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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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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信
也 也
《釋名》：“璽，德也，封物使可轉德而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中國古代玺印的數量繁多，材質也十分豐富。玉類玺印作爲其中較爲珍貴的品類，曆來備受關注。
漢代衛宏《漢官舊儀》記載：“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獨稱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在古代，根據個人喜好有佩戴印章的習慣，而佩戴玉印則是名公貴卿和士大夫的一種高雅行爲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時也形成了有別于金、銀、銅等金屬玺印的獨特藝術風格。
印章，起源於商代，早期多為銅印，春秋戰國時期，玉印作為憑信開始流行，於兩漢時期繁榮。與同時期其他金屬材質的古璽印相類，玉印同樣可分為戰國、秦、兩漢時期。
戰國玉印特征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璽印的佩戴與使用呈現出流行的趨勢，玉印應運而生。春秋時代的玉印，無論是出土還是傳世都較少。至戰國時，玉印的使用趨多，且各國都有極強的地域性和文化特征。
戰國時期玉印風格和當時主流銅等印材玺印的風格幾乎趨于一致。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列國割據，思想、文化上也産生了巨大的變革，文字書法也得以滋養。列國文字分域無疑也促進了戰國玺印的繁榮。戰國時期各國文字雖有差別，但均已成熟，表現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樣如此。當時入印文字和生活中的實用文字仍然不分，我們從同時期書法作品中也可窺見內在的聯系。文字字形在戰國玺印中雖然有些許“印化”誇張形變，但入印文字並未形成固定體系。這時期的玉質玺印和銅等印材玺印所用文字章法布局相類，所出現的玺印文字線形也幾近相同。
在戰國玺印中線形“細頭利尾肥腹”的現象很普遍，商周戰國金文、竹簡、木牍文字中此種線形幾乎是主流，而“利尾”的現象從東周到戰國的文字中比比皆是。據《周禮·考工記》“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記載，戰國時期屬于“物勒工名”，一批钤蓋在陶器上的文字（白文）也能說明這一問題。陶器物上的“細頭利尾肥腹”的白文線條形成，首先要有朱文的“細頭利尾肥腹”。所以說這種現象無疑是戰國時期文字線形的審美傾向。戰國玉質玺印則把此種“尖頭利尾肥腹”的線形表現的更爲極致。
戰國玉印的制作方法“砣輪轉磨”所産生的每一筆畫中部寬且深，兩端尖且淺的線狀，恰好與戰國文字線形的審美特征相契合。然而戰國玉治線條的“細頭利尾肥腹”也産生了線與線交接的特殊化。有“筆斷意連”之態；“尖頭利尾肥腹”的線形較其他印材線條交接線條節奏感更強烈；衍生的特殊化空間更顯疏朗空靈，也增添了賞讀的趣味。
戰國玉印的印面廣泛采用邊框，寬闊的邊框往往與纖細的陽文相配，而陰文則多增加複欄，這些組合的出現，說明在印文不變形的前提下，當時已考慮到印面整體布局的修飾。
此時的印鈕， 其主要功能是便于執掌和佩戴等實用功能，其次才是簡單的裝飾功能。印鈕多爲簡單的幾何形狀，其中鼻鈕居多，間或有其他鈕飾出現，藝術含量極低。但有些鈕飾已 呈現出向裝飾功能轉變的現象（如帶鈎鈕等）。
秦代玉印風格形成
強大的秦國在古璽印的發展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秦代不僅制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且一改戰國玉印神秘怪異、雜亂無章、各體紛呈的狀況，實行“書同文”，制定了整齊劃一的秦篆字體，形成了秦漢玉印端莊典雅的獨特風格，為秦以後玉印的發展制定了模式。
秦代玉印從目前科學發掘和傳世來看數量是非常稀少的，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秦玉印也不全是嚴謹意義上的秦統一後玉印，王人聰先生在《考古發現所見秦印述略》中也有闡述：“從文字的字體來說，戰國時和秦統一後的秦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在風格上並沒有什麽重大變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雖然用小篆來統一文字，但只是對戰國時期的秦文字作了一些省改和整理工作，實際上戰國時期的秦文字和統一後的所謂小篆，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所以說秦玉印自然不能另類。
（1975 年秋發掘的江陵鳳凰山 70 號墓出土的兩方玉質印章，其中一方文字爲標准的小篆，從而誤認爲是秦統一中國後的印章，經隨葬的其他器物判斷是屬戰國晚期秦昭王時期。所以說秦印的範疇應視爲戰國秦系玺印和秦統一後的玺印。）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秦玉印來看，多爲私印。秦代的私印，以鑿制為主，其形狀大致可分為方形和長方形兩類，橢圓形、圓形為少數。方形玉印多作“田”字格，此類成為以後玉印的主要形制。而長方形玉印多作“日”字格，為如今所說的“半通印”。與此時期的銅質私印相比，這種現象明顯特殊。
玉質私印文字布局也明顯較銅私印規整，筆劃也趨于平直，轉折處更爲峭折。秦玉印印文線條大多粗于邊欄線條，也出現了邊欄以外的邊沿部分較銅私印邊沿寬的現象。印文僅見白文，有單字、兩字、三字、四字者，字體往往依形附勢隨遇而安，結構疏朗與茂密相融，整體顯得極為和諧。內容也以姓名、名字印居多，偶見封君、箴言、吉語印。
秦統一六國後，明文規定了印制：皇帝用玉印螭虎鈕，稱“玺”，共六枚（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一般臣民用印不得稱“玺”。秦鈕以鼻鈕居多，簡潔自然，渾厚敦樸，仍以實用功能爲主。
秦玉印與秦銅印區別出來的特征並未使其形成一個品類，由于秦代玉的特殊社會地位的緣故，沒有在民間衍生開來，所表現出的印文布局更接近秦官印趨于規整，與秦銅質私印相比少了些天真率意多了份從容精致。雖然玉印發展到秦代筆劃兩端開始有修整的努力，但始終沒有完全達到美的自覺，終究無法像秦銅印一樣在中國印章史上搏得一席之地。然而秦王朝的印章制度的確立客觀上也推動了漢印在中國印章史上的至高地位，同時也給漢玉印能夠演變成爲中國印章史上的一朵奇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先驅條件。
漢代玉印特征的形成
印章在漢代得以長足的發展，是中國印章史上的黃金時代，同時也給漢玉印蛻變成有時代標志的印章類型提供了優越的社會背景。這種背景一方面表現在漢代各時期官印使用玉質印制的範圍擴大和私印使用玉材不加囿限，人們得以在社會生活中自由使用；另一方面則是印章發展到漢代，人們對印章的實用功能的不滿足，出現了集實用和審美與一身的願望；再一方面就是長期積累的治玉工藝不斷完善也是漢玉印成爲經典的重要條件。在這樣寬松而優越的環境中人們自然發揮智慧，從而成就了漢代印章藝術最高水平的印章品類——漢玉印。
漢代產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就是所謂“平刀直下”的“切玉法”，粗看筆畫平直規整，但全無板滯之感。秦以前的玉印筆道起止較淺而尖，而漢代則為了合乎當時篆法平正方直，多在筆道的起止處再橫向砣磨，使之端方。有時砣磨過頭超出了筆道的寬度往往近乎斧形，有時只是筆道的一側而類似樸刀。
漢代玉印呈現出的面目特征有兩種：文字布局疏朗勻稱，線條圓轉流暢，筆畫方起方收，使用文字爲“摹印篆”；線條裝飾呈明顯的圖案化，入印文字爲“鳥蟲書”。 “摹印篆”體勢造型的方整，能貼切地適應漢印均衡秩序的審美要求，更能充分地適應印文布局的調整。在漢玉印當中把“摹印篆”易于布局調整的功能發揮的可謂極致。筆畫繁簡、字數多寡，經過避讓、伸縮等匠心調整都能各得其所，並無半點造作怪誕之感，相反所流露出的圓健流動的文字體勢更顯自然、安逸、平和，所展現的意趣也更爲豐富。
鳥蟲篆印從戰國就已經出現了，到了漢代鳥蟲篆印章形式已經發展成爲高度成熟的一種類型。其極具裝飾意味的“鳥蟲書”在漢代鳥蟲篆印章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鳥蟲書的使用也得以延伸和發展。在書法方面“鳥蟲書”的風格極具美術性和工藝性。
漢代鳥蟲篆印在裝飾手段和造型紋樣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區別。銅質鳥蟲篆印大多線條回環盤曲，力求印面均滿，造型紋樣趨于抽象。而漢鳥蟲篆玉印線條多是粗細起伏明顯，魚、蟲、鳥、羽的樣態更具體，形成的印面空間布白也較靈活，所流露出的風貌與銅質鳥蟲篆印有明顯不同，這也標志了漢代鳥蟲篆玉印的特征。
這類玉印雖然在筆畫、結構上變化較大，卻沒有破壞文字的功能，“印化”後的文字依然保持其屬性。在欣賞方面，物態化的筆畫、結構的意態和形態與玉的氣質相映成輝，顯示出一派生機盎然的自然景象。
漢代的印鈕藝術有了長足的發展，主要原因是，漢代對用印制度進行了比秦朝更嚴格的規定：皇帝用玉玺螭虎鈕；皇後金玺螭虎鈕；諸侯金玺駝鈕；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左右將軍金印龜鈕；其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至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列侯以下皆稱印，將軍稱章。漢代印鈕除鼻鈕、龜鈕、螭虎鈕外，還出現了環鈕、羊鈕、蛇鈕、鹿鈕、獅鈕、象鈕、魚鈕、龍鈕等鈕式，體現了漢代高超的鑄造工藝，同時出現了從實用功能向裝飾功能的轉化。
《古印概論》裏曰 :“上古以玉爲信人執之以相見，因謂之瑞玉，引申之爲祥瑞，謂感召若符節然。”玉自古以來就籠罩著神秘的面紗，也被人們注入了豐富的內涵。《詩經》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禮記》對玉之“仁、知、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進行了诠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亦釋玉爲“石之美有五德者”。同時，人們又把玉看作有“保身避凶，趨魔避邪，吉祥福康”的功能，所以古人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的社會共識；正因爲人們對玉的崇尚，自然對玉質印章有更深刻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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