光景,戴焕章走来了。当他踏上宝石河桥时,一眼看见桥石上有个日本人,正俯身在护桥栏杆上望水,尽管这位日本人已经脱去了军装,战刀也没挎,戴焕章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县警务科的日本指导官石川。戴焕章警觉地放慢了脚步,在进行分析判断,想对策。他身上没带文件,也没有任何“私通”抗联的标记,于是他毫无顾忌地走了过去。
石川并不认识戴焕章,故意放他过去,留给邱、魏二人去辨认。这时,邱、魏二人一看到戴焕章走过来了,石川跟在后面,立刻精神起来了,几乎同时喊道:
“老戴你来,有点事谈谈!”他俩急忙扔下鱼杆,向戴焕章奔来。
戴焕章一怔:“他俩怎么到这来了?”他立刻联想起桥上那个乔装打扮的日本指导官,意识到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急回身想逃开,但是晚了,石川已来到身后,枪口对准了他。这时邱、魏两个叛徒,也蹿过来,搂的搂,抱的抱,把戴焕章逮捕了。
到了宝清县公署,伪县长谢俊山见戴焕章仪表堂堂,又有文才,又有口才,顿生招降之念,于是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入了这一道!听说你入伙也非出自愿,是他们把你绑去的,有这事吗?”
戴焕章一听就明白了。他在为自己开脱,如果顺着他的口气说下去,一定会给自己留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道路。但他知道,一步走错了,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对于抗日军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于是,戴焕章冷冷一笑说:
“县长大人,你给日本人当鹰犬,暗中却为抗日军人开脱,不怕主子怪罪下来吗?!国难当头,你不尽匹夫之责,却干起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已经罪孽不浅;今天,你又当着落难的抗日战士说出这等话来,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县长被戴焕章一顿奚落,立刻火了,命令爪牙把戴焕章送到了日本宪兵队。
在宪兵队的刑讯室里,鬼子对戴焕章动了大刑。上大挂,抽皮鞭、灌煤油,用尽了招数,但什么也没有得到。
可是敌人并不死心,还在想着更阴险的计策。
五月节过后第二天下午,几个日本鬼子押着戴焕章来到了徐马架子。当时戴焕章的爱人姚淑珍刚刚分娩不久,正在他的父母家中居住。虚弱的身体经受不住亲人遭受不幸的折磨,她一下子就病倒了。此刻亲人被反绑着双手出现在眼前,姚淑珍心里顿时翻了个个儿,两眼直呆呆地望着亲人,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他俨然成了木头人。几个鬼子把她家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有抄到什么东西,就把她的父母毒打了一顿。刚刚出生的婴儿,似乎不知道人间出了什么事,“哇哇……”一个劲儿的哭。戴焕章咬紧牙关,怒视着强盗,坚定地站在爱人面前。
敌人再一次失败了。临别时,戴焕章用胜利者的目光安慰了亲人。他又慈祥地看了看刚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暗暗地叮嘱她要记住这国仇家恨。当他就要迈出房门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回去吧,不要怕,多保重!”这就是日寇兴师动众,施尽各种伎俩所得到的唯一的一句“供词”。
穷凶极恶的敌人,在钢铁般坚强的抗日战士面前,非常气恼,但又无计可施,不得不取最后一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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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戴焕章倒下了,热血献给了蒙难中的中华民族,浇灌了战斗着的土地!这一年,他仅 23 岁!
戴焕章牺牲后,宝清群众冒死掩埋了他的遗体。 50 年后的今天,宝清人民为他筹办了纪念馆。戴焕章的英名和业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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