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
--- 榆次张氏宗祠 ---
宗祠，也叫祖祠、家祠、家庙、祠堂等名称，是一个单位区域内的家族祭祀本姓祖先的民居，在过去是很普遍的民俗建筑。后来随着“家族观念”的淡化，而被逐渐摧毁或废弃。不过，在南方还保留着数量可观的家族祠堂，但是在北方，这种民俗建筑丧失殆尽，至少在晋中区域内，已属凤毛麟角。在晋中市榆次区西左付村，残留着一座祠堂建筑---张氏宗祠，早年曾被村里挪作他用，后又废弃日久。这座祠堂保存较好，规模较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被确定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至今养在深闺，既没“升级”，也鲜为外人知。据说，近年有修缮，或者计划修缮，我曾于2011年4月和2016年4月两次造访，但近况未知。
如果不当下百度，说起“张彪”，包括榆次人，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张彪（1860-1927）就是这座张氏宗祠的主人公，也是祠堂的建造者，榆次西左付张氏族人。清末任湖北提督，虽然官职不小（清制提督从一品），其历史距离现代也不算太遥远，但确实和他家祠堂一样鲜为人知。
但是，要说1911年的“武昌起义”，那就尽人皆知了，这和张彪有关系吗？
武昌起义，就是在张彪任职湖北提督的时候发生的，而且发动起义的人，都是他的士兵。他自己没有参加起义，并且武装反对了起义。用现代话来说，他是直接责任人。
武昌起义的时候，张彪是提督，湖北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节制所有的湖北新军共约16000人。其时，因弹压“四川保路运动”，被钦差大臣端方带走约5000人。所以武昌起义暴发时，张彪手下实有一万余人。
这一万多人中，大约有四千多人直接发动起义，有两千多人被裹挟参加，反正战斗了一番以后，张彪能直接控制的大约三千人。
所以有人说，张彪没能镇压起义，是因端方带走几千人，造成武昌兵力空虚。其实这完全是想当然，因为端方带走的人中革命党更多，端方自己就是被这些人干掉的。
也就是说，如果端方不带走那几千人的话，局势会更混乱，搞不好张彪自己都不一定跑的出来。
钦差大臣端方，满族人，他是武昌起义中第一个被干掉的“大员”。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端方甚至是整个清廷中最开明的人，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他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端方本人工作勤勉，身手干净。不仅如此，他始终鼓励学子出洋，革命党明白的很多“现代道理”他甚至更明白，清末的“预备立宪”就是他一手鼓捣的，怎么看都是好人一个。
不幸的是，运气极差，所谓“人好命不好”。还没到成都，武昌起义发动，随带的湖北新军，立即将他逮办。革命党知道他不是坏人，但他是满人，而“排满杀官”是革命党的行动纲领。在言明“革命是民族大义”，大人您对我们好只是“私恩”后，被就地斩首。
关于这个“排满杀官”，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刻，新军中嗅觉灵敏的军官们，隐隐感觉要出事，就私下找他们认为是革命党无疑的士兵“打听情况”。随即被告知“排满杀官”，熊秉坤说“管带以上的全会被杀掉”，但他同时告诉这些官老爷“我们只是种族革命，不是种族报复。杀官仅仅是为了夺权。”于是，很多官爷当夜就跑了。
如今对张彪的评价是“跷跷板”，说他好的大致两部分人，一是“愚民者”；一是自家人（包括榆次本地人）。愚民者可以理解，自己人也好理解。
最可笑的就是“本地人”，他们既不姓张，也和张家没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地域关系”为张彪张提督洗地，因为老张是历史名人啊，既然是“名人”，就得往好里说。
当然，张彪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坏人。说他不好的人，多数是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同情“革命”，是以今论古，也不完全合适。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站在他当时的情势下是不对的。但是，只站在他当时的情势下也不对。历史人物就像一条河，你不下到河里，无法体会河水中的实际场景；但是你要只在水中扑腾，不站在岸上考察，就看不到河水流向。因此，既要设身于1911年10月10日看张彪，也要处地在2020年看张彪。
如果只站在1911年他的情势下，说他如何如何忠君爱民，如果“反动人物”都是这样的，那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岂不是说“革命党”都是坏人了，包括“汤武”？这不是说谁是“好人”的理由，就象端方一样。
武昌起义确实有“侥幸”的成分，当时，起事前预先设定的领袖人物，没一个人在现场，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实际发起和指挥的就是普通官兵。比如，发出起义第一枪的程正瀛，普通士兵；临时指挥冲出军营的熊秉坤，正目（班长）；组织攻占督署的吴兆麟，队官（连长），就这帮小角色改变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
我们熟悉的那些巨头，包括大名鼎鼎的“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全都是后来加入的；更有如黎大总统者，是被拿枪逼入的。
但这些绝不是有人主张的“是张彪间接使武昌起义获得成功”。武昌起义能够由最下层的官兵发动，并且获得成功，只能说是个人专制已经腐烂的体无完肤了。
程正瀛的一枪，竟然能摧毁世界上最黑暗暴虐，被世界史誉为“专制集权统治最好的地区”的中国个人专制，确实够拉风。虽然，最后的结果只惠及极少数的人，但其雄情壮举足称世界史上最壮丽的革命篇章。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第八营的班长熊秉坤（在革命军系统内，他是整个第八营的大队长）把副班长陶启元找来，对他说“一会儿你带些人守住营门，凡是进出的长官，不管是谁，一律扣押，别让他们跑了。”陶启元说“不是说全部杀掉吗？”
“唉，好好的人都杀掉太残忍了，放了他们又会造成麻烦，先抓起来，等事后看情况再处理。”熊秉坤说：“还有，你哥哥陶启胜平日里和兄弟们不睦，一会儿恐怕是凶多吉少，你得想办法照应他。”
就在他两说话的这当口，这个倒霉的排长陶启胜正带着两个卫兵检查宿舍，他来到三班宿舍，看见士兵们都没睡觉，而是整理枪械。特别是士兵金兆龙神色慌张，好像正和大家说什么。陶启胜平日就颐指气使惯了，就呵斥大家“不睡觉都他妈干嘛？把金兆龙给我抓起来！”他随即吩咐卫兵。
金兆龙已经是革命军系统的支队长，这时候他正和大家商量子弹的事。因为新军的子弹管理严格，大家的枪里都没子弹，刚才搞来的一百发子弹实在太少。他正为这事发愁，看着陶启胜气势汹汹突然闯入，感觉事已败露，遂大喝一声“弟兄们，反了！”
大家都拿着空枪，听到命令，却面面相觑。正好站在旁边的士兵程正瀛枪里有粒子弹，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
“叭”的这一声，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发令”枪。
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声传遥远。枪声一响，登时炸锅。熊秉坤和陶启元这边听到枪声不知道咋回事，跑出去一看，士兵们已经持枪冲出了宿舍。
事起仓促，来不及反应。熊秉坤随即拿上手枪，也跟着士兵往营门口跑去，临时带领大家往楚望台军械库方向突击。他们一路跑，一路放枪，大清国的丧钟一路敲响，武昌城里顿时乱成一锅...
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是工程营左队，因为这两天气氛太紧张，张彪即下令严格管理子弹，专门派心腹李克果来负责军械库的守卫。
这时候，李克果正在军械库值班，听到城里枪响，知道事情不妙。即喝令“凡是靠近军械库的，不论是谁，立即开枪！”
左队的革命党罗炳顺、马荣等听到枪声，知道事起。听了李克果命令便说“子弹都没有，拿根烧火棍怎么开枪？”随即要求开库领取子弹。
听得枪声越来越近，明显是有“乱党”朝军械库这边来了，李克果无奈，只好下令开库。谁知道，士兵们刚拿到子弹，罗炳顺就大喊“弟兄们，反了！”。
所以等熊秉坤他们一路仓促冲上来时，正遇上左队的士兵起事，随即汇合。
这时候的张彪，正和总督瑞徴在嘀咕这两天的事。前两天他们成功“破获”了一起炸弹爆炸案---首义三武之一的孙武，在家里自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最后，孙武自己跑了（他是革命系统内的总司令），但是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三个乱党被抓住杀掉了；还有今天下午，城外的炮营中突然起火......
两人正嘀咕着呢，突然就听见城内枪声乍起，很快就接到警报，说工程第八营有人谋反。瑞徴文人怂包，吓的脸色顿白。张彪是武人出身，虽然统御手段一般，但胆量还是有的，马上组织卫队出发，前往事故现场。
刚出督署大门，即与冲上前来的革命军遭遇，开始混战....形势越来越乱，到处是枪声。没等张彪整明白咋回事呢，督署院内突然炸开了花。
原来，是驻扎在城外的炮队也反了，他们把大炮弄到了楚望台和蛇山，开始向督署内猛烈射击。瑞徴一看形势已不可收拾，抬腿就跑了。他是领盗啊，他一跑，张彪也有些惊慌，再加上情势混乱，革命党越来越多，也只好跟着跑了......
所以说这打仗就怕跑，谁也怕啊！一旦有一个人先跑就完了，大家跟着就跑了。
混乱之中，张彪也没搞清总督跑哪了，只好纠集守卫督署的警察和交通等队伍逃出了城外，清点之下，大约三千人。其余的官兵，不是乱党，就是被乱党裹挟了。
出了城喝了一瓢凉水，张彪冷静了一下，没再逃跑，率领残兵驻在刘家庙喘息。
所以，现在有张彪的后人，对史籍中“武昌起义时张彪逃跑”的记载不服，纷纷抢白这事。可以看出，张彪只是没象瑞徴那样逃远，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直接责任人事发时脱离岗位，换哪朝都是死罪。
后来，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张彪的能力所及。袁世凯派来了冯国璋的北洋军收拾局势，张彪及其残部被安排负责后勤。张彪一看，清廷还来不及追他的责，索性见好就收，悄悄的彻底跑了。
他先跑到了倭国躲了八个月，等袁世凯和革命党交易完成，局势平静下来，才悄悄回来住在了天津。后来，在天津搞了块地皮，开始做生意。到底是“晋商”氛围里长大的人，张彪打仗水平一般，做生意倒是把好手。
赚了大钱以后，在天津盖了一座小洋楼，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刷保”发烧友寻访过的张园。随着大清国的垮台，和民国的建立，张园里先后迎来了两个大客，孙中山和溥仪。他们虽是先后来到张园的，但却鬼使神差地住在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床位上。
张彪的后人对此事极力宣扬，特别是孙中山的到来，似乎表明张彪跟辛亥革命真有什么关系似的；而对末代皇帝的到来，更是渲染张彪如何如何对这个逊位皇帝执臣子之礼，不遗余力的恭敬之。总之，听话音是两头都想落个好。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是张彪两头都落不到好。
假如当时他不脱岗，或者跑出武昌城醒神以后，率领残兵杀个回马枪。当时，革命军虽然得势，但武昌城内一片混乱，革命军根本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仅临时拉来一个跑的慢（也可能是故意没跑）的吴兆麟支撑危局。稍后才又抓来了后来的黎元洪大总统充牌面。
以张彪的胆量和武力，还有三千士兵，突然杀个回马枪，还真不好说。假如历史真被张彪这么玩一下，即便扫不平乱党，以身殉国也是“武人死战场”的传统美谈。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不妨意淫一下。假如张彪不跑，找个地方躲起来，像黎大总统那样会是什么情形？张彪本人只是一介武夫，并非莽夫，如果像吴兆麟那样被革命军“无意间”找到，他又不是满人，本人也没有什么恶行，虽不像黎元洪那样慈眉善目，但也不是凶神恶煞。我们想象一下，革命军会“逼”谁？可惜如此旷世大功，因为“忠勇地逃跑”唾手而失，白白便宜了黎大总统。
另外，史籍上没见明确记载，但张彪的后人曾强调（估计是编的）说，武昌起义开始后片刻，吴兆麟曾派人私通张彪，说他可以“卧底”，适时“反正”；也有说法是吴兆麟派人找到张彪，希望他来充牌面，而张彪没敢答应；还说，情势稍稳定之后，黎元洪也派人找过张彪......总之，张彪完全有可能摘得如此厥世伟功。
民国成立后，象以往改朝换代一样，新朝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旧朝修史，北京政府组织了一帮大清遗老，开始修“清史”。
这帮遗老，根本不领民国的情，“清史”中绝口不提革命，对革命党人更是一笔带过，五百多卷的大书中，通篇只提到一次孙中山，还是说他如何是凶恶的革命党。那么对“忠勇的”张彪态度如何？根本就没给他立传。
但“清史稿”在1929年出版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临时受命主持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私自给张彪立了个小传，附在了同样没资格立传，也是被这个临时主持人私自编入的“张勋传”后面。后来“清史稿”再版，这个临时主持人自己把“张彪传”取缔了。由此可见“清史稿”对这个“忠臣”的态度，你能说他“忠”吗？
再看看黎元洪黎大总统，熊秉坤他们突击楚望台时，黎元洪正在开会。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心知不妙，赶紧找人防备突发事件。正在踌躇间，忽然有人在司令部的墙头高喊“占领弹药库了，我们成功了！”
他这一嗓子，把黎胖子吓半死，赶紧叫人把喊话的人抓来，不由分说，抽出佩剑就把这个乱党杀掉了。还没整明白咋回事，就有人来报告说，督署已经为乱党占领，总督瑞徴和提督张彪全跑了，黎胖子一听，掉头就跑。
但他没敢出城，象他这大的官，一出门就会被认出来。于是，他趁黑暗躲在了一个部下的家里，心怀跳兔，咚咚不安。果然，没一会儿功夫，就听到有乱兵冲了进来。
原来，不知是谁向革命党报告，说黎元洪黎协统还在城里没跑掉，刚才我们看见他的卫兵了。于是，吴兆麟就让人来找他。
黎元洪惊慌地对冲进来的乱兵哀求“某平时对弟兄们不薄，从未敢私责一人，诸位奈何如此对待黎某？”
殊不知，来人不是杀他的，而是给他送来了天上刚掉的一个馅儿饼。
到了革命党临时指挥部，黎胖子还惊魂未定“这...这...馅儿饼没砸着我啊...”
孰料革命党掏出手枪“你别管砸着谁，给你就得拿着！”
“不敢不敢！”黎胖子哆嗦着说“贵革命党人才百出，找有能者立之，黎某不堪如此大任啊......”
“您现在是我们最大的领盗了，我们都听您的就是了。”
看着革命党确实无意杀他，黎胖子这才喘了口气“嘘--”，但他依然不敢草率决定这可能诛连九族的大事。
“这样吧！”他胆怯地说“诸位既然愿意听黎某说一句，那么某劝诸位先各自回营待命，某去找张提督求情，不追究诸位可否？”
他这话没把革命党逗笑，是逗哭了，我的哥，事已至此，您一杯水都能喝成这样？
革命党无意再和他纠缠下去，提起笔就在告示上代签了“黎元洪”。然后，命令士兵把黎元洪抓起来看好备用。
改变中国历史的惊世武功，就这样稀里糊涂被黎大总统抱得。
我们作为一百多年后的诸葛亮想想，假如正在这个时候，张彪带着三千人杀入城中会怎么样。最好是把革命党平息下去，最坏也就是殉国，有没有可能被拥立？黎元洪的威望根本没他高。
可惜历史真的不能假如！老张没有杀回来，他也根本没敢想这样玩弄一下历史。现在想推翻历史记载，谈何容易，当初历史不是没给你机会哈。
1912年大事底定，恩怨暂了，张彪回到天津安居。大约在形势稳定了以后，他就回到了山西榆次老家西左付村。
别看老张一介武夫，还多才多艺，至少对工程建筑很在行。先前跟张之洞在湖北任职时，就曾受命主持治水工程，效果不孬，至今为人称道。据说，天津故居张园就是他自己设计监造的。
这次回到村里，他又亲自设计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张氏宗祠。祠堂建造的历史时限虽然已是民国纪年内，但是毫无疑问，不论是张彪本人，还是工匠都不会受历史纪年的影响，他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该怎么造还是怎么造，从建筑风格上来看也没有太多或者太明显的“民国风”。
张氏宗祠坐北向南，分二进院落；东西阔约25米，南北纵深约40米；大门前建有戏台（已拆毁），大门内建有过厅及左右耳房，后院内为祭堂。左右分列边门、门房、耳房、厢房及围廊。
整座庭院构造精良，造型传统，没什么华丽装饰，但用料厚实。可能因为张彪常年在南方为官，对南方的民居园林建筑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因此张氏宗祠的布局细部特征中，有明显的南方园林风格，比如长廊、壶门、花式铺砖、花草树木的栽种等，晋中传统建筑中少有这些细部。
除了这座祠堂，前后十余年间，张彪不断的往返故乡与天津之间，还修造张氏祖茔等其他建筑。1927年张彪死后，也埋进了祖坟。但他的身份麻烦，武昌起义清廷虽然没来得及追责惩罚他，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四十年后，张彪墓被另一伙“革命者”摧毁。张氏宗祠因为能挪作他用，而侥幸残存了下来。
在张氏宗祠外左前方，还残留一座小小的观音堂。
【张氏宗祠·民国·外景】
张氏宗祠虽然保存较为完好，但是作为普通的文物古建筑，它价值一般，在高古木结构充斥的晋国，更是默默无闻。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历史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标识性建筑，是中国历史一次重大事故的现场，具有一定的历史象征意义。连同重新修整的张彪墓遗址，如今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它，不断有游人前往寻访。假如下一批“国保”中出现张氏宗祠的名字，应该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