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城头山，抽丝剥茧
揭密城头山，扣人心弦
荣获第三届湖湘优秀出版物奖及
第五届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
《光明日报》读书栏目力荐
神秘的高岗
（连载之二十三）
纹饰的秘密
在城头山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只青灰色的碗，上面刻有一个上下两端用横线连起来的X符号。这个符号在多地遗址中出现，现被专家破译，是地数五。
了解《周易》的人应该知道，它表示阴阳在天地间交午。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头山出土陶器圈足器上的陶文，和彭头山出土的陶文有很多相同之处，多为测影数码符号，属于同一符号谱系。这些是不是早期的文字雏形呢？
我们再看城头山的陶器，就会发现一个共性，就是大都以绳纹陶圈足器为刻文载体，那大镂孔圈足盘、圈足碗、豆等，又都饰以日月纹、S纹、宽带纹和蛇龙图像等天象、天神系列，这就表达了先民“祀天制历”的造字文化心理，表明陶文的发明和传播都系于祀天女巫自身。从彭头山文化到城头山文化，不但形成了陶文出现的密集中心和谱系特征，而且还体现为相当固定的刻画习俗。
令人吃惊的是，传到长江下游和黄河流域的陶器刻划符号体系，无不也都是以圈足器为载体，是“祀天制历”同一历史主题的发展，从而看出这种陶文已作为一种交流的符号，很可能就是文字的前身。
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发现其实是相当偶然的。如果不是殷人具有占卜的习俗，如果不是占卜后把甲骨埋藏，如果不是殷人占卜的材料（甲骨）不易腐烂，那么就没有发现它的可能。
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从天而降的，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因此，在商朝以前，文明程度高于商的夏族统治者，也应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但商之前的文字记载在哪呢？古人是用什么材料来承载文字的呢？毛笔之前又是拿什么来写字的？这一直是个谜。在没解开这谜之前，我们只能从古人留下的陶片中寻找文字的渊源。
科学家从各地出土的陶器中，发现过许多的刻画符号。中国最早的文字多与占卜祭祀有关。再看彭头山文化的陶器刻画，就已有象形符号——文字的萌芽，并构成了史前陶文的体系特征，比早先的结绳、绘画、刻木等“图像符号”进了一步。图像符号是人类记事表意形式的第一阶段。
彭头山遗址以绳纹陶圈足器为主所刻划的陶文，有数字“∧、十、八、廿、丗”等符号，还有记录天象的符号。城头山出土圈足器上的陶文，多为测影数码符号，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居多。
长江中游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也是神农氏建立厉山国，陶文文化发展较快的地方。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各联盟部族、聚落之间，农业和龙信仰讯息的传播，祭祀占卜制度的推行、天文历法的统一记录，“日中为市”交易的流通等。都有赖于作为传播载体的模拟图画传意，即图像符号——陶器刻画——象形文字的出现。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大家认同的符号，并传播开来。
神农氏授时制历，记录有关天文系列的陶文符号，集中出土在彭头山文化之后的大溪文化中，如城头山和周边的遗址中发现很多。
还有大汶口文化出现的个别符号，如专家所释读的“炅”字，又发现于良渚文化，也能证明早期文字的认同和流通。但就是还没找到记事文字。
再到后来龙山出土的丁公陶文，书写流畅，形成了段落式的文句，比陶文更进了一步，从而证明，文字已形成了气候。
从多地出土的兽骨和陶器、石器上的图案、文字，可以判定，万年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半图象、半文字的象形文字。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大量出土的曾在商代广泛、成熟使用的“甲骨文”，显然已经过数万年以上的不断演进。
城头山和鸡叫城的地下还深埋着多少这样的陶文，我们不得而知，但总有一天，我们会读懂先民的文字，了解更多的城头山的历史，解开更多的未解之谜。
陶器安邦
城头山发现的10座大型陶窑，引起考古学家们浓厚的兴趣，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纷纷猜测陶窑的背景和功能。很多学者都认为，在中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多数根本不做陶器，他们用的陶器，很可能是由一个象城头山这样的“制造中心”生产出来，交换出去，城头山的陶器很大可能是为了自己城内的生活，而去和别人交换的，也许陶器工业已经成为城头山当时的“支柱产业”。
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显得中规中矩，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大胆的观点——陶器的批量化生产与分配也许是城头山这座“王城”统治周围部落的方式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种推测呢？
首先，这些陶窑不但密集，而且都位于城头山中心，在城内比较重要的位置，说明陶窑的地位很高；这些陶窑已经不可能是单独在生产，而是有计划地在生产；陶窑之间也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而是互相配合；这种协作分工，显然不是个人行为，陶窑当然也并不属于私人，极有可能归属于城头山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最高统帅周密策划的这种生产模式。
城头山发掘出的大型陶窑，明显具有“批量化”“规模化”的程度，这么大量的陶器仅凭城内的居民是消耗不了的，从经济层面来说，如前所述，陶器一定已经成为城头山的“品牌”产品，流向四面八方。但从政治层面来说，有学者认为，城头山大量的陶器生产很可能是用于统治的目的。
先从陶器的属性说起，因为陶器不易携带，是原始社会人类定居的标志之一，陶器使人类从动荡不安的迁徙时期走向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所以城头山的统治者很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为了城头山的长治久安，大量的生产陶器，供应给城外周边的人使用，从而形成一道道抵御敌人的天然屏障。
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如此密集地出现这么多陶窑，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陶窑就有10座，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发掘的地方还可能有很多，究竟有多少座现在还无从知晓。从数量上来说，是非常惊人的，这在中国的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因为其他的遗址往往只见陶器，很难见到如此完整、先进而密集的陶窑。
有考古学家推测，这种现象也许是与城头山的“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工业化”“规模化”的陶窑和生产出来的陶器，完全可以成为城头山防御体系中除古城墙、护城河系统之外的有效补充。
完全可以想见，城头山，从最初的挖壕沟，到筑城，再到加高城墙，扩宽护城河，防御体系一步步升级；最后，城头山开始分工生产，利用专业的、先进的、规模化的陶窑生产出大量的陶器，发放到周围的部落，促使他们安居乐业，从而达到了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统治的目的……城头山也由此完成了一种完美的蝶变，这是怎样的一种智慧与胆略！
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城头山在城中大量生产陶器，是因为某些特殊陶器有可能是物物交易中的中介物质——也就是现在的货币。
无论如何，陶窑的存在，一定能进一步提升了城头山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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