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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珠光青瓷
奈良稱名寺僧村田珠光(1423-1502)被尊為日本佗茶的開山，傳珠光書予古市澄胤 (1452-1508)的《心の文の一紙》提到:茶道最緊要的是消弭和漢的隔閡將兩者融合為一，茶道的真髓無非是在體驗和物以及唐物茶具之美的基礎上與心相結合的藝術。
以佗茶的譜系而言，武野紹鷗(1502-1555)是從珠光門人修習茶道，而佗茶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1) 則是學自武野紹鷗。 現存茶會記所見「珠光茶碗」的最初用例是日本天文十一年(1542)二月七日，也就是距村田珠光逝世四十年之後，松屋久政等赴薩摩屋宗折(忻)的茶會被招待以珠光茶碗飲薄茶;同《松屋會記》另見千利休分別在天文十三年(1544)二月和永祿二年(1559)四月的茶會使用了珠光茶碗。
依據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書成於天正十四年 (1586)的茶道傳書《山上宗二記》(以下稱《宗二記》)，則千利休曾以千貫文的價格將該珠光茶碗轉讓予武家茶人三好實休(1527- 1562)， 後歸織田信長(1534-1582) 所有，後來燒失於天正十年(1582)的本能寺之變。
依據稻垣正宏的梳理，則珠光茶碗見於《松屋會記》、《天王寺屋會記》等重要茶會凡二十三次，時代早自天文十三年(1544)，晚迄天正三年(1575)七月二十七日津田宗及 (?-1591)赴堺之新太郎茶會。1
另外，成書於元龜三年(1572)的《烏鼠集》也提到有珠光「十茶碗」，即十件珠光茶碗。2 從《宗二記》 是以「此類」來指稱珠光茶碗可知，當時的日本茶人是將複數存在的「珠光茶碗」視為一種類型或類別。3
珠光茶碗認識史(一)
依據永祿九年(1566)十二月九日津田宗及赴網干屋道琳茶會所見到的珠光茶碗外觀特徵是:有 27 道篦紋、有反體「福」字銘、褐色系釉(色ひしほ色)、厚胎(《天王寺屋會記 宗及他會記》所收〈別卷道具拝見記〉);永祿十年 (1567)二月十七日，宗及赴萬代屋了二茶會時的珠光茶碗是:有 26 道篦紋、內心「福」 字，手持有厚重感。(《天王寺屋會記宗及他會記》所收〈別卷道具拝見記〉);前引《宗二記》所載千利休讓予三好實休的珠光碗的外觀特徵是:褐色系釉(色はヒシオ色)、有篦紋 27 道(篦目 二十七在り)。
換言之，十六世紀後期即距村田珠光逝去逾半世紀的茶人所見聞之所謂「珠光茶碗」，是在碗外壁飾 26 至 27 道篦劃紋， 施罩著褐色系釉的厚胎茶碗，其中有帶「福」 字銘者，有的呈反體。(同註 1，頁 32-33)
雖然將珠光茶碗視為青瓷而將之稱為「珠光青磁」的最早例只能上溯嘉永七年(1854) 田內梅軒的《陶器考》，當時田內氏認為是來自東南亞呂宋的製品。4 不過，根津美術館藏「遲櫻」銘篦紋青瓷碗早已由大名茶人松平不昧 (1751-1818)比定為珠光茶碗(圖 1)，該碗桐木箱蓋面有「珠光 茶碗 遲櫻」墨書，同 碗於不昧的《雲州藏帳》則記為「珠光 遲櫻」，這是目前所知將中國產區篦紋青瓷碗與珠光茶碗進行比附之年代最早、且有實物傳世至今的貴重實例。5
其次，以德川家康(1542-1616)九男德川義直(1600-1650)為初代的尾張德川家 也收藏有一件和前引「遲櫻」外觀相似的青瓷碗。(圖 2)該碗做為「河內御茶碗」，曾載錄於正德四年(1714)、享保十三年(1728)等《上御數寄御道具帳》，收貯的桐木箱蓋面墨書「珠光青 銘 翁」。由於「翁」銘推測是和天保 十二年(1841)尾張家十二代齊莊(1839-1845 在職)移往江戶御側道具時的命銘有關，6 因此設若此一推測成立，那麼該例就是繼松平不昧「遲櫻」，江戶末期藏家將中國篦紋青瓷碗視為珠光茶碗的又一案例。其次，由於蓋面墨書明記為「珠光青」，所以「珠光青磁」這一稱呼也略早於前引嘉永七年田內梅軒的《陶器考》。
現藏出光美術館的中國製篦紋青瓷碗乃京都東本願寺傳來，其內箱蓋面有「珠光青磁茶碗」墨書貼紙(圖 3)，其雖也是將中國篦紋青瓷比附為珠光青瓷之例，可惜貼紙年代不明。 從松平不昧「遲櫻」箱書看來，至遲在江戶時代後期日本茶人多已將珠光茶碗或珠光青瓷視為是由中國輸入的青瓷篦紋碗，迄二十世紀初 帚庵(1860-1937)《大正名器鑑》也是基於同樣的認知，將此類篦紋青瓷碗納入「珠光青磁」 欄目。
另一方面，當今學界對於此類中國青瓷篦紋碗窯址的認識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大致而言， 1950 年代之前日方學者多推測其產地在中國南方地區，特別認為是浙江省某地瓷窯所燒製。7 不過以 1959 年陳萬里調查福建省同安汀溪水庫一帶窯址出土同類標本，並援引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關於珠光青瓷的記事，指出日方所謂珠光茶碗或珠光青瓷應該就是同安汀溪窯所燒製一事為分水嶺(圖 4)，8 迄 1990 年止至少已知閩北山區的松溪、浦城、建陽、南平， 或沿海地區的閩侯、連江、福清、莆田、仙游、 泉州、南安、安溪、廈門、漳浦等許多縣市窯場都燒造有和同安汀溪窯相類的篦紋青瓷。9
雖然日本出土的福建篦紋青瓷當中其實幾乎未見同安窯標本，10 但由於同安窯調查最早為人所知，權宜下學界或鑑藏界有時仍以同安窯系青瓷做為日方所謂珠光青瓷的概括產區。當然謹慎的人士還是傾向以福建篦紋青瓷稱呼之。福建篦紋青瓷主要燒造年代是在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南宋時期，此一年代要比村田珠光(1423- 1502)早了二、三百年，因此設若佗茶開山、 稱名寺僧人村田珠光確實是以福建篦紋青瓷碗喫茶，那麼他當是使用了數百年前的中國古物。
珠光茶碗認識史(二)
中國福建省境內燒製的篦紋青瓷在日本許多遺跡都有發現，除了博多和鎌倉等港灣遺跡採集或住居遺址出土的大量標本之外，也見於墓葬陪葬品。後者如福岡市東區上和白七號墓出土的青瓷篦紋碗，其外壁飾七處梳紋，各單位梳紋由 約二十道的陰刻線所組成，內壁錯落八個有如閃電般的「之」形篦點紋，其外纏繞以複線篦紋， 碗心無紋飾，除了碗外壁近足處和圈足之外，整體施罩透明的黃綠色釉(圖 5)，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二世紀中期至十三世紀前期。
此式青瓷碗相當於橫田賢次郎和森田勉型式分類中的 I-1-b類青瓷碗 11 或龜井明德的II類 -2。12 問題是，這類長久以來被視為珠光茶碗類型的福建篦紋青瓷碗，其實和文獻記載的珠光茶碗有若干扞格不合之處。
稻垣正宏首先指出， 前引《天王寺屋會記》或《宗二記》所載碗外壁有篦紋 26 至 27 道、碗內有「福」字銘的「珠光 茶碗」，其無論是在篦紋數或字銘等方面，都和南宋時期福建篦紋青瓷碗(橫田等 I-1-b 類)迥異，反倒是和日本十五世紀後期十六世紀遺址常見的中國青瓷碗極為相近。如堺環濠市遺跡出土的碗心押印各種字體的「福」字，外壁施變形菊瓣式疏朗陰刻線紋的厚胎青瓷碗(圖 6)， 就和茶會記所描述的「珠光茶碗」外觀特徵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也就是說，兩者不僅字銘相 同，碗體同屬厚重，就連外壁的篦劃數目(包括復原標本在內碗外壁平均約 32 至 36 道)也和文獻記載有 26 至 27 道的「珠光茶碗」接近。 總之其結論是:村田珠光其實是使用了其在世時由中國進口的明代中期青瓷碗，而非宋代福建窯篦紋古董碗。(同註 1，頁 38)
近年，畑中英二也依據稻垣氏所提示《天王寺屋會記》等文獻所見珠光茶碗的三個外觀特徵(「福」字銘，外壁刻紋 26 至 27 道，褐色系釉)，以及持之有重量感的厚重胎體，認為除了褐色系釉這一點之外，日本遺址常見的明代龍泉窯青瓷碗完全符合「福」字銘、刻紋數目和重量感等三個要素，反之宋代福建篦紋青瓷則絕未見「福」字銘標本，13 全面支持稻垣氏的說法。
僅管文獻記載與考古或傳世實物的比定往往難以實證，本文仍然傾向贊成稻垣氏巧妙地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標本所得出的新見解。不過，我們也不容輕忽《宗二記》等所載珠光茶碗 施罩褐色系釉(ヒシオ色)一事，其實也是南宋福建篦紋青瓷以及明代龍泉青瓷等兩類製品偶可見的釉調，而以宋代篦紋瓷相對常見。
至於「福」字銘款雖多見於明代龍泉青瓷，但福建泉州地區南宋瓷窯既曾發現碗內印押「福」、 「祿」的青瓷標本;(同註 8，頁 56、57)同省漳浦英山窯址亦見內底心陰刻「福」字的青釉碗 殘片(圖 7)，但均屬罕見之例。
另外，福建省光澤茅店這處燒造有宋元篦紋青白瓷的窯址標本亦可見到碗盤內心印押「福」字和寫實「鹿」 (祿)形所組合成的寓意「福祿」的吉祥圖案。 (圖 8)然而筆者更為在意的是，目前所知幾件被比定為珠光茶碗的幾件名碗，如前引「遲櫻」 (見圖 1)、「翁」(見圖 2)或出光美術館藏 東本願寺傳來品(見圖 3)，其碗心均光素無紋飾，這就說明了此一型式的青瓷碗不會是《宗二記》所載有「福」字銘記的「珠光茶碗」， 這也是筆者同意稻垣說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本文想附帶提示的是日本出土的明代青瓷碗，也就是說，依據稻垣說法被江戶中晚期茶人張冠李戴比附成珠光茶碗的明代青瓷碗當中， 除了眾所周知的浙江省龍泉窯製品之外，有可能還包括福建地區所燒造的青瓷碗，如該省華 安吉土窯或南靖窯(圖 9)就燒製有外壁飾陰刻線紋的此類青瓷碗，其淡青釉色近於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出土的青瓷碗(圖 10)， 以上舉例是想提示:日本出土的外壁飾陰刻線紋之胎質相對粗鬆，外底無釉與浙江龍泉窯製品有所區隔的明代淡青釉碗當中有來自福建窯區的可能性。
室町時代十六世紀狩野秀賴繪〈高雄觀楓圖〉所見一服一錢賣茶人所提供的青瓷碗之碗式(圖 11)也和日本區域考古遺址出土的明代龍泉窯碗，亦即可能被江戶中後期人比定為「珠光茶碗」的青瓷碗之造型外觀有相近處。
想像珠光茶碗―江戶時代(1603-1868)後期的氛圍
長年致力於茶會記研究的谷晃早在 1990 年代已經察覺到「珠光茶碗」以天正十年(1582) 的茶會為尾聲，一度銷聲匿跡，此後一直要到明和三年(1766)才再度出現於茶會上。
尤可留意的是，再度登上茶會舞台的江戶時代後期珠光茶碗的使用例，幾乎都侷限在表千家系茶人的茶會當中，而此一情況同樣見於珠光茶碗之外與村田珠光有關的其他茶器。谷氏因此認為珠光茶碗在十八世紀後半再度用於茶會一事， 很可能是以川上不白(1719-1807)為中心的茶人為了復興千家茶道而將千家茶湯直接攀援依附到佗茶開山村田珠光譜系的謀略，也因此表千家系茶人所使用的南宋福建篦紋青瓷碗就成了「珠光茶碗」。14
江戶後期與珠光茶碗有關的另一有趣案例， 是今根津美術館藏不審庵傳來之業已大幅修繕的南宋期篦紋青瓷碗。從外觀看來，可以清楚辨識出該篦紋青瓷碗原本僅存包括圈足在內約三分之一的殘件，但經樂燒陶工九代吉左衛門了入(1756-1854)以其拿手的低溫釉樂燒補全了該碗殘缺部分再以金繕接合，並且還在補缺部位鈐押草體「樂」印(圖 12)，從印文字體可知是了入在文政八年(1825)隱居之後的製品。(同註 5，頁 112)這一方面反映了陶工了入將此一呼繼補修視為展現身手的陶藝創作，故鈐印留名，同時也表明江戶後期茶人似乎頗為珍惜相傳是村田珠光愛用的南宋篦紋青瓷碗，故委由著名陶工補全殘碗，渴望成為茶會上眾人矚目的茶器。
根津美術館還收藏了一件添附有天保二年 (1831)博多商人米屋與七之「珠光青磁傳來書」的南宋青瓷篦紋碗。(圖 13)傳來書一紙的大意是:延德元年(1489)村田珠光赴太宰府參詣，於博多近郊拾得香台、茶碗等青瓷殘片，經博多駅之長的協助得以雇用人伕在周邊進行發掘，後來又委請補瓷匠人將出土的殘片用融燒鉛玻璃的燒繼技法接合修復，計得碗六件，缽十二件，並致贈一件茶碗給駅之長以為紀念，其餘送京獻呈東山殿即足利將軍;珠光贈予駅之長的茶碗則由其子孫代代相傳到米屋 與七手中。(同註 5，頁 112)
也就是說，「珠光青磁傳來書」是聲稱駅之長後代的米屋與七在天保二年(1831)為了轉讓其先祖獲自村田珠光的茶碗所添附的茶碗來歷說明書。
正式的考古發掘表明，九州博多大宰府確實出土不少由中國輸入的宋代篦紋青瓷碗等標本，前引福岡市東區上和白七號墓出土的青瓷碗即為其例。(見圖 5)不過如果我們同意在村田珠光逝去四十年之後首度見於茶會的所謂珠光茶碗，並非十二至十三世紀南宋青瓷碗的稻垣說法，那麼自稱是其先祖代代傳來之村田 珠光贈予的茶碗，當然就不會是南宋時期福建地區所燒製的篦紋青瓷碗。
姑且不論商人米屋與七所有的這件南宋青瓷碗是否真的是其所聲稱的家傳寶物?為了轉讓出售而添附的茶碗履歷說明文中所見村田珠光的軼聞，無非是說明了十九世紀江戶後期南宋此類青瓷碗確實被視為村田珠光所喜愛茶碗的一種類型，也就是當時所認知的「珠光茶碗」或「珠光青磁」，而由村田珠光本人擁有、使用或愛好的珠光茶碗，當然更是價值不菲的名物。
就此而言，前引陶工了入在十九世紀所補修的南宋青瓷篦紋碗，同樣是反映了當時茶人對於珠光茶碗的憧憬。另外，而將缺損過半的茶碗予以補全一事， 也自然地讓筆者連想到「珠光青磁傳來書」所 描述的村田珠光委請燒繼師接合出土瓷片的光景。
江戶後期京都陶工仁阿彌道八(二代高橋道八，1783-1855)(圖 14)或永樂和全(1823- 1896)都曾針對當時被視為是珠光茶碗的南宋篦紋青瓷碗進行倣製。(圖 15)後者碗下腹近足部位有「河濱支流」印銘，其典故來自虞舜陶於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五帝本 紀》)的中國古代聖人傳說。15
相對於中國區域宋瓷所見「河濱遺範」印銘，世居京都的永樂一門陶工的「河濱支流」印銘，則是來自紀州藩藩主德川治寶於和歌山營建別墅西濱御殿偕樂園，於文政十年(1827)招聘保全和仁阿彌道八等陶工燒造御庭燒(偕樂園燒)之際，賞賜予和全之父保全的金印。
從以上兩件分別來自仁阿彌道八和永樂和全的倣珠光青瓷碗的器式與前引同為京都陶工了入所補修的青瓷碗極為相近(見圖 12)，表明了其時日本京都一帶陶工對於珠光茶碗的高度興趣和當時茶人的愛好，可說是種時尚的茶碗。由於筆者所使用的仁阿彌或永樂一門圖錄並未揭載倣珠光茶碗的內側圖照，因此無法得知碗內壁篦紋飾的施作細節，不過，若就約略同一時期日本不知名陶工所倣燒的珠光茶碗而言，其「之」形篦紋飾是以呈一字排列的多齒梳形道具捺押組合而成 (圖 16)，此與南宋青瓷篦紋飾乃是採用具彈性的刃具捺刻成連續且帶速度感的工法有所不同，其於透明淡青綠色釉的襯托下，別有一種在造作中卻又顯得靜謐的拙趣。
結合本文前引幾件日本舊藏珠光茶碗的器式特徵，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傾向，那就是儘管日本遺跡出土的福建窯系南宋青瓷篦紋的造型多樣、尺寸不一， 陰刻裝飾題材多元，但自江戶後期松平不昧「遲 櫻」碗(見圖 1)、出光美術館藏東本願寺傳世碗(見圖 3)、或原表千家不審庵藏添附傳來書的根津美術館碗(見圖 13)等名碗，全都是在外壁飾數組梳紋，內壁飾閃電式「之」形篦劃 紋，碗心光素，既無紋飾亦無文字銘記，尺寸較小即均屬口徑15至16公分、足徑4至5公分、 器高 6 至 7 公分的直口微斂小型碗，其和九州地區遺址出土南宋福建篦紋青瓷碗口徑一般在 16 至 18 公分，底徑 5 公分的碗式有所區別。16
1920 年代帚庵《大正名器鑑》唯一收入的一件日本某醫師收藏的珠光茶碗，更是口徑僅 12.7 公分，通高 4.5 公分，足徑 4.5 公分的小碗(圖 17)，其口徑尺寸和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曜變茶碗(口徑 12.2，高 7.2，底徑 3.8 公分)很是接近。這一現象清楚表明了江戶後期以來茶人是從日本傳世或出土的諸多形制的宋代篦紋青瓷碗中，有意識地選擇了適合飲茶且接近想像中村田珠光佗茶拙趣的作品並將之稱為珠光茶碗。就此而言，帚庵之所以將上引之名不見經傳且傳世經緯不明的篦紋碗做為珠光茶碗的名器，恐怕也是基於同樣的考量而選擇這件內飾 「之」形篦點，外有梳紋，並施罩淡青色釉的小型碗做為珠光愛用茶碗的代表作吧!
餘談
以上，筆者以自身的理解梳理了日本區域所謂珠光青瓷的認識史以及作品的可能樣貌。 但應說明的是，做為本文討論基礎之一的稻垣說法於日本學界只能算是聊備一說，並未得到包括茶湯界在內多數研究者的積極回應。
其次， 與珠光茶碗有關的其他幾個周邊議題，本文也未涉入討論。例如《大正名器鑑》所引《山澄家本》〈高麗物之部〉以珠光茶碗為「高中燒」， 而《宗二記》的「カウチウ茶碗」指的應該也是「高中燒」。從山上宗二於天正十八年(1590) 書予皆川山城守茶書中提到「善好 京大富， 宗易香爐、松本茶碗兩種所持コウチウ茶碗」， 可知「高中燒」亦即因村田珠光門生善好大富 的持有而命名的「善好茶碗」。17 其次，《宗二記》也記載了原為武野紹鷗、北向道陳(1504- 1562)擁有的一件善好茶碗後歸津田宗及所有。
依據《宗湛日記》天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隼人殿」茶會對於「センカウ(善好)茶碗」的描述，一說認為其指的正是福建南宋篦紋碗， 也就是前述的 I-1-b 類(見圖 5)碗。(同註 1，頁38 及同註 13，頁 100-101)但因文獻記載內容過於簡略，本文予以割捨。
另一方面，臺灣也可見到被日本江戶後期茶人比附為珠光青瓷的中國南宋福建篦紋碗(前 引 I-1-b 類，同圖 5)，以及被十六世紀茶人視為珠光茶碗但實為明代浙江龍泉青瓷類型(見圖 6) 等標本，值得略予介紹。 先從外島說起。除了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在金門水頭遺址試掘所得宋代篦紋青瓷標本之外(圖 18)，1970 年代筆者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現人類學系)黃士強教授的引導下幾次赴澎湖見習考古遺址，曾在通梁海 岸或中屯貝塚撿拾到福建南宋篦紋青瓷殘片， 也在馬公島上某軍營外圍壕溝斷壁距地表約 1 公尺深處採集到此類青瓷碗殘件。18(圖 19) 另外，1980 年代筆者獲得自嘉義東石網蝦民在東石和外傘頂洲一帶打撈上岸的陶瓷標本當中， 也包括南宋福建篦紋青瓷(圖 20)以及被十六世紀日本茶人視為珠光茶碗的明代浙江省龍泉窯青瓷碗。
後者造型略呈蓮子式，直口、深腹、 弧度內收，下置窄圈足，外壁飾菊瓣式直線劃花，內底心押印朵花紋(圖 21);日本山梨縣新卷本村遺址曾出土類似標本。(圖 22) 臺灣本島福建篦紋青瓷標本見於臺北圓山 貝塚遺址採集標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筆者實見)，以及 1960 年代盛清沂在淡水觀音山西北下麓大坌坑遺址採集品(現藏中央 研究院)。
後者包括與澎湖安宅採集品類似之外壁飾梳紋的青瓷碗標本(圖 23)，報告者認 為大坌坑遺址篦紋瓷片原本擬是自中國福州或 泉州出航經臺灣北海岸，再經琉球轉赴日本博 多之「島際貿易」的遺留。19 從目前的窯址發掘資料看來，宋代福建北部窯區所燒造的篦紋飾青瓷的年代要早於閩南區域窯場的製品，而閩北窯場製品又要晚於浙江南部龍泉窯大白岸與山頭窯場所生產的篦紋 飾青瓷(圖 24)，應該是受到龍泉窯影響的裝飾技法，如果不論當今的行政省區轄屬，福建 的篦紋青瓷也可視為是龍泉窯篦紋飾影響之下的一種類型。
不過我們也需留意，篦紋飾陶瓷其實也是宋代青瓷、白瓷或青白瓷等具有時代 特色且跨區域的裝飾技法之一。
以青瓷為例， 如浙江省台州黃岩區鳳凰山窯(圖 25)或江西省玉山瀆口婺州窯(圖 26)等南方許多宋代窯場都燒造此類型製品，其和北方耀州窯等青瓷碗外壁刻劃扇折式篦紋，內壁模印纏枝菊的裝飾作風(圖 27)，共同譜出了跨區域的時代流行裝飾。宋代此類篦紋青瓷也做為貿易商貨外 銷，東北亞和東南亞之外，中近東甚至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遺址都可見到其蹤跡。(圖 28)
如前所述，日本在江戶後期十九世紀可見著名陶工仁阿彌道八所倣製的青瓷碗(見圖 14、15)，泰國北部 Si Satchanalai 十四至十六世紀期瓷窯亦曾倣製(圖 29)，其產品胎釉精良，並且以此外銷，成為此一時期中國外銷瓷的競爭商貨。
张南揽老师
日本茶道第一大流派里千家茶道教授，今日庵入室弟子，师承里千家15代家元鹏云斋千玄室大宗匠。
修习茶道28年，于2004年4月在里千家今日庵入庵，历任里千家茶道学园（京都）绿会讲师、里千家北京驻在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佛学院、日本驻华大使馆等高校与机构的客座讲师、里千家淡交会上海和敬会常任顾问及里千家海外特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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