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交通趣事
文/龚道育
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正是新中国的草创和起步时期，涉及澧县交通事业的话题，一般就是水运、陆运。水运靠船，利用境内澧、涔、道、澹，松滋河的官垸河段，运客运货，与境外长江、洞庭湖连接。所谓名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济达三江，水运是摆在第一位的。次之是陆运，主要靠公路运输。至于铁路、航空运载，那是运输事业中的先进设施，澧县对此有联系，但地位不高，效益不大。
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交通问题的认识与时俱进。
一 火车站
去年夏天，表姐因车祸过世后，请家住大坪乡的一位说书人打丧鼓。听书的多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多数只等11点半老板发了方便面就散去，下半夜没有几个听众陪打鼓匠。打鼓匠一见冷了场，说唱情绪不高。能简则简，连送锅郎中的“十送”都选单数唱唱，“九送”就不 “嘡嘡以嘡嘡”了。
我有意要听打鼓匠唱完，但唱完了还不到鸡叫，打鼓匠不想过早地走夜路，歇棒后坐着等丑时到，和我拉起了白话。我从他的住地起讲他来去的路径。听说他住在六支半，猜测他沿大坪干渠行至四支，上张大公路，左转南行过澧城干渠，到澧西干渠右转，行至一支就到了。他问我怎么这么熟悉平原上的路渠，我说：自从1973年澧阳平原田园化建设后，我在各地采访，主要路渠都经过，哪能不胸中有数？他见我在讲杨汇泉的功德，停了好大一会接着说：“他带起群众修水利是搞得不错，但是不该不让在大堰垱建火车站！”
我一听他是误会杨汇泉了，接着解释说：“你可能听别人讲错了。我们县参加修枝柳铁路是1970年10月，当时的宣传题纲我还保留着，那时杨汇泉还没来澧县任职，也没参与规划澧县建火车站的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姓赵，杨汇泉同志1972年正月初四（2月18日）才来澧县任县委书记，这笔帐不应该记到他的身上。”
打鼓匠听我讲得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也就默不做声了。可是我很敏感，因为像他这样传的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后来我同现已93岁的原县委党史办主任刘士永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肯定地说：“这是别人以讹传讹造成的。真正建火车站有责任的也不是赵书记。因为1969年前后确定建火车站方案时，澧县还在军管阶段，县革委会主任、政工组主任都是军队干部。这事以当时给县革委会开车的蔡师傅最清楚。”
蔡师傅如今也健在，家离我家很近。一次我外出散步，遇上他和老伴李医生在屋旁歇凉，我问“澧县大堰垱没建火车站的事你知不知道？”蔡师傅还没回答，李医生就抢先说了：“这事别人都不怪，怪只怪邓政委。老蔡当年回到家里就对我讲了。铁路规划部门派人到澧县联系，有人提出是否请他们吃饭？邓政委答复：“我们县财政紧张，我们没有接待责任。”铁道部门代表后来又提出想在大堰垱建火车站。蔡师傅接过话头说：“军管领导讲大道理，说上级指示，三线建设，少占耕地。意思是如果在大堰垱建火车站，铁路要转点弯，多占一些良田，没有同意。”就这样，铁路规划部门就确定沿界岭公社张顺桥、金罗、同福和王家厂镇江西桥的直线真插临澧九里公社、石门县城，设了县级火车站，仅在澧县金罗村设4等车站，仅有职工75人。也就是过路站，候车室最多只能容纳200名旅客。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遗憾。
二 航拍
我搞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发表图片新闻，摄影活动是经常的。久而久之，在上个世纪后期形成一种习惯，像打仗一样，每到一地都选当时的制高点，站在那个位置拍照，因取景角度与常人观察到的不同，会让照片具有新意。比如我在城头山早期发掘的大棚内拍国家监察部部长曹庆泽对陪同参观的干部群众讲话，一看受环境制约，就把相机举过头顶，一按快门，一张别人没拍到的场景便被我抓拍到了。正因为如此，王家厂水库东南角的高压电铁塔我攀过，大坪乡政府机关的电视差转台高塔我上过，澧南乡南岳寺山上的移动公司转播铁塔我登过，为的都是找个制高点。可惜，当时航拍一词只在国家测绘的地图上见过。
▲大堰垱机场的安2飞机
航拍就是乘飞机拍照。澧县有飞机场并不陌生。1929年，有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部在澧县道溪乡（澧南垸）曲家坪（澧南乡老岗、中湖、兴隆3村交界处）修建飞机场，1931年建成通航，至1939年该师离县，机场废弃。当时是为军事服务，没听说搞过航拍。
1960年，国家在本县大堰垱镇星星村袁家坪境内修建农用飞机场，当年竣工。机场长600米、宽200米。主要用于播种造林，防治森林、芦苇及农作物病虫害，抢险救灾等。实际结果表明，除了芦苇总场每年都要使用农用飞机喷撒一遍农药外，其余功能均没机会发挥。1986年起，原权属单位县林业局便授权给县芦苇总场代为使用和管理。每到夏天，我们经常看到安2飞机从空中飞过，我便突发奇想：飞机从大堰垱机场飞往芦苇总场时装满了农药，飞回时农药洒完了，机上空着，我们可以在飞机上搞航拍，宣传澧县的新面貌不是很好吗？我把这一构想同芦苇总场党委书记彭述列商量，他既批评我讲外行话，又给予积极指导。他说：澧县飞机场只有一个，上下飞机只能在大堰垱机场进行。不可能像搭乘汽车的顺风车那样，见车上有空，就在中途上乘客。他又说：飞机无论是驾驶室，还是机舱，里面都是封闭的，几块玻璃镜挡了视线，拍照不清楚，照片也没用。比较开阔的驾驶室只能容纳正副两个驾驶员，其他人上不去，也不准坐进去。他还说：为了宣传澧县搞航拍，只能用一个办法，就是让飞机安排一个驾次不洒药，将机舱空出来，少数摄影者上机。将机舱大门取下来，拍照的人在采取保安措施后守在机舱口，飞机来往共一小时，可以搞一小时航拍。我们租用的是湖北机场的农用飞机，飞一个驾次付款一千元，你们若使用，这笔钱我们负责支付。
▲航拍县委机关
这样周到的设想，如此优惠的服务我哪能放过，于是挑选了石晓军（新闻专干）、雷新康（文化馆摄影专干）汤基猛（党史办主任）和我同上飞机，4个人分组靠机舱门边，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充分利用这天赐良机。我们交涉清楚后，彭书记派总场派出所所长汤国长（曾是部队华国锋主席的武警秘书）负责保安。我们一行乘李启泉师傅的小车到机场后，李师傅长得很帅，受到机长亲睐，我们给他俩在机场边的油菜地里拍合影，简直像个油菜劳模给领导汇报澧菜丰收情况。机长为了我们安全，将取下的机舱门横挡在舱门口固定，这样多了一道矮栏槛，我们每人腰系一根棕索，一端系在腰部，另一端系在舱内的铁架上。机长交代：上机后不准走来走去移动位置，也无法与驾驶室联系，只能抓紧拍照。我携带了两部相机，一部安装120的彩卷，另一部安装135的黑白胶卷。考虑到拍摄时间不短，彩卷、黑白卷每样准备了几个，便于中途换胶卷。我们和机长确定了这一航次的飞行路线：从大堰垱机场起飞，沿张大公路南飞到张公庙，左转沿澧水防洪大堤飞至县城，围绕县城转两圈，然后跨澧水飞到皇姑山，经嘉山到芦苇总场，返回时经津市城区往梦溪镇飞，在那里左转弯沿涔水往西，到飞机场降落。
▲航拍文良制（今运达路附近）
我们那时拍照，凡是黑白胶卷都是自己在暗房冲洗，我冲洗时发现了问题：3个135胶卷，有一个是空白，一张照片也没有，另一个冲洗出来是重选的图像。原来是我换装胶卷时，过度紧张，把一个拍完了的胶卷重新装到相机里，不仅新场面一张也不作用，而且把照过的叠加上图像，都不成单独的照片了，这就是说，本来3个胶卷的底片，只剩一个作用了。我后悔莫及。
▲航拍张公庙澧水大桥
我们拍摄的澧州文庙的彩照被《澧阳春秋》一书采用发表后，引起读者惊叹：原来澧县县城如此美丽啦：万绿丛中一点红。金黄色的文庙十分耀眼。我组织航拍的事也被摄影界的朋友知道了。组织部的廖可喜、陈蔚东他们都怂恿我再搞一次，让他们也参加。我因为第一次有失误，再搞一次航拍的打算更加迫切。不久，我确定了参加航拍的成员，准备照像器材。那时候，彩色胶卷20多元一个，比较贵。而县城有一家器材商让出售用彩色电影胶片卷成的彩卷，只有正品柯达卷价的一半。我贪便宜，觉得办公事也该节约，于是带了一个正品卷、两个电影胶卷。拍照中再没出现换胶卷的失误。以前冲洗彩色胶卷，只能寄到长沙的湖南画服社或沙市的图片加工店加工，冲洗成像质量有保证。而第二次航拍时，丁公桥西北角的工农兵照相馆推介引进了彩卷加工技术，要我在他们店里加工，节省投寄费用。当然加工期也缩短了。我不想舍近求远，3个彩卷让他们加工冲洗，取相时一看，3个胶卷的颜色灰暗，特别是其中两个看不清图像，可能是电影胶片品质与柯达彩卷质量不一样，冲洗药剂也不应该相同造成的，我又失悔了。
▲航拍王家厂水库
隔了一年，芦苇总场喷药的季节又到了。县电视台的罗宏伟强烈要求享受廖可喜一样的待遇，积极支持我再搞一次航拍。我亡羊补牢的火焰也燃起来了，而且航拍经验胸有成竹。1、遵守拍照换卷程序，做好标记；2、办公事要保证质量，不能贪便宜、图简单，胶卷要买正品，冲洗加工要找信誉度高的店铺。我再次与彭书记商量，说前两次的拍摄路线安排欠妥，王家厂水库、金罗火车站没拍到，张公庙澧水大桥此前还没通车，也没有拍到，现在需要补拍一次。1990年油菜籽成熟季节，我们又出发航拍了。罗宏伟不知是原先有晕车毛病还是怎么的，上飞机后就把一个空塑料水桶放在自己身边，以防不恻。我们还没到张公庙上空，他就蹲在机舱里，抱着塑料桶呕吐了。结果我们经澧水大桥上空，绕过彭山，经澧南垸，出道河口，拍湘澧盐矿，到嘉山返航，经津市城区，围绕县城绕了一圈，什么澧阳区公所、县委党校、新河五组（桃花滩）、县委招待所、农业银行、八方楼、兰江公园、县委机关、澹阳一队、小西门水电站、一中、蚕科所、护城村、纺织厂、县保险公司尽收眼底，欣然入图。绕过金罗火车站、冷库，再到王家厂水库大坝上，拍到了高空成像的第一瞬。我们往返拍了一个小时，罗宏伟也就抱着小水桶呕了一小时，一张照片也没拍成。我事后感叹：航拍不是简单事，每次都有故事讲。
▲航拍蜚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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