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山海经》中记述的“石涅”,就是当今所说的煤炭。《山海经》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这一记述说明我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己经发现和利用煤炭了。然而,战国以前是否使用了煤炭?史书没有确切记载,人们对此茫然无知。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工作者对沈阳新乐遗址两次发掘所得到的实物,弥补了史书上的空白,证实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辽宁地区人民就用一种特殊的煤——煤精,磨制装饰用品了,这是我国最早认识和利用煤炭的确凿证据。
沈阳皇姑区新乐遗址煤精球形器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春秋时期煤精串饰
河南淅川县申明铺墓地25号战国墓出土煤精珠饰
新乐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凌附近。1973年,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发掘了这个遗址,在遗址下层的一处房址中,发现了一批煤精制品。其中有圆泡形饰25件,耳消形饰6件,圆珠15件。最近,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和沈阳市故宫博物馆对这个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另一处更大的房址中又出土了煤精制作的圆形器4件,球形器4件,耳档形器2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煤精坯料和煤块共182件(块)。经考古研究部门对遗址出土的木炭和炭化木柱进行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已六七千年了。辽宁省煤用地质勘探公司科研所对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切片化验分析,确认其原料来自沈阳附近的抚顺煤田。这两批煤精制品的出土,为我们现今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煤炭的开采利用提供了实物证据。
除新乐遗址外,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陕西、四川、河南、新疆、甘肃、广东、辽宁等七个省区二十多处古墓、遗址中,搜集到许多煤精制品。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发掘资料,以古墓、遗址的时代先后,简述如下。
属于西周时期的,仅陕西宝鸡市茹家庄、竹花沟和洋西张家坡三处西周古墓,就出土玉块、炭精环共20余件,不仅数量多,而且雕琢技术比沈阳新乐遗址的煤精制品有长足的进步。
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陕西凤翔县秦故都雍城建筑群遗址中出土的炭晶环。有四川大邑县五龙和蒙经县曾家沟战国墓葬出土的碳精正方体和炭精发笋。
河南平顶山宝丰廖旗营东汉早期煤精饰
新疆尼雅遗址煤精司禾府印，边长2厘米、高1.6厘米
吐鲁番出土煤精、搅胎琉璃珠、隔色线珠、珊瑚珠
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出土煤精石猪
陕西旬阳县出土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
江苏句容宝华牡丹西路东晋墓煤精辟邪
属于汉代的,除本世纪二十年代在辽宁省辽阳和古乐浪郡等几处汉墓中出土石炭平玉、羊形玉和状如狮子的动物外,建国以来各地出土的煤精雕刻制品有:四川荣经县古城坪秦汉墓中的炭精发替和奉节县风箱峡崖棺中西汉前期的炭精发饰。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中的炭精发替、小羊。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代煤玉印章。甘肃酒泉和嘉峪关市汉墓中的炭根耳挡、炭精猪。广东封开县江口汉墓中的炭精装饰品等。汉代,我国的煤雕己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陛段,不仅品种、数量增多,产地更广,而且雕刻技艺也更加精巧。
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也不少。如甘肃嘉峪关新城、观莆魏晋墓葬中出土的炭精猪羊、印章。四川昭化县宝轮镇南北朝崖墓中出土的炭精饰件和狮子。陕西旬阳县古县衙遗址出土南北朝时期的多面体组印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55年在新疆吐鲁蕃高昌故城丝绸之路的田野中,发现一个煤精雕刻的方盒,盒内装有波斯萨珊朝银币10枚。其中4枚为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5枚为阿尔达希二世(公元379-383年)、1枚为沙卜尔三世(公元383-388年)时期的银币。这个煤精盒盛着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出现在古丝绸之路上,这无疑是古代中外交流和友谊的一个象征。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我国出土的煤精制品,不仅分布地区十分广泛,而且具有历史的传统性。延续至今,辽宁、四川、陕西等省仍有不少工匠和艺人从事煤精雕刻。
煤精和一般的煤一样,是远古时期的茂密森林、植物,被埋没在水底或泥沙中,经过漫长地质年代的天然煤化作用而生成,煤精属于比较坚硬的桦、柏等树木变成。它多夹杂在一般煤层中间。因其质地细密,韧性大,所以具有雕刻性能。我国辽宁抚顺是有名的煤精产地,其它不少产煤矿区也有赋存。由于产地、特征不同,人们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有煤精、煤玉、煤根、炭精、炭根、石炭、墨玉等许多称呼。史志中对此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例如《陕西通志》载“煤根石……色黑,或云煤之根,或云煤之苗,细润光滑,琢为素珠玩器颇佳”。陕西《安定县志》载“墨玉,出魏家湾,性似木,黑而轻,可雕作玩器”。陕西《横山县志》载“石炭,一名木炭,质致密光黑,县南小理河、麒麟沟以此所制各种器皿,颇称精美”。北京《房山县志》也载“……墨玉,系一种煤石,能制成烟袋咀、烟壶等物”。由此可知,我们的前人对煤精的性质、特点知用途是非常清楚的。
来源：《文博》,198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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