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津青年报》载（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7日00:25）：
《中国反贪史》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认为，清朝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贪官污吏，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
低微的薪水是众多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但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更“促进”了官员的贪污。清朝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基本上可以说是国富民强，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社会的发展创造的丰富物质财富也对盛世当中的大小官员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 力，而奢侈豪华的生活就必须有一大笔钱财供他们使用挥霍。
“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物质并不充裕，有钱也没有地方消费。而恰恰生产力越来越发展，人们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开始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于是，为贪图享受，官员们更是惟“贪”是从。
王研究员最后指出，在雍正时代就能够推出高薪养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联系到当前我国加大反腐反贪的现实，在加强立法、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采取高薪养廉也应是我国反贪的有效措施之一。
至于雍正时代是谁提出“高薪养廉”，又如何实施的？现暂且不论。但该报仅凭王研究员上述分析，就将谁最早提出“高薪养廉”锁定雍正皇帝，这值得商榷。早在北宋时期，一代名相王安石(1021—1086)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中就提出了“高薪养廉”的设想。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 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王安石的治理国家和用人的方法，他自己用三句话来统括，就是教之、养之、取之。他的“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就是如何教育人才，如何蓄养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其中他认为最重要且说得最详细的，便是“养之之道”：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
“养之之道” 是针对官员的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养”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条具体措施。“养之之道”的首条措施就是“饶之以财”，即朝廷要给各级官员足够的薪俸，让他们吃饱肚子，能养家糊口，用不着再为温饱而奔波，用不着为五斗米折腰，这样才能防贪拒腐。王安石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高薪养廉”的主张，使官员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不但如此，甚者“世禄”及其子孙，以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