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忠诚可贵 道义更当先 ——成公绥《乌赋》赏析兼论忠孝之道
2021年07期《对联》杂志
孝忠诚可贵 道义更当先
——成公绥《乌赋》赏析兼论忠孝之道
文 | 李牧童
被刘勰视为魏晋第一流辞赋家的成公绥，其生平虽于《晋书》有传，然而事迹并不多载。他是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人，从小聪明伶俐，博通经史。家境贫穷的他，生性清心寡欲，淡看功名利禄。年纪轻轻已经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且对音乐颇有研究，喜欢长啸，兴致来时，常吼上两嗓子，还专门写过一篇《啸赋》来抒发心得体会。张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二十五岁时举荐其做了太常博士，在推荐信中对其评价颇高，认为他“体珪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视其为“逸伦之殊俊，搢绅之检式”（《移书太常荐成公绥》）。后来成公绥历任秘书郎、中书郎等职，常和张华一起受诏吟诗作赋，或和贾充等人商议法律条文。去世时年仅四十三岁。成公绥的赋作至今存据可查的有三十篇，其中很多都是残篇断章，仅《天地赋》《啸赋》等少数几篇相对完整。他的《啸赋》堪称中国音乐文学史上的一篇特色之作。啸在魏晋名士中十分流行，阮籍就很好这一口，史载他于苏门山遇见孙登，本想探讨一下上古之事和导气养生之术，结果孙登没搭理他，无趣之下，阮籍只好长啸而退，走到半山腰时，听到了孙登的长啸，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苏门长啸”的典故便由此而来。名士喜啸，一方面当然和彼时压抑的时局有关，现实中言语动辄得咎，不平之气郁结于胸，除了借酒浇愁之外，恐怕也只有长啸这种方式才能畅怀顺气，一舒胸中烦闷了。所以，啸何尝不是一种兼具音乐功能的导气养生方式呢？这从《啸赋》中“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姱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等句也可见一斑。后来明朝的周履靖步成公绥之韵，也写过一篇《啸赋》。今人的登高喊山，大概类似于长啸，但其艺术性要大打折扣。古人之啸作为一种纯粹通过发声的抑扬顿挫来体现其丰富内涵的神奇技能，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听到。若论声音之魔性，说不定和神曲《忐忑》有得一拼。《乌赋》是成公绥另外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赋作。关于赋文的缘起，《晋书》中已有交代：“时有孝乌，每集其庐舍，绥谓有反哺之德，以为祥禽，乃作赋美之。”这和鵩鸟入室而贾谊作赋的情况倒是可以一比，无非一为祥禽，一为恶鸟罢了，对此，作者在序言中也讲到了。话说乌鸦在古人心目中，呈现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有时被视为祥禽，有灵性，会带来好运，比如《山海经》中就有神鸟三足乌驮着太阳出没的传说记载，赋予了乌以神性，于是金乌又成了太阳的别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转引《尚书大传》云：“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这样一来，乌又成了吉祥的象征。但有时候乌也被视为是黑暗与不祥的征兆，这应该与它们食腐的习性、难听的叫声以及乌七八黑的颜色脱不了干系。比如《诗经·北风》中就有“莫赤匪狐，莫黑匪乌”的诗句，有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意思。李白《战城南》中描写战场的残酷画面时写道：“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即便今人谈到乌鸦，恐怕也多是负面印象，听到乌鸦叫，总觉得会有坏事发生，说人嘴巴可恶，一般也用“乌鸦嘴”来形容。当然，古代也有将乌鸦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如《酉阳杂俎》中便说：“乌鸣地上无好声。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喜。”同样是乌鸦，不同的行为表现可以显示截然相反的两种征兆，这种征兆的变化还和不同地域的认识差异有关，比如宋人薛季宣的《信乌赋》中开篇就说道：“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好恶之不同有若是。”总之，乌鸦正负两种形象的分裂并存可谓由来已久。而乌鸦作为一种孝鸟的形象也古已有之。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中，已经有“其性好仁，反哺于亲”的句子；《小尔雅》中也有“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的说法；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乌的释义是“孝鸟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慈乌”一条也注释道：“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可以说，反哺之孝是乌鸦作为一种祥禽与德禽的核心意义所在，历来为世人所肯定和重视。《乌赋》中作者在序言中也说道：“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乌。”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望富者瞻其爰止”化用自《诗经·正月》中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一句，指乌鸦常聚集在富人之屋，而“爱屋者及其增叹”则源自《尚书大传》中的“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即爱屋及乌之意。不惟如此，作者还认为三足乌有凤鸟之德，“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赋文正文骈骚结合，前半部主要讲述乌鸦的秉性和习惯，“应炎阳之纯精兮，体乾刚之至色”，这是从三足乌的神话中衍生出的乌鸦之阳刚本色。乌鸦自比于君子，所以“望仁里之回翔”，常聚集在仁德之乡。作为群栖性的鸟类，乌鸦平时习惯于成群结队。作者对于乌鸦是如此喜欢，以至于连它们难听的叫声在他耳朵里都“噫哑相和，音声可玩”，别有味道。后半部分的文字更多围绕乌鸦的孝德来展开。“嗟斯乌之克孝兮，心识养而知慕。同《蓼莪》之报德兮，怀《凯风》之至素。”《蓼莪》《凯风》是《诗经》中的两篇，主要表达的都是子女感念父母辛苦而难以为报的思想，正好可以体现孝道。古籍中曾记载三足乌是替西王母取食之鸟，故后文有“为王母之所使”之说。而所谓“时应德而来仪”其实也是呼应前面乌鸦有凤鸟之德一说。“能休祥于有周”亦即前文说过的大赤乌集王屋之上以示武王君臣祥瑞之事。通篇读来，不难看出，作者引经据典，纯粹是从正面赞美的角度来描述乌鸦之孝德与瑞应的。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一直被视为诸德之本，所谓“百善孝为先”。儒家《孝经》提出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各自应尽的孝道，并由孝衍生出了忠。汉朝之后的历代，都将孝道视为治国之要道而大力提倡，对历史影响深远。但是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先秦时候的忠孝和明清时候的忠孝是有区别的。先秦时所提倡的忠孝，讲究的是一种双边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的是大家各尽其责，做君主就要有做君主的样子，做臣子就要有做臣子的职责，做父亲就要有做父亲的表率，做子女就要有做子女的规矩。换一句话说，如果做君主的不像样子，做父母的没有正经，那就别怪做子女和臣子的没有尽忠孝。关于这一点，《管子·形势》篇中便说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后来的《颜氏家训》中也说道：“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有识之士都是反对愚忠愚孝的，孔子就说道：“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荀子说得更是透彻：“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在忠孝之上，还有道义存在，是不是忠孝，还得看这种忠孝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才行。只是这种双边的伦理关系，随着君主专制极权的不断发展，到明清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讲究绝对服从的单边关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愚忠愚孝成为了统治阶级极力推行的愚民之道。儒家的本意已经被严重歪曲和篡改，孝道日益成为了禁锢、奴化国人的一道沉重的枷锁。可以说，清末民初以后，一波波反孔浪潮的掀起，国人对于儒家思想一次次的集体叛逆，从根本上而言，在于过去两千多年来对其过于顺承的缘故，虽然是矫枉过正，但这种极端的反弹，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愚忠愚孝的教条主义对民族、对国人的毒害之深。今人要传承发扬传统忠孝美德，必先回到正义的轨道，否则，一场新的复兴运动，未必不是下一场灾难的肇端。世道的很多弊端和人伦的无数悲剧之所以不断重演，很多时候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从小就失偏的各式教育，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相对健全独立之人格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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