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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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毕沅”这个名字，对清代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聊到这位毕先生的藏品，那一定是如雷贯耳。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宋画——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在进入内府前的最后一位主人，便是毕沅。
五代画家董源的名笔《潇湘图》、“草圣”怀素所书《小草千字文》、宋拓《定武兰亭》、西周青铜器曶鼎、邢叔钟等赫赫有名的文物重宝，亦曾藏于毕沅府中。
除书画与金石收藏外，毕沅在文学、史学、小学等多个传统学术领域都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在陕西任官时，还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中汉唐诸帝陵寝、西安的碑林与城墙，都经毕沅修复保护，其所立石碑大多至今尚存。
有人撰文介绍毕沅，直称其为“关中文物的守护神”，虽然夸张，但也不算太过分溢美。
毕沅其人的生平，讲起来也很有意思。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毕沅出生于江苏太仓镇洋县的一个中产之家。
毕氏先祖原居于安徽休宁，明崇祯时为避兵乱，先迁昆山，后迁太仓，遂占籍于此。
毕沅的祖辈均是地方上读书的士子，但都没读出什么名堂来。毕沅的祖父毕礼，忧虑家贫不足以养亲，遂弃文从商，家庭的经济状况才逐渐宽裕起来。
毕沅之父毕镛，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因病离世。毕镛之妻张藻，出身书香之家，毕沅的教育从小都由严母负责。
毕沅六岁之时，即从母亲听讲《毛诗》、《离骚》；十岁学诗，十二岁奉母命出外求学，先后转益多师，其中以经学大家惠栋、文坛宗师沈德潜最为知名。
二十三岁时，毕沅奉母命远游京师，馆于时任兵部给事中的叔祖府中，结识了不少朝臣名宿。
次年（乾隆十八年），参加顺天乡试，顺利考中举人；两年后，毕沅以举人身份补授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开启了他漫长的仕宦之路。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榜上有名；一个月后的殿试，乾隆皇帝对其文章大加赞叹，钦点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
得到乾隆的青睐，毕沅的官路可以说是一路亨通：先入翰林院，后历官陕西、河南、山东三省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其间虽然数次因罪夺职，却都很快复官，可以说深受乾隆皇帝的器重。
嘉庆二年，毕沅在镇压白莲教叛乱的途中摔了一跤，手足麻木，加以背痈发作，卒于湖北辰州行馆，终年六十八岁，卒时官衔为“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赠太子太保”。
然而，毕沅作为乾隆朝的重臣元老，又与和珅有来往，深为嘉庆皇帝所忌恨。因此等乾隆去世后，嘉庆在清算和珅时，顺手把已经死去两年的毕沅也并入案中，给他安了个“贻误地方、滥支军帑”的罪名；不仅毕氏子孙所袭官职一撸到底，毕沅多年累积的资财、收藏也全部抄没入官。《清明上河图》正是在此时进入内府收藏的。
平心而论，毕沅此人确实算不上什么廉吏干臣，但也不见有什么大的劣迹。
在毕沅早年的为官生涯中，也曾勤于公事，兴修水利，赈济灾荒，为百姓谋福利，声誉甚好；然而其晚年一心沉浸在学术事业中，广开幕府，延揽文士，编修经籍，续写通鉴，对于地方政务不闻不问，遂至治下民生凋敝，百姓困苦。
尤其毕沅在担任湖广总督的近十年间，被时人称为“性迂缓，不以公事为务”，民间送了一个“毕不管”的尊号。
与他“毕不管”并称的，还有湖北巡抚福宁，号曰“福死要”；布政使陈淮，号曰“陈倒包”，都是贪赃枉法的劣吏。
湖北人民甚是仇恨这三位“不管、死要、倒包”的长官，编了一首民谚讽刺之：
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
（毕沅如同蝙蝠，倒也不出来生事，就只吸吸嘴边的蚊子肉）
福如狼虎，虽人不免；
（福宁如同虎狼，不管什么人，碰到他就要脱层皮）
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陈淮如同老鼠、蛀虫，暗中使坏，往往被他害了还不知道）
经过这三位长官的治理，白莲教在湖北、四川地区迅速发展，嘉庆元年终于发动叛乱，声威浩大，席卷多省。毕沅本人也正是死于平叛路上，算是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清人昭梿在笔记《啸亭杂录》中，如是评价毕沅：
毕制府沅，庚辰状元，历任两湖总督，性畏懦无远略。教匪之始，毕受相国和珅指，不以实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载始靖，人争咎之。姚姬传先生至曰：“戮毕沅之尸，庶足以谢天下。”其受谤也若此。
然好儒雅，广集遗书，敬重文士，孙渊如、洪稚存、赵味辛诸名士，多出其幕下。尝岁以万金遍惠贫士，人言宋牧仲后一人，信不虚也。
也算是比较公正了。
毕家被抄后，田产资畜都没入官府，只有灵岩山馆（毕沅身前所营宅第，死后葬于此）、经训堂（供奉母亲和祖宗牌位的祠堂），以“茔兆”之例得以幸免。
经训堂中存有毕沅刊刻古人法书的十二卷《经训堂法帖》，据说毕氏后人在被抄家后，就以拓印《法帖》出售，勉强度日。
经训堂与灵岩山馆作为仅存的祖产，在毕氏手中一直传承到现代。毕沅的九世孙毕玥年先生曾在《苏州杂志》上撰写《姑苏消失的祖居》一文，回忆了祖宅的毁弃：
经训堂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悲剧仍在上演。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有两起。1959年春，母亲因承受不住“阶级斗争”重压，自尽于“经训克家”巨匾下。1966年深秋，街道一群“造反派”，半夜冲进我家“抄家”，在御匾下批斗我父亲毕敦甫。因我家穷困，抄个底朝天未搜出金银财宝，就拖走了一车古籍。记得其中有一箱线装版《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毕沅与幕僚用了20年时间，编成的宋元史书，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的续集。
自那次抄家，父亲被逼无奈，携全家离开了经训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训堂连同两块御匾一起没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居原址上建成颇具规模的“苏州市儿童医院”。该院住院部的池塘中，静静泊着一艘已有200多岁的古石舫，这是唯一未毁的祖居遗物。
而毕沅的墓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也未得幸免。据毕玥年先生回忆：
1961年春，毕沅7世孙中最后一位——我的祖父毕志飏病逝，按祖制应葬入祖坟——毕沅墓园，儿孙们扶其灵柩同往。这是我唯一一次进入先祖墓园。
墓园，坐落在灵岩山木渎上沙村（今天平村祥里村），已无千亩之规模，抬眼望去更似农庄，只有高高矗立园口的石牌坊，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听说先祖墓被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详情一直被严密封锁。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上，看到了《江苏吴县清毕沅墓发掘简报》。此墓是1970年开挖，7年后才披露发掘结果。
…………
随着墓园的殒灭，毕沅建造的名宅胜迹也没了。
毕先生的回忆全文，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毕玥年《姑苏消失的祖居》，《苏州杂志》2013年第3期，第52至55页。
关于毕沅墓的发掘，确如毕玥年先生所说，“详情一直被严密封锁”，可以获取的信息并不多。公开出版的报告中仅提到一句“贫下中农和南京博物院考古组的同志一起发掘”，并未讲述发掘毕沅墓的缘由。
在豆瓣上有一位昵称为“苏台栖乌”的博主，撰写了一篇名为《吴郡访古信征录2017.04.02》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作者在当地访得的故事：
……随后写出毕沅墓具体位置与我，与访古群某前辈、小青前辈所言相合，只是前辈们并未说得如此透彻。其址即今竹园路与经二路叉口西北角地铁轨道处。戈先生告诉我当年是因为祥里村扩建打谷场，扩至墓边，本来是不会破坏的，但场地依旧不够，只能开掘毁坏毕墓。当时先生还是红小兵，毁墓时红小兵们正在墓不远处开会，听说开墓了，一群人全部围至墓地，先生亲眼所见整个过程。
我插嘴说看过《江苏吴县清毕沅墓发掘简报》说的是贫下中农与南博考古组发掘的，却与先生描述完全不一，于是恍然并非简报中所述的那么简单。那时村书记闻讯后赶来，只能定为是不知情下的平毁，并不允再破坏范惟一墓（当时仍有人想破坏范墓），并表示省内还是比较重视文物的保护，不允许肆意破坏文物大墓，后来才是来了专门的考古人来发掘的。又谈起七口棺材，其中一口全是书，尤其重点提及还有青石剑一柄（据简报，大概应是三孔古玉刀），并不像多数报道中重点提及的是一副水晶眼镜。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被盗抢、被破坏的古代墓葬太多，仅在苏州就有王锡爵、董其昌、吴钟骏、潘世恩、石韫玉、吴廷琛等多位明清文人官员的墓葬被村民滥掘。
董其昌的墓被掘开时，董氏夫妇的尸身尚未腐烂，参与发掘的公社社员将砖志打碎，尸身胡乱填埋，随葬的发翠、金钗等饰物由当时村干部卖掉后，买了香烟等物分给墅里大队13队、14队参加掘墓的社员。
相对而言，毕沅墓的发掘能够有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参与，出土文物没有被哄抢一空，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根据发掘报告可知，毕沅的墓内有三个相连接的墓圹，共葬有七人：正中的主室葬毕沅本人与正妻汪氏，剩下的五人均为毕沅的侧室，分别葬于南北两侧的墓圹中。
毕沅的正室夫人汪德，出身于苏州士绅之家，与毕沅同庚，乾隆十四年与毕沅成婚，乾隆三十四年因产后染疾，殁于兰州官舍（其时毕沅在甘肃做道员），年仅四十岁。
毕沅与夫人的感情应该相当不错，在其殁后，曾多次作诗悼念亡妻。在汪夫人的棺内，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毕沅与夫人留下的“爱情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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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盒为纯金所制，重达62克，是一件用料很足的金饰。
盒盖外侧錾刻有铭文曰：同心合。
盒盖内侧錾刻主人姓名：状元毕沅、夫人汪德。
盒身内侧錾刻有十六字祝福语：结发恩深，同穴同衾；天长地久，生死同心。
此盒的作用，应当是用来装毕沅与汪德在新婚时所结的头发。盒内称毕沅为状元，此盒的制作年代当在乾隆十八年以后。
这是发掘报告中对这件金盒的描述。盒上的祝福语被作者斥之为“骗人鬼话”，实在是很不尊重古人了。
除了这件金盒外，汪德夫人的墓中还出土了一顶非常华丽的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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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顶金冠亦以纯金制成，总重616.4g，中嵌碧玺，饰金凤九只，点缀以花卉，又有“恩荣”、“日”、“月”、“奉”、“天”、“诰”、“命”、“朝”、“冠”字样金牌，是一顶十分罕见的乾隆时期诰命金冠实物。
夫人用如此华丽的金冠，那么毕沅自己所用的发冠，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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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毕沅的棺木中出土的发冠，竟是一顶宋代的白玉莲花冠，搭配一只明代的翠玉头簪。联系到毕沅大收藏家的身份，似乎也能说得通。
不过，清代男性剃发留辫，发型并不适宜着这种汉族传统样式的发冠，也不知毕沅是如何佩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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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顶玉冠外，毕沅墓内还出土有为数众多的玉器，大多是毕沅六位夫人们的首饰。
与玉冠一样，这些零碎的小玉件并非同一时期的产物，其制作年代跨越千年，最早者有汉代的翁仲、刚卯，有宋金时期的玉雁坠饰，当然也有清代本朝精工的玉饰品。
毕沅墓中最令人意外的一件随葬品，是毕沅一位侧室夫人墓中出土的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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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中随葬铜镜，这是战国秦汉以来就有的丧葬习俗，并不值得奇怪。
然而，毕沅侧室夫人棺中出土的这面铜镜，其来历并不普通。
此镜直径22.9cm，作八瓣葵花形，尺寸硕大，铜质精良。主体纹饰为双鸾、天马与瑞鹊之形，边缘装饰云蝶与“千秋”二字。
唐代铸有“千秋”字样的铜镜，可以明确为开元十七年以后、安史之乱以前，每年在唐玄宗生日“千秋节”上，君臣赐献互赠之镜。
四品以上的官员，受赐的是“千秋”铭双鸾纹镜；而公主、皇子等王室成员，受赐的则应是“千秋”铭蟠龙纹镜。此镜上装饰双鸾，应属唐代四品以上官员受赐之镜。
毕沅棺内随葬之镜，仅为一面尺寸11.5厘米的普通唐代海兽葡萄镜；正妻汪德棺内随葬之镜，也仅有一面明代仿造的海兽葡萄镜、一面双龙蟠寿镜，其规格完全无法与这面“千秋双鸾飞马镜”相比。
不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毕沅把这面珍贵的唐代官造大铜镜赠送给这位不知名的侧室夫人呢？
答案我们大约永远也无法知晓了。
以上即为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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