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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马关位于河北省唐县西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唐河水三面绕关城而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明清以前从此地往西、往北的山西、内蒙一带,均是中原势力控制薄弱的地带,所谓的“夷狄”由北往南入侵中原,也多沿后来居庸、紫荆及倒马一线。所以这里成了军事冲突的前沿,及至明代,倒马关与紫荆关、居庸关是内长城“三关”,为拱卫中原特别是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故此地位重要。
倒马关目前所见建筑及其他遗迹实物最早为明代,但汉代以前,此地已是边防要塞。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鸱之塞”即指此关。《战国策》已将此关称为“鸿上关”,赵武灵王北进,攻取中山国时,就是先打下了鸿上关。到了汉代则被称为“常山关”,《汉书·地理志》载,当时北有五原关、常山关、居庸关。西汉时属代郡,东汉时属中山国。汉和帝刘肇时大司农张禹的祖父张况随光武帝东征赤眉军,任常山关长,结果战死在关城。汉朝与匈奴数度开战,常山关也是抵御匈奴的重要屏障。公元33年,匈奴打败了汉朝的军队,汉朝不得不在常山关屯兵,以防备匈奴入侵。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爆发卢芳之乱,边塞的屏障有许多被废;39年,为躲避匈奴残害,将雁门、代郡、上谷的人民迁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的地方。到了北魏末年,杜洛周在上古(即今怀来县)举行农民武装起义,一路南进攻打定州。定州刺史杨津向外番求援,请求柔然主阿那瑰发兵解救,但杜洛周已经在常山关派了重兵,柔然兵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好原路返回。
宋辽割据局面持续了更久,而辽国又在如今太行之北,因此常山关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体现。出常山关往西北向三十余里,就是后被称为“涞源”的“飞狐”,此地是辽国所辖。辽国的骑兵部队常常袭扰常山关,而当地村民则和守关宋军共同抵御外族入侵。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经为常山关前一位在抗辽战斗中有勇有谋的“女英雄”立传,即《唐河店妪传》,文中写道:“唐河店,南距常山关七里,因河为名。平时虏至店饮食游息,不以为怪;兵兴以来,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中,有妪独止店上。会一虏至,系马于门,持弓矢,坐定,呵妪汲水。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因胡语胡虏为王;且告虏曰:“绠短不能及也,妪老力惫,王可自取之。”虏因系绠弓杪,俯而汲焉。妪自后推虏堕井,跨马诣郡。马之介甲具焉,鞍之后复悬一彘首。常山民吏观而壮之。噫!国之备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一妪尚尔,其人可知也。”大意是说,唐河边上一个小店,南向距常山关七里。平时辽国的军人到这里来吃饭游玩休息,也不是什么怪事。自从宋辽开战,才开始防备他们,但也并不是很惧怕他们。端拱年间(988-989年),有老妇人单独居住在店里。恰巧有个敌兵来了,把马拴在门上,拿着弓箭,坐下来吆喝老妇人为他打水喝。老妇人拿着系着绳子的瓦罐向井边走去,把瓦罐悬放进井里就停下来了。用胡语称呼这个敌兵为“王”,告诉他说:“绳子短够不到,我年老力衰,您自己来打水吧。”这个敌兵就把绳子绑在弓的一端,俯下身子打水。老妇人从背后把他推到了井里,骑上他的马跑就往关城内跑。马身上的甲胄还在,马鞍的后面还挂着一个猪头。常山关城内的百姓官吏看了都感到非常豪壮。作者就此发出感慨,说国家建立边境要塞,多是用边防军来守卫,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熟悉战斗而不惧怕吧。一个老妇人尚且如此,边疆军民也就可想而知了。文章讲述老妪的抗敌故事至此,之后则是批评宋朝的边防政策。此文已是宋代散文的典范之作,亦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关于“倒马关”这一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此地山势险要,兵强城固,敌兵至此,必人倒马翻,因此而得名“倒马关”。《太平寰宇记》和《元和郡县图志》均说其“山路险峻,马为之倒,因名”;而清代编纂的《畿辅通志》也说:“倒马关,山路险峻,马为之倒,故名。”另一说北宋名将杨六郎在此领兵御敌(现倒马关城内仍有杨业、杨延昭忠节),战马被山石夹住而倒地,由此得名“倒马关”。这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因地势险峻而得名。明朝为了抵御蒙古入侵,大规模修整长城。相对于倒马关而言,长城还在北面,即万全、阳和、大同、偏关,这一线等同于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是所谓的“内长城”,即倒马关所、紫荆关所、白羊口所、居庸关(延庆)所和渤海所,其中最以倒马、紫荆和居庸关为最重。史载,“土木之变”时鞑靼人即由此而入;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蒙古族鞑靼部首领达延汗入犯大同,即欲取倒马关,以图南下。守军坚守关塞,最后击退了来犯之敌。
明清以降,北方各民族加速融合,与中原地区大一统的格局基本形成,虽然战事不少,但亦不再胶着在长城沿线进行。因此,外线长城的重要关隘及包括倒马关在内的长城之内的关口,渐渐失去了其军事价值,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的倒马关早已失去了历史的辉煌,它像一个耄耋老人,斜倚在太行山麓,给后人讲述曾经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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