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奠基人。苏先生对山西的考古工作十分重视，先后十次来到山西考古第一线考察，多次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并撰写了多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对山西考古工作给予了指导，推动了山西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今年10月4日是苏秉琦先生诞辰110周年，撰写此文回忆先生与山西的点点滴滴，山西考古人永远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一、十次踏上三晋大地，足迹遍布六市十一县
根据郭大顺、高炜编写的《苏秉琦年谱》[1]，建国以来，苏先生前后十次来到山西，先后到大同、临汾、运城、忻州、朔州、太原、等地区考察和指导。我们简单摘录如下：
1.1953年4月，苏先生与阎文儒、宿白等率北大考古专业52级本科生赴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进行教学实习。
2.1961年6月，苏先生到山西省侯马考察牛村古城、平望古城和铸铜遗址发掘现场，针对具体发掘细节做出了指导，并在侯马考古“大会战”第一阶段总结会上作了有针对性的发言。在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陈滋德处长谈论侯马古城址发掘的意义时敏锐的指出：“南楚北晋”都是考古学的大课题。这一思路成为后来提出“晋文化考古”课题的最初发端。
3.1962年12月，苏先生到侯马指导北京大学58级部分学生的专题实习，并考察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随后又到解州关帝庙考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的调查材料，检视陶片，对相关遗址点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进行鉴定。
4.1975年5月，苏先生在侯马考古工作站呆了四十余天。在此期间，不仅对侯马铸铜遗址资料整理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且对上马墓地的发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5.1976年10月，苏先生再次到侯马听取关于铸铜遗址分期工作的汇报，对解决整理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指导。
6.1979年4月下旬至5月，苏先生赴山西襄汾陶寺、丁村、夏县东下冯、垣曲、侯马以及新绛西柳泉晋国墓地考察并观摩上马墓地、乔村墓地及垣曲博物馆陶器标本。在侯马作关于我国考古规划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学术报告。
7.1985年11月1日-7日，苏先生同张政烺先生赴山西省侯马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会议期间考察侯马晋国城址和礼制建筑、天马——曲村遗址，并赋《晋文化颂》：“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由张政烺先生以小篆亲书条幅。在11月7日的会议中，苏先生作了题为《晋文化研究问题》的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文化考古”这一学术课题。并以这首七言诗为纲，着重论述了晋文化既属于中原文化又属于北方文化，是南北古文化枢纽的特殊重要地位。
会后，11月12日在王克林等先生的陪同下，考察陶寺遗址；14-15日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
8.1987年，苏先生到山西省忻州市吉林大学考古工地游邀遗址考察并游五台山。
9.1993年7月-8月，苏先生同宿白、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等著名考古学家专程来到山西朔州指导工作，筹备召开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8月21日作了题为《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的学术报告，以全新的学术视野指出山西考古研究的努力方向。
10.1994年8月29日-9月2日，已经85岁高龄的苏先生与贾兰坡共同主持参与在山西太原晋祠举行的“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讲话时以“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启发大家从更广阔的的视野看待晋文化考古。9月5日离开山西。
苏先生这十次到访山西，是山西考古事业的宝贵财富，不仅为当时的考古事业解决了困惑，更重要的是为山西未来的考古点亮了明灯，指明了方向。
二、树立学术课题意识，引领山西考古方向
苏秉琦先生十分关注山西考古事业的发展，从历年来所发表的文章、多次不辞辛苦的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全国各地各类型会议的发言等多个方面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出版
1、侯马铸铜遗址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出版
为配合侯马地区的基本建设，从1960年10月开始，到 1961年6月5日召开侯马铸铜遗址考古发掘总结大会为止，为期八个半月，共发掘2267平方米，发现了面积广阔的铸铜生产场地，出土了一大批数以万计精工细作的铸铜陶范以及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钳锅、矿渣、鼓风管、范坯和雕制花纹的雕刻器等。为研究东周时期的铸铜技术及其工艺过程等，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2]。
苏先生从1961年至1976年前后四次来到侯马，都是为了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其中1975年为了理清铸铜遗址资料整理工作的头绪，更是呆了四十余天。在此期间苏先生指导并亲自参与铸铜遗址出土典型器物的分类、排比以及遗址分期。其中以陶鬲为例子，根据其唇沿、颈部、肩部、裆部和足部的不同，分成A、B、C、D四型，每一型中又分出若干式。此后，整理者又依六个典型探方中地层、遗迹的叠压打破顺序选择了六种常见、易变的器类，划分出连续发展的三期六段，并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得到了验证[3]。较好地解决了铸铜遗址分期问题，为侯马地区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考古树立了一个断代标尺，使参加整理者逐步掌握了类型学方法的要领[4]。在分期的基础上，苏先生又进一步分析遗址的平面布局，识别生活、工作场所，最后对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性质的变化、居住遗址中出土陶器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5]。从而为《侯马铸铜遗址》一书的编写打下基础。
1976年，苏先生听取了对铸铜遗址分期断代和初步认识的汇报，同时对整理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做了重点指导。1977年，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同志将《侯马铸铜遗址》初稿送往北京，再次听取苏先生的审阅意见[6]。这本报告的出版，并取得学界的认可，与苏先生的辛勤指导是分不开的。
2、上马墓地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以及报告编写工作
上马墓地发现于1958年4月，面积约10万平方米。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发掘工作，清理了墓葬1377座，大型车马坑3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6000余件[7]。上马墓地作为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地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以及报告的撰写工作都是在苏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下完成的。
在1975年苏先生根据钻探资料，认真分析出土的文物标本，指出“该墓地文化内涵丰富，保存较好，对研究晋国古城的城市布局、文化特征、时代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晋文化这一重大课题将会提供十分珍贵的资料。他建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工作。他还着重指出要分区、分片、一个不漏地争取对墓地全部揭露出来，取得一个墓地较为完整的科学发掘资料。”[8]并为了上马墓地的全面发掘工作积极联系相关部门给予支持。[9]
在上马墓地发掘过程中，先生于1979年和1985年前后两次来到发掘现场，详细了解了墓地的发掘进展，并对照上马墓地的坑位图观摩了近百座墓的随葬器物，对其出土位置、组合形式、墓葬形制、坑位关系等做了详细的了解，并提出要弄明白坑位所反映的墓地埋葬制度及其演变；随葬器物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文化特征及其时代演变这两大课题。同时，反复叮嘱发掘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保证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10]。
1987年，上马墓地发掘资料整理工作全面开始，苏先生对拟定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编写提纲都给予了具体指示。
苏先生着重讲了在出土器物中，陶鬲数量大、种类多，是解决墓地时代序列的关键器物，又是研究晋文化各类型间文化关系的主要依据，因此要以陶鬲为重点，搞好墓地的分期与分类，从而进一步搞清楚墓地同晋国新田故城在年代及文化属性方面的对应关系。
对于报告的体例，苏先生倾向公布全部资料，以供别人研究，不主张采用典型墓例加墓葬登记表的办法。因为“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你以为是典型的，未必准是典型，你今天挑出的典型，也许过几年自己也不再这样看。”并强调，考古报告中任何一项结论都必须有充分事实根据，要做到材料充实，条理清楚，观点明确，概念确切，避免似是而非，含糊其间[11]。
1990年，《上马墓地》初稿整理完成，送往北京交由苏先生审阅后又加以修订，最终于1994年出版。苏先生拿到出版的报告，高兴地说：“这也是我的成果。”[12]足以看出先生在报告编写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表达了先生由衷的喜悦和激动。
其中，报告的序言是由苏先生和张忠培先生共同写成，在文中，两位先生指出“这一墓地的发掘，基本上采取了钻探找墓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一方法有其局限性；1.可能丢失墓葬；2.失去找到显示墓葬间关系的层位及其他现象的可能；3.难能找到与墓地有关的建筑及祭墓遗存。总之，这种发掘法，比之采用探方法将失去较多的重要信息。”[13]过去的发掘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现在的墓葬发掘基本都是大面积揭露，避免发生丢失墓葬的现象发生，使得采集的资料更加科学、准确。
3、为《晋都新田》一书题字
1996年，先生不顾年迈，为侯马考古工作站编撰的《晋都新田》一书题写了书名，充分流露出对侯马考古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之情。[14]
4、乔村墓地报告的整理
1997年4月，苏先生关心《乔村墓地》报告的整理情况，并强调报告的形式要根据发掘材料本身来做决定，不能千篇一律格式化，同时还问到乔村墓地与凤城古城的关系要搞清楚。[15]
（二）关于山西史前考古的问题
苏先生十分关注山西史前考古问题，尤其是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1973年9月，苏先生针对考古所山西队拟恢复在晋西南探索“夏墟”，提出应注意“国、野之分”，把寻找大遗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要注意有夯土、出铜器和文字的地点，在早期的遗址里要把特殊陶器也作为器对待。受此启发，该队经当年秋、冬季的复查、论证，在以往调查的300多处遗址中，确定陶寺、方城、东下冯和天马——曲村为今后发掘的首选地点。[16]
1979年4月底，“苏先生亲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实地考察，对陶寺遗存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为研究陶寺遗存的来龙去脉，苏先生又到夏县详细了解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整理情况，仔细观摩该遗址不同阶段的特征、陶器组合的演变情况，认真分析东下冯遗址与陶寺遗址的相关性，由此引发了先生对晋南在中国文明起源历程中所起作用的深层思考，同时他又意识到地处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在晋南、豫西地区占据的特殊地位，所以又赶往垣曲进行考古调查，揭开了垣曲地区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的序幕。”[17]
1985年苏先生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层位学与器物形态学的辩证关系、年代顺序与逻辑顺序结合等考古方法论问题。[18]
1987年，“6月，在黄景略、张忠培及王克林的陪同下，八十高龄的苏秉琦先生来到忻州，听取了卜工等人考古调查所得情况的汇报，观摩了采集的陶片，特别是仔细地观察了从遊邀遗址断崖内的一个单位（H2）中发掘出来的陶器和陶片，他说这些陶器不是一般的陶器，规格很高，具有礼器的性质，要我们认真对待，对遊邀遗址表示了热情，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这样，在苏先生的关怀下，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边境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合组的忻州考古队，便将遊邀遗址作为首先发掘对象的事定了下来。”[19]游邀遗址的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忻州盆地的考古文化序列。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地古代居民同晋中、张家口、晋陕高原及鄂尔多斯地区文化上的复杂联系，反映了忻州盆地进入夏纪年后的文化对当地龙山时代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勾画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帮助。
苏先生指出“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20]“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及东方、东南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21]，“它所反应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它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22]，“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23]
近年来在陶寺遗址发现有规模很大的城址、分工明确的功能区、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遗址、规格较大的墓葬，这里不仅发现有彩绘龙纹陶盘、石磬、土鼓、铜器、朱书文字的扁壶，还有带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斝、鬲等，带有东方文化因素的折腹盆、大口罐等以及来自南方的玉器等器物，这是一处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其它各地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遗址。
目前陶寺遗址继续在发掘，山西省境内的多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陆续被发现，各种新的发现都印证了苏先生的论断，先生的指导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的日常工作。
三、提出“晋文化考古”学术课题
苏先生在1961年第一次到侯马时，就提到了“南楚北晋”都是考古学的大课题[24]。1979年，先生在和大家的谈话中，曾谈到过“晋文化”这个词。[25]1985年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会议期间，先生以“晋文化颂”为题，写下一首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并以这四句诗为提纲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晋文化的来龙去脉，明确指出“应将分布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霍山至稷山间约百余公里范围内，从距今四、五千年间到距今二千四、五百年间的考古遗存作为一个专题—“晋文化考古”；这个专题可以分为两项：1.陶寺—东许；2.曲村—侯马。前者是晋文化的原型（雏形）；后者是晋文化的主体。”[26]
苏先生在提到陶寺遗存时指出，“它出自山西，范围不大，恰在后来晋国都城附近范围内，而后者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还保留着它的部分特征因素的遗绪。”“前后两项并非互不联贯，同样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将陶寺遗存同后来的三晋文化共同纳入“晋文化考古”这一学术课题内。
在对“晋文化考古”这一课题的阐释中，指出“大致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或侧面：第一，晋南地区属于‘中原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它自己的特色；第二，晋北地区属于‘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有它自己的特色；第三，从整体来看，它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点，正是它之所以作为一大课题的条件。”[27]
苏先生在谈到山西地区在中原、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的纽带作用时，“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28]
苏先生认为“晋文化考古”课题的提出是创举，是大事。“是自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提出以来，中国考古学科又步入一个新时期的里程碑”[29]，山西古文化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民族融合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发言对后来晋文化研究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成为晋文化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四、“北朝文化研究”的论述
北朝文化是我省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苏先生在1993年的朔州座谈会上提出要以全新的视角认识北朝文化。
苏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南北朝时期是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的时期。”[30]“中国大地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人文历史方面，北半部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一些。”[31]“在史前时代，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与燕山地带的红山文化，通过一个类似“ Y ”形的通道进行接触、交流、撞击。”[32]“在北朝时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形成了大致南北并行的两个地带。而山西正处在这两个地带的通道之上，形成了“工”字形的态势。在北人南下的过程中，太行山上下是一条主要通道，当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国家之后，山西又是他们的重要基地和后方。”[33]
山西地区是北朝文化昌盛的地方，是北朝考古极富生机的地方，山西境内遗留有大量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辉煌的北朝文化遗迹遗物，如云冈石窟、司马金龙墓、北齐娄睿墓、北齐九原岗壁画墓等。“乃至‘平城’等北朝的都城建筑以及在瓷业、农业、科技方面都有北朝留下的堪称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大唐盛世的诸多典章制度源于北朝。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是以南朝为正统的人的评价。”[34]“北方草原民族为中华民族注入的活力和生命，以及它所带来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35]近年来山西地区发现多处北朝壁画墓葬，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今后山西考古应该多加注重研究的方向。
五、关心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发展问题
苏先生十分关心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建设。他曾经说过“我对侯马有特殊的感情”。[36]苏先生来侯马除了去考古现场考察，还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讲给大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先生在侯马工作站开会期间提到应该把侯马工作站建设成为一个“十方院”，建设成为一个考古中心，让各方的“和尚”都来“云游、念经”。[37]在给侯马工作站工作人员的信中提到“我的衷心愿望是：我们在晋南的几处工地和队、站将像你们晋北的五台山一样，成为田野考古的圣地…我有一个愿望，能把它办成一处真正具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基地…我们能把侯马——曲村搞成一处类似大佛寺的‘上、下院’那样”。[38]
苏先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对年轻一带寄予厚望。1985年在侯马召开晋文化会议期间，他对站上的年轻人说道：“风雨兼程这首歌写的多好啊！人生在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们还年轻，可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呀！现在我们提出的晋文化考古学术课题，要靠你们这些有志于山西考古研究的年轻人去完成，可以说现在‘正是风雨浓’，以后会‘山高水长路不平’，需要大家齐心协力，‘风雨兼程’。我作为考古学界的一个老兵愿‘伴你们风雨行，愿你们多保重，祝你们早成功’”。[39]苏先生鼓励当时站上的年轻人员继续深造学习，其中田建文先生更是深得苏先生的喜爱，不仅得到苏先生的亲自指导，而且还在苏先生的积极引荐下，读取了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的研究生，并成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田先生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苏、张两位老先生的谆谆教导。
在平时的工作中，苏先生对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关怀有加，经常书信来往。他在1985年晋文化会议结束返京后给侯马工作站的信中还再次强调：“眼睛要向下，向青年一代看，他们是不会满足于我们眼下这点点成就的，这不是他们的好高骛远，这是他们对时代的要求反应敏锐而已……我们眼下这一时代（这一二十年）是个出人才的时代，但是需要些种子与其它种种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创造条件。”[40]
苏先生对山西考古的关怀之心永远令我们感动，我们将牢记先生的谆谆教诲，传承发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努力实践先生的指导思想，在先生未竟的事业上继续前行，为山西考古事业的发展奉献力量！
注释
[1]郭大顺、高炜：《苏秉琦年谱》，《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杨富斗：《侯马考古工作概况》，《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11月。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第21-30、342-351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4]郭大顺、高炜：《苏秉琦年谱》，《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第18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5]杨富斗、薛新民：《苏秉琦先生与晋文化考古》，《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337-35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6]吴振禄：《回忆秉琦师对上马墓地工作的指导》，《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351-35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同[6]。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第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9]同[6]。
[10]同[6]。
[11]同[6]。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缅怀考古学宗师苏秉琦先生》，《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与晋文化研究——沉痛悼念苏秉琦先生》，《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15]同[12]。
[16]同[1]。
[17]同[5]。
[18]同[1]。
[19]忻州考古队：《忻州游邀考古》，第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0]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1]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22]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第44-54页，文物出版社。
[23]同[20]。
[24]同[21]。
[25]同[10]。
[26]同[21]。
[27]同[21]。
[28]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5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29]苏秉琦：《晋文化研究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
[30]苏秉琦：《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三晋考古》（第一辑）第10-1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1]同[30]。
[32]同[30]。
[33]同[30]。
[34]同[30]。
[35]同[30]。
[36]同[12]。
[37]同[12]。
[38]《苏秉琦先生给侯马工作站同志的一封信》，《晋都新田》（代序）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9]同[5]。
[40]同[38]。
作者：荆泽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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