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
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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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形
器
以往所謂“柄形器”,實際上是石家河人、盤龍城人所用的祖先牌位(圖一),這種代表長江中遊文化精神信仰的器形亦見於其後的殷商文化。為具體說明這一文化傳承與發展脈絡,下面擬以祖形器為例,探討其從石家河到盤龍城的變遷過程,並說明其這種變化所隱含的社會文化意義。
安陽後崗殷商貴族3號墓出土了幾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稱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書,寫著“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誠如劉釗先生所言,該朱書極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是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裏的牌位。由此出發,劉釗先生更進一步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二)。該字在甲骨文中寫成“
學界對所謂“玉柄形器”的看法眾多:視為沒有特殊意義的裝飾品;圭類瑞器;牙璋的亞種;表達身分的玉笏或玉節;酒祭用的瓚柄;祖先牌位等。由於朱書痕跡難以保存,所以這一難得的朱書禮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實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寫著祖先的廟名,即祖先曰名。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狀一般為長條形,靠近一端兩側略內凹,做成所謂“柄”狀,器上有多種細致的刻紋。後來慢慢形成了一種無刻紋的典型器,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圓形的缺塊),盤龍城、二裏頭、二裏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繼承了此一特點。
鄂東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出土過形狀相同的盤龍城文化陶祖;石家河祭壇也發現小型陶祖,不過其形狀還沒有典型化。
石家河時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實就是屈家嶺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變體。所謂屈家嶺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嶺祭祀區出土之套筒形偶像。正是因為這類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學界稱為“陶祖”,其意義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將“且”(祖)字的象形意義釋為生殖器,其說可從;而且,“
就歷史發展、社會及文化的演變來說,屈家嶺時代“祖”的概念並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會共同體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時代,社會發展和共同體內部的競爭導致其進一步分解成較小宗族群體。就是因為如此,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開始出現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這一現象並不是同一種器物外形上的發展,而是社會觀念內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嶺時代的大型偶像所表達的是,以城為聚落群中心的人們(這是那個時代最大也最為關鍵的社會結群單位)自我認同為是由一個共同始祖的後裔所組成的共同體;但是循著人口擴展、區域之間來往增加、整個社會財富增加並分化,以往那種從聚落到古國作為共同體的觀念弱化,共同體內部社會分支、家族的觀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動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壇上不再出現大型陶祖偶像,而開始普遍出現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動中強調共同的祖先,而是強調冶煉的神秘轉化的。
至於對祖先的崇拜,則從全社會共同的活動逐步變成為家族的活動,從共同的祭壇下到墓裏,從大型器物變成小型,並將之放在墓裏面,以祈求其在信仰上象征“生殖”或“新生”的意義。盤龍城文化玉祖大部分磨光不帶刻文,或許是因為在上面開始寫祖先名號,而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種,大部分帶刻紋。其中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紋為獠牙,已將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對老虎的崇拜結合到一套信仰的脈絡裏。
帶獠牙的玉祖,除了表達宗族的祖先牌位,還帶有社會共同崇拜對象或大酋領國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屬於等級極高貴族的禮器,甚至或許可以考慮王級的身份。二裏頭遺址出土了幾件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此外另出土了一件帶石家河文化神面紋和虎頭紋的玉祖,應該也是石家河晚期王族的玉祖,流傳到北方的遺址中。
但是,這種帶獠牙的祖形器不多(可能就是因為屬於王族的器物),在整體較富裕的石家河時期社會中,各種玉祖形器相當多;還有陶祖,應該屬於較貧窮家族所用的禮器。同時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很多小形陶祖出現在祭壇上,其中包括母神抱祖的小陶塑,這應該是古國的家族一起祈禱生殖的遺跡,但這已經不是崇拜偉大的共同始祖的活動,而是組成國家的各個宗族祈求生生不息(包括土地、家畜和子孫的生殖),也通過個體宗族的生命力量來保持國家的生命力量。年年在祭壇或廟裏的共同祈禱中用同樣的陶質小祖,而寶貴的玉祖用於家族墓中。
尤仁德先生曾經提出,所謂“柄形器”,就其形狀和墓中出土部位而言,應該是商人紀念祖靈用的玉制靈牌,即《說文解字》中所說的“祏,宗廟主也”。葉舒憲先生亦補充,祖靈牌位“始於先夏時代(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禮制,經過整個商代的因襲和傳承,到西周時期仍然基本不變地流行於墓葬方式中,看不出有絲毫衰微的跡象。”此說可信,石家河時期所出現的這種小型祖形器,在歷史上經過多次變化後,仍繼續傳承很久,此即中國文化傳統中幾千年來一直使用的祖先牌位。它們早期被安放在墓裏,始祖的象征有助於死者回歸到始祖;至後期,被安放於宗廟祠堂,成為宗廟禮器。也就是說,祖先牌位的傳統源自石家河文化晚期,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淵源可考。
另一方面,學者們所提出的“璋瓚”假設亦有明顯的證據,如殷墟出土屬小臣族的玉祖上有銘文,直接將其稱為“瓚”,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亦常見王賜璋瓚的紀錄。但是,仔細觀察小臣的玉祖,則不難發現其與典型盤龍城文化器型有一處不同:在其下面好像有另外加工的痕跡,以特別把下端做細,此舉或許就是為了使它能象李學勤先生所說的那樣用作瓚柄。所謂“柄形器”,其原本的形狀並不符合用作祼玉,“瓚”是殷周以來把夏商玉祖另外改用而賦予新意的禮器。
殷周時期的墓裏玉祖頗為常見,大體存在以下四種情況。第一,有數件石家河類型玉祖見於殷墟王級貴族的墓裏,它們應該不是殷商時期制造的,而是前期石家河文化流傳下來的遺物(圖三2,3);石家河玉祖還向南流入吳城文化,在江西新幹祭祀坑中也有發現(圖三5)。
第二,屬於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其所代表的是玉祖牌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南北都可見,或許在磨光的玉上原來也曾寫有祖先廟號,只是因後來字跡磨滅,今已不可見。
第三,在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紋(圖三4、6~8),其所反映的應該是新族群不滿意玉祖過於簡單的形狀,希望增加玉器的美麗。
第四,保留與玉祖相似的形狀,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較多,而創造出新作用的禮器(圖三9、10)。
不過殷周以來多樣化的造型並不否定玉祖的原型和最初的作用,典型的磨光的玉祖在殷周時期仍一直被繼續用於喪葬禮儀中。所以,祖先牌位的傳統源自石家河文化,在盤龍城早商文化,其典型的形狀即已確定。
筆者在幕阜山汨羅江地區考察發現,本地旗桿石形狀很特殊,旗桿石是古代經科舉應試考中功名的在祠堂前所豎,以此彰顯身份,光宗耀祖,昭示世人,激勵後輩。幕阜山地區旗桿石的形狀是典型的盤龍城商文化的祖形器。商文明與幕阜山地區關系很深,商青銅大文明因幕阜山的礦而興盛。本地區直至明清時代在祠堂前豎立功名碑,而仍然用商祖形器的形狀,雖然具體過程和緣由已無法考證,但這顯然可視為古聲傳響到今的例子。
(文章摘自網絡,原作者:郭靜雲、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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