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楹联人自己的故事
常 江
谁都不会否认，当代对联文化的勃兴，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并且在和诗、词、曲、赋的并行发展中，还常常先行一步，比如制定公平、公正、合理的评审规则，实行古韵新韵双轨制，提前制定跨世纪文化发展纲要，等等。在这方面，我们既不夜郎自大，又不自惭形秽，而是保持独立的品格。
当前，无论新诗旧诗，也无论诗词曲赋，在发展中都出现各种难题，外部内部也都有不同的声音，这都是正常的。人们也试图从各个方面进行诠释与破题，这都是必要的。作为楹联人，我们的出发点是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梳理一下值得书写的几件大的事件。
第一个故事：楹联与诗词破天荒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楹联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但它的地位不高，一两千年，无论楹联发展如何兴盛，无论楹联作者多么普遍，尽管楹联挂满了紫禁城的各宫各殿各门，却总被看作是“附庸”，是“诗余”，是“小道”。直到1976年“四五运动”，楹联才与诗词第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在这场运动中，留下的诗，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时的挽联也是高水平的。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都是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立起了四个大牌子”。大牌子写的什么，没人说得清楚。那不是诗，竟然是由两副对联组成的套联：
其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其二：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四五运动”那么多的诗歌与对联，能被人记住、或者说能被人乐道的，差不多就是这一首诗、两副联。从那时开始，新时期的楹联，进入了快车道，疾速发展，开启了当代楹联大发展的序幕。
对于楹联来讲，这真是破天荒，真的从诗词的影罩下走出了自己。实际上，楹联和诗词有巨大的区别，联律也应该与诗律分道扬镳，旗帜鲜明地举起自己独立的大纛。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常常依然以诗律为准绳，来谈论、建立对联的格律，实际上，又不自觉地倒退到“诗词附庸”的地位，忘记了对联是最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创新性、革命性的文体。
第二个故事：跨越了建“社”的传统成立各级学会
古代只有诗社、诗钟社，他们除了诗词，也捎带楹联创作，像民国时候的“丽则吟社”，举办过以“国魂”二字的嵌字征联，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诗社，说到底，是文人的小团体，志同道合也罢，追随流派也罢，是“自己人”的小圈子。
当代楹联的发展，一开始就站在与以往不同的高度上，不是搞诗社，而是成立学会，建立从上到下各级的组织。成立全国性的楹联学会又是破天荒的壮举，比成立诗词学会早了三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差别，更是认识上的差别。有国家级学会率先成立，省市县各级学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成立，省却了许多复杂的论证程序，这倒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好事。
有了学会，可以进行规划，把握方向。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十四字的办会方针：搜集、整理、研究、宣传、普及、创作、交流。这就是我们的“初心”，七个方面，每一项都有许多具体的内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制定了《跨世纪对联文化发展纲要》，总结了15年的工作经验。这个纲要，是规划到2020年的，是“四代会”通过了的。没有让宣布《纲要》废止，《纲要》内容依然有可操作的指导意义，很可惜，现在没有人还记得住《纲要》，更不要说去执行了，好像它和后来者没有任何关系了。
有了学会，可以组织协调，办些大事。有许多事，是个人、是少数人无论如何也办不了的。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楹联学会就动员全国力量，编写出版《中国对联集成》的县卷本、市卷本、省卷本。在这些基础上，2016年，出版了8卷本《中国对联集成》，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联总集。无论哪一级的“集成”，都应该有补充、完善、勘误、修订的任务，都应该有从文化学、民俗学、文学、美学方面研究的任务，往往是“集成”一出，束之高阁，很少看到编者和读者以“集成”为根据进行研究的文章，真是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有两种倾向，值得研究。一种是楹联组织，着眼点放在组织活动上、参加活动上，创作重点放在纪念日、节日对联上，忽视楹联组织必须承担的学术研究作用。一种是网络上的各种团体，实际上是这个时代大大小小的“联社”，没有约束力，没有大目标，创作成果常常不接地气，很难在现实中、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第三个故事，组织大规模的多种形式、多种主题的征联赛事
清代的征联，是当场出题，当场评比，当场发奖，范围很小；民国时的征联，借助报刊，有了声势，但也只是局限在文人的圈子里。1984年春节前，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发起征联，来稿数量极大，请一个连的战士剪信封，据说有17万副。200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七天，每天征一个对句，来稿有40万件。现在，每年网络内外都有上百次的征联，每个对联爱好者都不止一次地投送作品，经过多次征联锻炼的、那些被戏称为“得奖专业户”的高手，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征联最核心的是“公平公正”。我从1984年开始，担任征联评委，30多年来，遇到和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每解决一个，就前进一步，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能保证做到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
在道义上，为作者负责、为主办方负责，评委要在承诺书上签字，保证参赛的没有与自己相关的朋友和亲属署名的作品；
在制度上，评委会的主体由专家构成，经过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终评必须是投票与讨论相结合，为防遗珠，部分终评委从初评即开始工作；
在方法上，作品匿名送审，在内容、平仄、查重上分兵把关，逐级选拔或淘汰，除明显错别字其他不得修改，网上公示；
在纪律上，不得泄露评审讨论争辩情况，保证评委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这样一套制度，使得我们在直接参与的评审中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甚至试过几次“公开”评审，让群众现场观看真刀真枪评审的全过程，效果不错。这样，评审具有权威性，征联得到社会与作者的认可，而这套办法，现在也比较广泛地被移用到评诗、评赋、评文和其他评审活动中。
就目前情况分析，征联还需要从两个方面研究：一是征联活动过于频繁，在资金到位、评委组成、主题确定、程序规范诸多方面条件不一，缺少保证和明确细致的安排，评选结果一出，引起哗然；二是为了“公正”，过分强调“规范”“合律”，作品四平八稳，没毛病也没亮点，有人戏称为“征联体”，这对于提高创作水平，无意中形成了阻碍，而评委们又没有胆量和世俗叫板。像范文澜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像朱惠民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对联，要是参加征联，初评这一关，在平仄和对仗方面一“严格”，恐怕都过不了。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四个故事，定出“全国春联活动日”直接为群众服务
众所周知，对联与诗词的区别之一，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庙堂江湖，寺院道场，茶余饭后，冷嘲热讽，无一不是对联的广阔天地。所谓实用，就是群众用，人人用，处处用，时时用。其中，最大的用场，莫过于春联了。
春联的起源，就是对联的起源；让春联火起来，就能让对联火起来。
九十年代，我们把每年的腊月二十四日，定为“全国春联活动日”，这是源于“二十四，写大字”的民谣。全国各级楹联组织在这一天走向基层，走向街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继承传统的书春习惯，为群众书写春联。这个活动坚持了下来，与“三下乡”结合，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年，烟花爆竹禁放了，贴春联与吃饺子、看春晚成为春节三大新民俗。
2005年，央视春晚导演组委托中国楹联学会，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各地电视台撰写了有地域特点的、通俗有趣的春联，在春晚上展现，成为当年春晚的一大亮点。每年春节，楹联专家都会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上，向数亿观众讲述对联故事，普及对联知识，与热爱传统文化的观众一起过有年味的春节。
与电视媒体合作，利用网络平台，是接近群众的最好途径。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对于楹联的认识和要求，和楹联人有很大的差距。首先思想内容要正确，其次观众要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任何含蓄、借用、巧藏玄机的东西，都不需要，甚至对仗平仄都没有太严格的要求。这时，楹联人就要选择：为了楹联的宣传与普及，继续与媒体合作呢，还是为了楹联的规范与纯洁，与媒体绝交？
第五个故事，“楹联习俗”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518项，第510项叫“楹联习俗”，委托保护单位是中国楹联学会。
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大得让人兴奋得睡不着觉。这说明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楹联习俗，是中国的文化遗产，遗产是需要继承的，楹联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其二，这个名录是国务院公布的，继承和保护楹联习俗，是政府行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政府“委托”的，政府有义务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
“楹联习俗”，很准确，不是对联形式，不是创作方法，而是楹联习俗。习俗，是民俗，是长期在民间形成的，是以群众的喜好与需要为依据的。
让“中国楹联学会”做“楹联习俗”的保护单位，是争取来的，也是责无旁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十三年过去了，楹联人似乎对此无动于衷，没想到应该做些什么。几年前我开始呼吁，各地楹联组织可以在当地“申遗”，履行保护义务，并由此改善生存环境。到底是人微言轻呵，而且不是“主流声音”，我的呼吁成了过耳旁风，基本没人理睬。倒是个别人试了试，竟然成功了，比如，广东汕头濠江区申请为省级保护，吉林白城、河南西峡申请为市级保护。一些楹联组织，办了期刊，出了作品集，完成了当地的对联集成，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其实，“保护楹联习俗”的事情，该做的事还有很多，可能会多得我们忙不过来。
具体怎么做，我想，大致有这样一些：
其一，由各级楹联组织向有关方面申请，批准“楹联习俗”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护单位便是当地的楹联组织。估计这样的“好事”，一个省、一个市只能批几个。
其二，当地的楹联组织顺理成章、有政策依据地实施保护。组织召集，成立当地的“楹联习俗保护委员会”，下设兼职的办公室、专家组、资料组、宣传组。政府委托我们做这件事，是让我们替政府把方方面面的专家与部门组织起来，共同做好，不是只让我们楹联组织大包大揽，否则，必定孤掌难鸣。
其三，请专家和长期从事楹联工作的人，反复讨论，深入论证，明确“楹联习俗”包括哪些内容，从而结合全国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楹联习俗保护规划》，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基层人大制定《楹联习俗保护条例》，那就更有地方法规依据了。
其四，作为上述保护规划的一部分，进行名胜楹联、行业楹联、居室楹联的普查登记。如果不进行普查登记，不明确保护的范围和对象，所有的“保护”都是空谈。
我是现存中国楹联学会最老的会员，会员证编为6号，排在我前面会长和四位副会长都已作古。我向中国楹联学会和各级楹联学会建议，制定并实施《全国（或某地）楹联普查登记办法》。
普查登记，要像对待文物一样，登记名称，内容，作者，书者，字体，材料，形状，规模，制作时间，重制时间，移动情况，相关掌故。
普查登记，要像保护古树一样，记录，造册，标牌，编号，拍照，不能随意撤换、破坏、移动、重制。
普查登记，要明确责任单位，确定保护人，向文化旅游部门申请保护费用。对于被保护的楹联，可以在当地报纸等媒体，开辟专栏，进行不间断的大力宣传。
普查登记，要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保护级别，大体上，可以考虑全国级、省级、县级三个等级，后期可以确定一批《楹联保护单位》，正式挂牌。为保护单位争取一点一次性保护费用，争取不到，也不能收人家挂牌费。
全国的楹联普查登记，可以设想在五年到十年时间完成，届时，可以出版《中国楹联保护图录》的全国卷和各省卷。
我以为，这个工作有些地区现在就可以做，比如河南三门峡、山西运城、吉林白城，条件比较成熟了，各方面的关系比较顺畅了，通过普查登记，积累经验。即使全国普遍开展起来，不也要先行试点吗？
今年，中国楹联学会要召开八代会，我希望大会工作报告能写进保护楹联习俗的内容，甚至开始规划普查登记。如果这个声音能够传播开来，这个计划能够实行开来，甘棠高峰论坛也是做了很有实际意义的好事。
几十年来，楹联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五个。这五个故事，有的已经做完，有的正在路上，有的刚刚开始。无论做到那个地步，也都有经验与教训两种思考，也都有成绩与不足两个方面。
楹联史告诉我们，楹联之所以在清代和民国达到鼎盛，是因为它最善于吸纳，也最善于创新；优秀的楹联工作者和楹联学者，都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具有水滴石穿的韧性；走上楹联这条道路的朋友，也都经过明智的选择，经过精心的探索。环顾上下左右，放眼古往今来，让我坚信不疑的是——
后面的楹联故事，会更加精彩！
顾问：常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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