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写东西,该怎么才能写出好东西?”常常有人这么问我。
“诚实。”我说。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标准,我一向这么认为。卡夫卡曾说:“说真话是最难的,因为它无可替代。”
这句话深得我心。
因为难,才宝贵。因为宝贵,才有价值。
说谎话的人处处可见,说真话的大约只有孩子。所以我视孩子们为小小的佛,粉嫩的小嘴个个都是口吐莲花。而大人呢,常常是假莲花。
日常说话是无所谓的。风里来,风里去,散话没影儿,闲话没根儿,都可以有被原谅的理由。若将谎话落在白纸上,只自己看看也不算过分。但是如果要将这谎话发表出来准备去赚稿费,就相当于要和读者签一个无形的合同,合同的第一要义就是诚实。诚实就是说真话。如果此时还满纸谎言,那就是违背了合同,违背了写作者的底线,不具备写作者的基本道德也就是第一道德。
那些明知是谎话还要说的人,在愚弄别人同时,肯定愚弄了自己。
那些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的人,在愚弄别人之前,首先愚弄了自己。
我尊敬的巴金老人多年前说过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此恳切,如此振聋发聩:“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诚实是最基本的美。“真、善、美”,无论做人还是做文,真都是第一,有了真,才谈得上其他。某种意义上讲,真,就是大善,就是大美。
《亮剑》热播荧屏,因为李云龙不是“高大全”,他除了烈火金刚的英雄之外还是个会满嘴骂娘的粗人。他真。而楚云飞这个国民党的高官也不是传统形象里的酒囊饭袋,他也精忠报国,他也才华横溢,他也真。德国作家施林克的小说《生死朗读》被视为反纳粹小说的新经典,是因为主角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女看守,作为战犯,在这场战争中其实也是个懵懂的受害者。——纳粹分子也是个受害者,纳粹分子也是人!她也真。
因此,看到有人写这些:身为已婚女人受到魅力男人诱惑,她的内心稳若磐石;身为绝版好丈夫忠贞不二,对妻子之外的任何女人都没有动过心;在单位从不曾嫉妒过比自己强的同事;从不羡慕别人有那么多钱……作为一个人,他从不曾在滚滚红尘的欲望中挣扎过,动摇过。——我不相信。
我相信的是:所有人的阳光笑脸下,都有难以触及和丈量的黑暗。当然,我也相信:所有黑暗的角落里,也都有不能泯灭的阳光。因此,我不去看历史我也会相信:爱因斯坦也会愚蠢,拿破仑也曾胆怯,埃及艳后也有天真,而提灯女神南丁格尔面对污秽生蛆的伤口也一定会屏息和恶心。
在北京全聚德吃烤鸭时,我曾目睹过动人的一幕:一个小女孩因为偷偷溜出去买帽子,被脾气暴躁的爸爸当众痛斥,她边哭边吃边对妈妈说:“烤鸭真好吃。”
看着小姑娘亮晶晶的泪珠和油汪汪的小嘴,我忍不住笑了。多么可爱的一句话啊。被爸爸斥责是难堪的,心里是难过的,但是,嘴里的烤鸭真的也是很好吃的啊。——而有一些写作的人,往往难过就只是难过,难过的时候就没有了烤鸭的好吃。好吃就只是好吃,就忘了被斥责的难过。
“写小说不都是虚构么?虚构不都是假话么?”有人这么说。
不,不是的。虚构只是个形式。如同影视、音乐、舞蹈一样,都只是个形式。它披着脱离实际的外衣,说着最真实的话语。——真太有力量了。如果不披着这样的外衣,它的光,会把太多的眼睛灼伤。因此,它必须披着外衣。但是,并不是说它披着外衣就是假的。它一点儿都不假。正如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小说和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在以假的形式说真话。而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人都是以真的形式说假话。也正因为人人在生活中都有撒谎的经验,所以写作中的真就更是奇货可居,是沙里淘金。
从沙里出来的人,谁还愿意看沙子呢?我这么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读者们太聪明太智慧了。只要你在作品中有意撒一点点谎,他们就能够看到。
“你说的真话就是真话,要是我的真话和你的真话不同呢?那谁的真话更真?”
——都真。你有你的真,我有我的真,他有他的真。真话不是真理。诚实不是真理。真话和诚实都只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和立场。写作者只是表达者,不是世界的裁决者。他只是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这就足够了。或许偏激,或许狭隘,甚至或许错误,都没关系。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自己的客观局限。——只要主观上能最大程度地对自己的文字诚实,这就已经很好了。正如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
“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
一个一个的真,不同角度的真,就能投射出一个“大真”的世界。
“说真话,掏出自己的心。”这是巴金老人的座右铭,我也把这句话视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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