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发掘品和博物馆藏品中，我们常见到一类三足、筒腹的陶瓷香炉被称为奁式炉或樽式炉。例如绍兴博物馆藏福寿奁式炉，出自咸淳元年（1265）建成的环翠塔的塔基中，筒腹，腹下饰凸弦纹，装兽蹄足三个，口径14厘米，高6.6厘米。出土时里面尚留有香灰，是焚香实用器。（图3）此类香炉在龙泉窑、南宋郊坛下官窑中等都有大量出土。
宋画中对此种香炉亦有表现。如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图》之《食事中》（图4）描绘的是僧人们吃饭的场景，在画面中央的台子上有一烟雾缭绕的香炉，正是这种筒形炉。
在《译经图》（图5）中，放置经书的案桌旁有一小几，几上有一青瓷炉，亦是此种炉，旁边一僧人手拿一香盒，似正要往香炉中添加香料。《乘舆图》亦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图中石几上放置一青瓷香盒，不远处一个僧人正手拿一青瓷奁式炉朝石几走来。《五百罗汉图》中出现的香炉形式还有香鼎、狮子香炉、五足香炉等多种，而奁式炉只是其中一种。
将考古出土和宋画中的奁式炉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相对照，则发现《考古图》中将此类三足、筒腹的器物称为奁。一件为凤奁（图6），另一件为携奁，二者共性是三足，圆筒形，有盖。《续考古图》是南宋人续吕大临《考古图》之书，而佚其名，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后。其编排方法及制图风格，都以吕大临《考古图》为范本，书中亦将三熊足、筒状、腹部有环的器物称为奁（图7）。
将这类器物称为奁，吕大临是这样考证的：“得于京师，高六寸，径六寸，深五寸八分，容二升八合，无铭识，盖有立凤为饰。李氏录云奁或作籢，《说文》云镜奁也，后汉明帝上陵亲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则非独藏镜也，《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后宫妆奁之戏，今观盖势颇类棋局。按今洛都宫中有弹棋局中隆外陀如奁。”关于弹棋，沈括考证起源于汉代。《世说新语·巧艺》说：“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考《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引《世说新语》作“弹棋始自魏文帝宫内装器戏也”。又引《弹棋经后序》曰：“自后汉冲、质以后，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阐幽密，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安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宫人所为更习弹棋焉。”也即是说，建安中宫人以梳妆用具戏于妆奁之上，取类于弹棋。而吕大临认为此件器盖的形式像弹棋局，故称其为奁。北宋时期士大夫开创了金石收藏与研究的传统，吉金图录和考释之作也很多，在吕大临《考古图》之前还有七种，惜都不存，所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图像、有铭文、兼具考释的著作便是吕大临的《考古图》。其按形制器用分类，每一器物名称之后，都标明出土地点及收藏人，并且引用当时金石学家杨南仲、刘敞、李公麟等的研究成果加以考证。可见，在吕大临之前刊行的研究古器物的书，不仅为吕氏《考古图》的编写提供了材料，其中的见解和认识亦对《考古图》产生了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李公麟的《考古图》。吕氏书中不仅著录的铜器来自李公麟家的最多，甚至书名也和李公麟的著作同样采用了“考古图”三字，而且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其中的“李氏录云”即指李公麟之《考古图》，而宋代最大规模的古器物图录《宣和博古图》明确以李公麟的《考古图》为蓝本，也证明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只是李氏《考古图》今已不传，我们对它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吕大临的著录。换句话说，吕氏《考古图》不仅仅是吕大临一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在古器物学上的成就。因此，至迟在吕大临《考古图》成书之时，宋人对“奁”的基本认识就是这样的。既然这类三足、筒腹的器物名之奁，那么此种形状的香炉在宋人眼里也便是奁了，如《武林旧事》中记载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给高宗的“大奁、小奁”及周密于人家所见“汝窑二奁”之奁，均指的是此类香炉。汝窑窑址出土、故宫博物院及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汝窑器中就有此类器形。（图8）实际上，《考古图》中名之奁的器物乃汉代的樽。1962年在山西右玉县大川寸出土2件汉代铜温酒樽。形制相同，通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形状为圆筒形，有盖，平底三熊足。盖顶中央有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腹两侧各有一个铺首衔环。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图9）此外还有铜酒樽一件，通高34.5厘米，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圜底，下有三虎形足，腹部有三个铺首衔环，通体鎏金。平唇上刻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从铭文可以看出，筒状的樽为“温酒樽”，而盆状的称“酒樽”。唐兰说：“温就是'醖’字……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孙机也认为“温”和“醖”两字通假。温酒樽是盛酒用的，并非温器。右玉县出土的酒樽虽有三蹄足，然而极矮，其下难以燃火，所以不能用于加温。醖酒清澄，盛醖酒之樽即为筒形樽。此类三足、直腹的酒樽在考古中多有出土。1972年河北省邯郸市张庄桥发掘了两座砖拱多室墓，M1和M2至少各随葬一套酒樽。M1出土了一件带刻铭的铜酒樽托盘和一件铜酒樽盖，M2出土了一件鎏金银铜酒樽（缺盖）。酒樽为平底圆筒形，腹部两侧透雕蟠龙衔环铺首，三熊形足。托盘下亦置三熊形足，盘沿下刻有隶书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其铭文不是刻在樽上面，而是刻在托盘上，可见此托盘当时是和樽配套使用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亦多有此类形象。如沂南汉墓中室南壁横额东段画像中部有案、樽、杯等，樽为三足、直腹，立于托盘之上。四川博物院藏的丸剑宴舞画像砖（图10）及宴乐画像砖中，都有酒樽，樽中有勺，樽的形制亦是三足，直腹。同样，河南省博物院藏的建鼓舞画像砖（图11）及南阳文物研究所藏的阙、乐舞画像砖上亦有酒樽，形制也为三足，直腹，甚至可看出腹部中间装饰两道弦纹。这些画像表现的大多是乐舞、宴饮的场面，可确定这类三足、直腹的樽就是盛酒器。王振铎在其关于汉代樽、勺的研究文章中，曾作出了汉画像石中酒樽的集成图，使读者能一目了然。根据《中国度量衡史》，宋代的一尺约合现今30.72厘米，那么《考古图》中“凤奁”的口径和高分别为18.43厘米，壁厚约0.6厘米。而根据其图可以发现，这个高度只是奁身的高度，按照图中比例，如果加上盖的高度，通高约27.64厘米。所以其大小与右玉县铜樽之一相差不多。再看广州出土的一件东汉铜酒樽，三熊足，铺首含环，腹部有三宽带纹。盖如圆锥形，中央一孔雀作开屏状。器高29.8厘米，腹径18厘米。也与吕大临称为“奁”的不论形制还是大小，都很相近。综上，三足、直腹，腹部有衔环的这种樽是盛酒器，有铜、玉等不同质地，另外还可以从汉画像石中看出，它通常与勺子相配，且这种组合搭配一直到唐代仍在流行，唐代李匡乂《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宋元时期作为酒具逐渐被酒瓶、酒注所取代。宋代时将此类樽称为奁，人们于是便将这种仿照铜樽造型的三足、直腹的香炉称为奁、奁炉等，而其正确名称应为樽式炉。樽式炉是在宋代仿古风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仿铜器瓷香炉。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饮流斋说瓷》云：“宋代制瓷……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焉。”而且由于宋代金石学的兴盛，仿古铜器造型的器物众多，且不仅仅只是对造型和功能的完全照搬，而是经过了改造和加工，在审美情趣和艺术方面都有新的特色。除樽式炉外，宋代出现的许多香炉，如鼎式炉（香鼎）、鬲式炉、簋式炉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古器加以创新使用的情况，宋至元明一直都存在。如同酒瓶可以当做花瓶使用，古鼎既可当做香炉，又可用于插花。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中，弹琴者对面的湖石上有一铜鼎用于插花（图12），尚古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南宋时甚至还将铜镜做成鼎形、钟形。元明时期亦将花盆做成樽的形状。1984年青田县鹤城镇窖藏出土一元代龙泉窑八卦樽式炉，底空心，下腹装三只兽蹄足，口径19.2厘米，高14.8厘米（图13），明显这不是炉，而是花盆。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龙泉窑刻花炉，底部三足，底心有一圆孔，口径25.7厘米，高17.4厘米，明显这也是花盆。除了常见的渣斗式花盆，以仿古铜器造型的花盆还有很多，如宁波天童寺藏明代龙泉窑鼎形花盆，口径28.5厘米，高45厘米（图14），龙泉大窑枫洞岩除了出土大量的樽式花盆（图15）外，亦有钟式花盆（图16），其口径在17～27厘米之间，而同时所出的底部无孔的三足炉、樽式炉，口径一般为11～12厘米。由此可见，古人不仅以樽的造型制作香炉，还将花盆做成樽形，体现了对高雅生活的追求。
图13 元代八卦樽式花盆及底部（莆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