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与情商——晚清联家吴可读小议

王维灏

前言

楹联之道，起源于宋代，发展于明代，而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在晚清。今人说起晚清联家，第一梯队当然是曾国藩、薛时雨、俞樾等十数位顶级联家，而吴可读作为联家，当属第二梯队中的佼佼者，然而目前研究的还是比较少的。虽然吴可读传世联作不多，大约在八十多副，但依然是写得非常精彩出色，无论是对仗还是行文，都符合楹联鼎盛时期的相关特征。此外，和其他风光无限的联家诸比起来，吴可读的曲折的一生充满了比较悲情的色彩，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楹联作品以消极、低沉为主，在他的楹联风格中也可以找到和他经历有关的这种感情色彩，因此吴可读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位联家。本文试图从吴可读的生平经历出发，寻找他的对联作品的内在感情和心态，以及对他最后实施尸谏议行为的影响。 

1、吴可读其人其联

晚清出现过两位非常有名的死谏的大臣，其中第一个是大学士王鼎，于道光二十二年死谏弹劾穆彰阿，结果在门生张芾和军机章京陈孚恩的小动作之下未能上达天听，死谏也就失败了。而在王鼎死谏过了三十多年后，同样也是在一个春天，大清朝又出了一个死谏的臣子，这就是吴可读，而他的死谏采用的也是远比王鼎惨烈得多，一则王鼎终年74岁而吴可读是67岁，二则王鼎是自缢而死，而吴可读本来打算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朽坏，摔下来没死，只能死于服毒，在死前还狠狠地摔了一下算是很倒楣了。但不管怎样，吴的死谏算是成功地上达天听了，而这一刻也成了吴可读一生中最闪耀的时光。

吴可读未死之前，从当时的中上层官员的视角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倒楣的失败者。吴可读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兰州）人，祖上为浙江处州人，自明初随肃王朱楧到兰州，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吴可读出生于嘉庆十七年，二十三岁就中了乙未恩科举人，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开端，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天胡开局”，要知道曾国藩恰好比吴可读大一岁，也是二十三岁中了举人。但是，随后吴可读的经历就像被衰神附体了一样，处处碰壁。吴可读中举之后入京会试，然后因其“少好游荡，作狎邪游”，既花了钱又没有好好读书，可能身体也搞坏了，那么会试也就理所当然地失败了，这样一耽搁就是整整十三年，人生中最宝贵的年轻时光就这么溜走了。在寰镜庐主人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中也记载了关于吴可读在北京时期的事，说他未中进士前，不修边幅，行为放浪，整日流连于陕西巷的妓院之中，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叫“吴大嫖”。当时甚至有副对子：“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讽刺他床头金尽，被妓院赶出，重回九天庙借住的丑事。

好在到了道光二十八年，这年吴可读已经三十七岁了，他终于想通了，接受了伏羌县（今天水市甘谷县）县学训导的任命，前去赴任，然后还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在伏羌县的这段时间，吴可读应该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学生为他的才学所折服，凑了盘缠让他再次进京会试，终于在道光三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六品的刑部主事，而这年的曾国藩早已经是二品的工部左侍郎，这就是极大的差距。此后，吴可读除了晋升过一次员外郎以外，就一直是原地踏步，一干就是十年，到了咸丰十年，吴可读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当中又当过兰山书院的山长，然后又过了五年直到同治四年，吴可读回到京城，还是到刑部报到，维持原来的官职。又过了几年，吴可读总算升任了吏部郎中，同治十一年又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次年因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触怒了同治皇帝差点被治死罪，后改为降三级调用，因没有职位就又回去做了兰山书院山长。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直到光绪五年死谏，最后照五品官例议恤。他的官职当然是远远比不上曾国藩，可能唯一可比的就是他的寿命比曾长一些。

当然除了官运不怎么顺畅之外，吴可读的才学并不差，否则也不可能主讲朱圉书院和兰山书院。此外，吴可读的传世作品，有文章、诗作、对联，后人辑录并出版有《携雪堂文集》、《携雪堂全集》（含《文集》二卷、《诗集》一卷、 《罔极编》一卷、《遗训》一卷）、《吴柳堂先生文集》、《吴可读文集》等。在《攜雪堂全集》的书末有《携雪堂对联》，收联87副，凭着这些联吴可读在有清一代联家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且不乏佳作。例如，其中第一联为吴可读自尽奇案所书的白绫联：

九重懿德双慈圣；

千古忠魂一惠陵。

其时吴已有必死之心，故上联的颂两宫皇太后和下联的自挽读之令人倍感凄凉。

在《携雪堂对联》所收录的87副联中，虽然短联较多，但是吴可读也并非不擅长长联，例如非常著名的甘肃兰州贡院联，就是一副单边近百字的长联，其联如下：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无弃九边桢干，内无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助波澜。

此联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同治初年，晚于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而早于钟云舫的望江楼长联，从文字和气势来看，相比二者也不逞多让。

此外，吴可读在嫁女儿的时候写了一组对联，也是写得非常生动有趣的：

嫁大女（适王）

十载为郎依北阙；

八年选婿到东床。

又

婿如羲之献之可耳；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又

谢君家枣栗榛脩，愧乏金钗十二；

借此地鼓钟琴瑟，敢邀朱履三千。

嫁次女

八口累人多，始了向平心愿；

百年期汝好，无忘郝普家风。

这几个联把一个老父亲在嫁女时的复杂心情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包括为女儿选婿时的慎重、女儿未嫁时的担忧等，这一类型的联在清代联家当中并不多见。

此外还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联作，如以下几联，也均能体现吴可读的极高的楹联水平：

挽杨少堂

我见抑何迟，最难忘令子高才，身后应无遗憾；

公归何太速，试数到吾乡先达，眼前曾有几人。

挽陈兰彬夫人

老来丧偶倍难禁，为君啸复为君歌，粤岭路迢遥，相劝斫地王郎，珍重此磊落奇才，莫将儿女情怀，空涕泪兮八千余里；

话到封侯从未悔，有其夫必有其妇，燕山云黯淡，寄语伤神奉倩，濡染这淋漓大笔，好把英雄巾帼，力表章于五十三年。

精忠阁（在五泉山）

曾谒荡阴祠，读壁上残诗，惊雨惊风，雪尽犹余鸿爪在；

重登兰岭阁，望峰头夕照，好山好水，月明应有马蹄归。

杨椒山祠（祠有榆树，为先生手植）

圜舍亦流荒，浩气常存，看此日祠旁大树；

云司今避席，爰书谁定，问当年座上诸公。

校记：《对联话》无首句，后两句文字略异，为：

生气犹存，看此日阶前大树；

爰书谁定，问当年座上诸公。

2、吴可读的情商

然而写联的水平再高也没用，吴可读的仕途之坎坷，用充满乌云来形容并不为过，当然除了运气不好之外，个人的情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例如可以看看《对联话》里的这么一副联：

又，吴柳堂于咸丰甲寅年撰刊刑部提牢司春联云：

五载郎曹，窃比冯唐犹未老；

一官狱吏，若逢周勃也称尊。

原跋：是年在禁者，有讷镜堂节相、杨安卿巡抚甫出，而胜帅复以初次被逮至。案，胜帅，胜保也，满洲将兵大员。据此，对幅周勃句极有着落。

此联在《携雪堂全集》里面说是甲寅春联，即咸丰四年（1854年）春联，原题注为“是年补提牢，在禁者讷镜堂节相杨安卿中丞甫出而胜帅复以初次被逮至”。这年吴可读当着刑部主事，自嘲为狱吏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把这几个名字列出来，这就犯了很大的忌讳，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更何况这几个囚犯都是官品极大的人，我们一个一个看过来。

讷镜堂节相，是指钦差大臣兼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费莫·讷尔经额（1784年－1857年），字近堂，费莫氏，满洲正白旗人，清朝晚期十大直隶总督之一。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挥师北伐，清廷命讷尔经额率军布防大名府，后又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有权节制和指挥黄河南北两岸各军，而北伐太平军见久攻沁阳不下，于是迅速撤回，从太行山进入山西准备从山西朝北京方向进攻。讷尔经额确认为北伐军已被击败而逃窜，并借此谎报战功获得清廷颁赐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不久又率领一万四千余清军入山西追击北伐太平军。此时，清廷为兼顾直隶防务令胜保为钦差大臣追击北伐军，调讷尔经额回防直隶，就在他回防途中，北伐军由山西潞城直插直隶临洺关，发起了突然袭击，清军仓皇应战而败北，讷尔经额也狼狈逃回直隶永年县驻防，于是因疏于防范和作战溃败被刑部尚书桂良参奏革职。清廷又以驻守广平贻误战机为由将讷尔经额逮捕入狱，定斩监候。

杨安卿巡抚，即杨文定，安徽定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然后外放广东惠潮嘉道，累擢至江苏巡抚。咸丰三年，杨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节经徵调，城内兵单，请济师，命山东兵二千赴援。然而援兵还没到达，杨文定奉命守江宁时，闻陆建瀛兵败，不得不退守镇江。江宁陷落以后，敌军分兵进攻镇江，副都统文艺集兵七百守陆路，杨文定自率艇船八、舢板十二泊江中，贼至不能御，镇江复陷，杨文定又退到了江阴，被皇上下诏革职逮治，论大辟。咸丰六年，杨文定减死遣戍军台，不久后即殁。

胜帅胜保即苏完瓜尔佳·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举人出身，清军统帅，重要将领。1853年与钦差大臣琦善等在扬州立江北大营，会办军务。不久赴安徽追击太平天国北伐军，被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清军，因久攻高唐不克，被遣京治罪，遣戍新疆。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后，始被召还，参与剿捻、抗击英法联军、平回等；期间，曾于1862年收降苗沛霖，杀害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最后因行为骄纵引起清廷不满。于1862年逮捕解京，次年处死。

这三个人，一个是总督，一个是巡抚，一个是军事统帅，哪一个都是吴可读惹不起的。虽然在狱中要受他的管束，但是谁知道哪天皇上会突然开恩，赦罪并重新起用呢？而且就算不起用，他们的门生故吏以及其他的朝廷官员，看了这副对联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吗？说不定直接就把吴可读定性为一个卑劣小人了。

当然这一副对联在文采上还是很不错的，上联用了冯唐之典，是吴可读为自己多年不得升迁而抱怨，下联用了周勃之典，虽然吴恭亨说是“极有着落”，但是“称尊”二字总透露着一种狱吏对周勃的颐指气使的样子，在天下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情商。

当然，只看这一联来证明吴可读的情商，可能只是一个孤证，不过好在吴可读也算是对联大家，我们不妨再从《携雪堂全集》里找些联来看看。

丙寅春联

九重春色新承泽；

一部秋官旧读书。

此联在《携雪堂全集》里面说是丙寅春联，即同治五年（1866年），此时吴可读还是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和十多年前的原来的官一样。这一联写的极其漂亮，切时切事，兼之颂圣和自吹，可为佳作。可惜的是，到了第二年他的心态就变了。

丁卯春联

老去尚为郎，十载西曹，三年东院；

春归常作客，一官京国，百战家山。

此联在《携雪堂全集》里面说是丁卯春联，即同治六年（1867年），此时吴可读已做了吏部郎中。这联里已经有了一些抱怨腹诽之意了，虽然然文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用于春联似乎不太和谐。

丁卯春联

身依极北三千阙；

居近城南尺五天。

此联也是同治六年春联，这时候他已经只剩下颂圣的话了。

当然吴可读也有情商正常的时候，例如左宗棠可能是他的朋友圈中最重要的一位了，可以看看这副春联:

辛未春联

燕树久留人，抚壮岁光阴，已成老大；

陇梅新报我，道故乡岁月，渐就升平。

此联在《携雪堂全集》里面说是辛未春联，即同治十年（1871年），又言“左爵帅捷报适至”，故为此联。这一年左宗棠在西北平陕甘之乱而屡获大捷，捷报传到京城正是春节前后，故这一联中充满了为左帅捷报的欣喜之意，而且“燕树”“陇梅”之对尤为工巧，此外感叹时光流逝和为故乡升平所喜，属于比较出彩的春联。此外，在光绪初年，吴可读还为左宗棠写过六十四岁寿联，联云：

千古文章，功参麟笔；

两朝开济，庆洽羲爻。

文字雍容而能切其人其时。可见，和左宗棠之间的交流上，吴可读的情商还是显得比较正常的。

癸酉春联

终岁送人常作郡；

一年笑我又逢春。

此联在《携雪堂全集》里面说是癸酉春联，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言“壬申秋传补河南道御史夏间又得抱孙”，为此联。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然后夏天又抱孙子，算是他的两大喜事吧。这一联比较简单，上联说自己以前经常送同僚外放地方长官，下联说一年过去了又到了春节，终于自己也有了机会。可见吴可读那时还是挺穷的，此时天下还算太平，外放做地方官应该比京官油水更多，比如原本贫穷的曾国藩就曾经从外放四川做主考官获得了第一笔财富，所以吴可读此时也很开心。不过他要是知道这年差点被判死罪的话，大概也会笑不出来了。

3、吴可读死谏小议

当然吴可读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这些，在吴可读的曲折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许就是他死谏的那一刻了，所以接下来就说说死谏这件事。

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其中直指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还留下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请他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留下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吴可读开始实施他的死谏计划。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一说上吊后摔下），遂服毒自尽。死前他还在墙上留下了绝命诗一首：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处，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对吴可读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并满足了吴可读希望葬于蓟州的遗愿。吴可读之墓即在今清东陵之惠陵附近。

那么问题来了，吴可读究竟是为了什么国家大事才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进谏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同治皇帝没有子嗣，那么同治死后由他的堂兄弟光绪继位，那么以后如果光绪有了子嗣，在光绪之后即位的话，这个新的皇帝该叫光绪“爸爸”还是叫同治“爸爸”？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有必要这么争吗？而且还要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去争，吴可读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候，试着去代入吴可读的身份，这一切就可以理解了。首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皇帝的后嗣是关乎国统的大事，当然值得臣子以命去争。其次，上一篇说过，吴可读在同治十二年因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差点被治死罪，当时是同治皇帝免其死罪改为降职，吴可读当然心怀感恩。如今同治皇帝已死，皇嗣问题成立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未尽之余年”来为同治皇帝后嗣问题的解决尽微薄之力。

吴可读为皇嗣问题而死谏，当然是被视作忠谏敢言的大臣，时人纷纷仰之，但是他的死到底是不是值得呢？这里我打算仿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找另一个人来对比看看。在推出这个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副当代人写的对联：

吴可读

批鳞何必死，看杨文宪议礼而刑，犹可吟咏荷花，悠游秋水；

饮鸩尚贻羞，比谭复生引刀一快，元知彼酬家国，汝殉宫闱。

联写的好不好暂且不论，不过这里拉人作衬提到了另一个人物，就是杨慎。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杨慎于明武宗正德六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武宗出居庸关时上疏抗谏。明世宗继位，复任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杨慎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此外，杨慎也是对联话里面露过面的大才子，包括他的故居新都桂湖也成了几大联家PK对联的场所，在《对联话》的题署联中有这么几联：

明杨升庵题云南省城华亭寺联云：

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莽外；

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虽不及上二作之雄大，而写景亦栩栩欲活。

说老实话，这联出于明朝的杨慎之手，我是有些怀疑的，毕竟明朝的三分句联确实罕见，但无论如何这里确实是和杨慎有很深的渊源。

四川新都桂湖，陈桐阶联云：

二亩半在邑，二亩半在田，莫管是邑是田，海阔天空，一花一世界；

众香国里来，众香国里去，何如不来不去，神行官止，千树千菩提。

四川新都桂湖曾文正国藩题联云：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费道纯题新都杨升庵桂湖联，挺拔亦不减曾文正作。

宛在水中央，聚千古名士忠臣人两个；

生成香世界，看满湖春风秋月花四时。

这三联就不用说了，本来就是顶级联家的PK，当然是神仙打架，不过个人感觉喜欢陈桐阶联的应该占大多数，毕竟这个风格太亮眼了，相比之下曾国藩之作过于厚重，而费道纯的联又过于朴实，不如陈桐阶的联那样轻灵俊逸。

回到杨慎的故事，那么使杨慎和吴可读联系起来的，是发生在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之争”，这件事情和吴可读面对的同治皇嗣问题极其类似，核心问题就是明世宗朱厚熜该以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继统派）还是以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继嗣派）。这场争执持续了四年，席卷到了大部分的朝廷官员，而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坚决的继嗣派，所以杨慎也理所当然地卷了进来，成为继嗣派的得力干将。嘉靖三年三月，杨廷和辞官归里，大礼议再度兴起。六月，杨慎同三十六人上《乞赐罢归疏》辞职，不愿与张璁、桂萼等继统派“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七月十五日朝会时，张璁斥责廷臣欺君，吏部尚书何孟春责难张璁，群情汹汹。罢朝后，何孟春率百官力争，杨慎激动地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并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称要共同抨击不和张璁据理力争的人。何孟春、金献民等人奔走相告，于是二百二十九人到左顺门前候旨，从早上到中午都不退去。世宗大怒，将带头八人下诏狱。杨慎和王元正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便下令逮捕五品以下的官员如杨慎等一百三十四人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终于，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杨慎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悠游山水，纵酒放浪的杨才子。

那么说到吴可读和杨慎的比较，首先他们都是不怕死的直臣，愿意为国统礼仪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吴可读采用了自尽的方式来进行进谏，而杨慎虽然说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但是他不会主动去死，而是积极地实施斗争。杨慎并不怕死，为了国统和礼议，他不在乎被皇帝所杀，但是只要皇帝没有杀他，他就继续活着，不论在四川还是在云南，过着令不少现代人都羡慕的悠游生活，这样的心态境界，以吴可读的情商是怎么样也不可能达到的。

最后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再来审视一下吴可读的死谏，首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光绪五年，积弱已久的国家有着无数比皇嗣问题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这个时候去实施死谏确实有些愚了。湖南经学大师王闿运，曾经就吴可读的这一行为提出了婉转的批评，他说：

“盐云吴御史可读自杀以明国统，欲废光绪而嗣毅帝，可谓孤忠矣。余云于礼弟可为兄后，今帝立无过，而忽废之可乎？诏云俟生子为穆后，尤不知其何据，如以长子为穆后，则长子必立，是废世宗已来家法择贤之典也。如以立者为后，则将称今帝为皇叔，名则后矣，实亦何分。但令王大臣条列为后与不为后之殊，则其说自破，既同为后，何必又云俟生子而后后，若必如过继者然后为后，则彼可分家，此为一统，何能分别某后同治，某后光绪乎。柳堂以死争之，殆有鬼迷，而通饬会议，莫正其谬，尤可叹也。”（《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五月十日）

而笔者的看法是，即使要为国而死，像戊戌六君子、庚子五大臣那样的死，才是对国家真正有价值的，像吴可读那样的死谏，除了向人证明他的情商不高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后记

对吴可读的尸谏行为，历来争论良多，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抹杀其才学，尤其是在楹联创作方面的极高的才华素养。楹联作为一种文学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文体，也直接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吴可读的楹联中蕴含的悲观、消沉情绪，正是和他的情商有关，并且最终导致他走上了尸谏之路。当然，无论如何这都不妨碍我们继续学习吴可读的楹联艺术，并且把楹联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传承下去，以期待更多的师友来发现对联之美。

【作者简介】

王维灏，男，网名兰台，现居上海，楹联爱好者。曾获中国对联甘棠奖第四届十佳联手，第五届、第六届优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