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
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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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形
器
以往所謂“柄形器”，實際上是石家河人、盤龍城人所用的祖先牌位（圖一），這種代表長江中遊文化精神信仰的器形亦見於其後的殷商文化。為具體說明這一文化傳承與發展脈絡，下面擬以祖形器為例，探討其從石家河到盤龍城的變遷過程，並說明其這種變化所隱含的社會文化意義。
安陽後崗殷商貴族3號墓出土了幾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稱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書，寫著“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誠如劉釗先生所言，該朱書極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是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裏的牌位。由此出發，劉釗先生更進一步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二）。該字在甲骨文中寫成“
學界對所謂“玉柄形器”的看法眾多：視為沒有特殊意義的裝飾品；圭類瑞器；牙璋的亞種；表達身分的玉笏或玉節；酒祭用的瓚柄；祖先牌位等。由於朱書痕跡難以保存，所以這一難得的朱書禮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實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寫著祖先的廟名，即祖先曰名。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狀一般為長條形，靠近一端兩側略內凹，做成所謂“柄”狀，器上有多種細致的刻紋。後來慢慢形成了一種無刻紋的典型器，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圓形的缺塊），盤龍城、二裏頭、二裏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繼承了此一特點。
鄂東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出土過形狀相同的盤龍城文化陶祖；石家河祭壇也發現小型陶祖，不過其形狀還沒有典型化。
石家河時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實就是屈家嶺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變體。所謂屈家嶺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嶺祭祀區出土之套筒形偶像。正是因為這類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學界稱為“陶祖”，其意義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將“且”（祖）字的象形意義釋為生殖器，其說可從；而且，“
就歷史發展、社會及文化的演變來說，屈家嶺時代“祖”的概念並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會共同體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時代，社會發展和共同體內部的競爭導致其進一步分解成較小宗族群體。就是因為如此，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開始出現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這一現象並不是同一種器物外形上的發展，而是社會觀念內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嶺時代的大型偶像所表達的是，以城為聚落群中心的人們（這是那個時代最大也最為關鍵的社會結群單位）自我認同為是由一個共同始祖的後裔所組成的共同體；但是循著人口擴展、區域之間來往增加、整個社會財富增加並分化，以往那種從聚落到古國作為共同體的觀念弱化，共同體內部社會分支、家族的觀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動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壇上不再出現大型陶祖偶像，而開始普遍出現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動中強調共同的祖先，而是強調冶煉的神秘轉化的。
至於對祖先的崇拜，則從全社會共同的活動逐步變成為家族的活動，從共同的祭壇下到墓裏，從大型器物變成小型，並將之放在墓裏面，以祈求其在信仰上象征“生殖”或“新生”的意義。盤龍城文化玉祖大部分磨光不帶刻文，或許是因為在上面開始寫祖先名號，而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種，大部分帶刻紋。其中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紋為獠牙，已將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對老虎的崇拜結合到一套信仰的脈絡裏。
帶獠牙的玉祖，除了表達宗族的祖先牌位，還帶有社會共同崇拜對象或大酋領國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屬於等級極高貴族的禮器，甚至或許可以考慮王級的身份。二裏頭遺址出土了幾件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此外另出土了一件帶石家河文化神面紋和虎頭紋的玉祖，應該也是石家河晚期王族的玉祖，流傳到北方的遺址中。
但是，這種帶獠牙的祖形器不多（可能就是因為屬於王族的器物），在整體較富裕的石家河時期社會中，各種玉祖形器相當多；還有陶祖，應該屬於較貧窮家族所用的禮器。同時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很多小形陶祖出現在祭壇上，其中包括母神抱祖的小陶塑，這應該是古國的家族一起祈禱生殖的遺跡，但這已經不是崇拜偉大的共同始祖的活動，而是組成國家的各個宗族祈求生生不息（包括土地、家畜和子孫的生殖），也通過個體宗族的生命力量來保持國家的生命力量。年年在祭壇或廟裏的共同祈禱中用同樣的陶質小祖，而寶貴的玉祖用於家族墓中。
尤仁德先生曾經提出，所謂“柄形器”，就其形狀和墓中出土部位而言，應該是商人紀念祖靈用的玉制靈牌，即《說文解字》中所說的“祏，宗廟主也”。葉舒憲先生亦補充，祖靈牌位“始於先夏時代（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禮制，經過整個商代的因襲和傳承，到西周時期仍然基本不變地流行於墓葬方式中，看不出有絲毫衰微的跡象。”此說可信，石家河時期所出現的這種小型祖形器，在歷史上經過多次變化後，仍繼續傳承很久，此即中國文化傳統中幾千年來一直使用的祖先牌位。它們早期被安放在墓裏，始祖的象征有助於死者回歸到始祖；至後期，被安放於宗廟祠堂，成為宗廟禮器。也就是說，祖先牌位的傳統源自石家河文化晚期，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淵源可考。
另一方面，學者們所提出的“璋瓚”假設亦有明顯的證據，如殷墟出土屬小臣族的玉祖上有銘文，直接將其稱為“瓚”，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亦常見王賜璋瓚的紀錄。但是，仔細觀察小臣的玉祖，則不難發現其與典型盤龍城文化器型有一處不同：在其下面好像有另外加工的痕跡，以特別把下端做細，此舉或許就是為了使它能象李學勤先生所說的那樣用作瓚柄。所謂“柄形器”，其原本的形狀並不符合用作祼玉，“瓚”是殷周以來把夏商玉祖另外改用而賦予新意的禮器。
殷周時期的墓裏玉祖頗為常見，大體存在以下四種情況。第一，有數件石家河類型玉祖見於殷墟王級貴族的墓裏，它們應該不是殷商時期制造的，而是前期石家河文化流傳下來的遺物（圖三2,3）；石家河玉祖還向南流入吳城文化，在江西新幹祭祀坑中也有發現（圖三5）。
第二，屬於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其所代表的是玉祖牌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南北都可見，或許在磨光的玉上原來也曾寫有祖先廟號，只是因後來字跡磨滅，今已不可見。
第三，在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紋（圖三4、6~8），其所反映的應該是新族群不滿意玉祖過於簡單的形狀，希望增加玉器的美麗。
第四，保留與玉祖相似的形狀，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較多，而創造出新作用的禮器（圖三9、10）。
不過殷周以來多樣化的造型並不否定玉祖的原型和最初的作用，典型的磨光的玉祖在殷周時期仍一直被繼續用於喪葬禮儀中。所以，祖先牌位的傳統源自石家河文化，在盤龍城早商文化，其典型的形狀即已確定。
筆者在幕阜山汨羅江地區考察發現，本地旗桿石形狀很特殊，旗桿石是古代經科舉應試考中功名的在祠堂前所豎，以此彰顯身份，光宗耀祖，昭示世人，激勵後輩。幕阜山地區旗桿石的形狀是典型的盤龍城商文化的祖形器。商文明與幕阜山地區關系很深，商青銅大文明因幕阜山的礦而興盛。本地區直至明清時代在祠堂前豎立功名碑，而仍然用商祖形器的形狀，雖然具體過程和緣由已無法考證，但這顯然可視為古聲傳響到今的例子。
（文章摘自網絡，原作者：郭靜雲、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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