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历史
佚名
中国历史不论以三千年计或五千年计,王朝更迭频仍,农民揭竿而起累以千计。因此.农民起义之研究,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便成为史学中的一个显学分支。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至1989年的四十年间里,有关农民战争史的论文达四千余篇、论著三百多部。洋洋数千万言,窃以为其核心论题或曰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或曰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等。然而历史提供的信息似非如此。
对于持推动历史发展之说者,却全然不见对社会经济破坏之惨烈以及恢复之艰难。如魏晋时期之石勒、王弥起义,杀人数十万!如《晋书·刘聪载记》称永嘉五年四月石勒杀“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又载同年六月王弥纵兵烧杀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又如黃巢再度攻入长安时,“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血流成渠”(《旧唐书·黄巢传》)。被一些史家奉为农民起义“英雄”的张献忠,他屠戮人民之事正史野史比比可见,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有记载。如安文思的《中国新史》称:“他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被折腾得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另一位神父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亦有类似记载。如此暴虐惨烈的行径,可以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令人费解!
对于农民起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級”阶级斗争之说,则更显荒谬。宋代史学大家李心传曾一言中的:“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从陈胜之“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到刘邦颁“有功劳行田宅”之令,至其后历朝的农民战争,莫不是为了更变贵贱贫富。他们以强大的军事暴力解除了自己身上的枷锁,却将这副枷锁毫不留情地又套在农民身上,往昔的部份农民就这样成为新的地主;每一新王朝的建立,便出现新一轮的更替。这些被称之为“革命”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完成或企图完成权贵与农民的身份置换,何曾打碎过那副沉重的枷锁?何曾使广大农民获得自由?何曾代表过农民阶级的利益?把农民战争扯上阶级斗争是有悖史实的。农民起义从未改变过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推动历史进步之说不知从何谈起!?
中国是农民战争多发之邦,而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破坏之惨烈,以罄竹难书亦不为过,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今日之纪念甲申三百六十年,值得反思的我以为不仅仅是个“腐败”问题,更不是个“骄傲”问题。难道李自成不“骄傲”就能江山万世、就能改变王朝更迭的周期律吗?我以为李自成起义是个深刻的历史文化问题。如自诩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为何屡屡记录着血腥的历史?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反讽,还是文明掩饰着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起义者无不打着“替天行道”、“救民倒悬”的旗号,为何“善良”之花总是结出罪恶之果??何当代一些治史者对这些如寇如匪的农民“领袖”多讳其恶?……
学术研究是应该将历史真相昭告世人。例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亟应提倡通过农民起义史的研究,还中国历史之本来面目;切不可扬恶而蔽善,误国人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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