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烈士送上岳麓山,6年后,他亦归葬于此 | |
2010/9/6 |
□撰文/操婷 摄影/朱辉峰 ![]() 湘籍辛亥革命人物本土地理考 禹之谟墓位于岳麓山麓山寺北侧,与陈天华、姚洪业墓上下毗邻,1912年10月自双峰青树坪迁葬于此。附碑分别刻禹之谟遗作《告同胞书》手迹和朱杞、颜昌尧所撰墓志铭。 ![]() 禹之谟 (1867~1907) 字稽亭,湖南双峰人。1894年随湘军参加中日战争,曾赴日留学,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后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1906年8月10日在长沙被清政府逮捕,1907年1月5日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 ![]() ![]() 8月31日,娄底双峰县青树坪。贻泽堂成了拆除一半的土屋(左),禹之谟住过的房子,在画面右侧,现在已是杂草丛生,找不到一块砖了。 禹之谟生平地理足迹 或许是因为上承“维新派”思想,禹之谟是辛亥人物中少有的走实业救国路线的革命家。做运动,他联合起万余名学生,全城缟素为烈士送葬;做实业,他力求“漂白,印花,熨烫,包装,同进口的货色没有差别”。登高一呼的口号之下,他有一颗踏实做事的工业之心。他死状惨烈,内心却拥有未来的光明。 禹之谟 (1867~1907) 字稽亭,湖南双峰人。1894年随湘军参加中日战争,曾赴日留学,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后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1906年8月10日在长沙被清政府逮捕,1907年1月5日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 [1866(清同治五年)-1880年(清光绪六年) 娄底双峰县青树坪贻泽堂] 贻泽堂只剩最后的堂屋,禹之谟故居未来得及纪念已经拆除 禹之谟出生的房子,叫做贻泽堂,这个名字是禹之谟的祖父起的,房子也是他盖的。祖屋就位于湖南娄底双峰县(当时属于湘乡县)的青树坪镇。时隔140多年后,当我们站在老屋的门口询问时,现今的住户,60岁的村人禹琪璋还能回忆起当年老屋的名字,“三层的大门,中间一道上就悬着贻泽堂的牌匾,‘文革’时毁掉了”。 2010年8月31日,我们沿途寻访,找到这个保留了原名的镇子,但村名已经变为“繁星村”。跟之前几次寻访辛亥革命人物故居的经历相比,禹之谟的名号显得暗淡得多,黄兴故居已辟为展览馆,蔡锷的出生地还有两地在争,陈天华蒋翊武的家乡,也到处可见以其命名的道路、村镇、小学等,而在这里,路牌的指示,导览的词语,更为出名的则是曾国藩和蔡和森。 其实禹之谟在家乡时,对于同为老乡的这位曾国藩大人,却是颇有不屑——“尝谓‘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好大喜功,误入歧途,皆由不善读书之过’,闻者多目为狂徒。”(姚渔湘《禹之谟传》)禹家祖籍邵阳,迁居湘乡到禹之谟这一辈,已是第七代。建立贻泽堂的祖父在邵阳岩口铺经营小本山货生意,父亲禹春晖继承了十七八亩田产和生意,却有吸鸦片的嗜好,12岁丧母后,禹之谟一直是由三婶和四婶抚养的,这也是他在家族中,最为尊敬的两位长辈。后来他身陷狱中,还写信叩谢两位的抚育之恩。据说少年时代的禹之谟最爱读的书是《史记·游侠列传》,私塾的同学状其气概,说他“提三尺剑,挟一卷书”。 禹之谟虽以辛亥左将军身份身葬岳麓山,但与曾国藩家整修气派的故居相比,老屋的命运却是天壤之别。从双峰县城出发到青树坪,往花门方向走4公里,路过一座“侧石桥”,即是繁星村了。在村口询问,禹之谟和他家的贻泽堂的名号还在,出于这个名号的误会,我们还以为会看到一幢几进的大屋,但当热心的村人将我们领到时,却只看到一排已经拆除一半的土屋,正当中一间最大的,还保留着堂屋的模样,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却是都因陋就简地写在了墙上,通过半通不通的方言沟通,村人告诉我,堂屋右边的那一片长满杂草的荒地,就是当年禹之谟住的屋子了。剩余的屋子被作了厨房、卧室等,禹琪璋的老婆说,他们一家在这里已经住了35年,“那边房子是九几年拆的,之前省里还有人来拍过照片”。 关于禹之谟故居没能保存下来,双峰县党史办75岁的研究员罗绍志老人叹息了一声,他看了记者拍下的现状照片,说“我之前还去看过的,这几年一直惦记着再去看看,结果也没实现”。据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那一回(1991年),县里面举办过座谈会,“倒是说过要保护,后面就不了了之”。而后要不是有电视剧用错禹之谟的照片引发后人抗议,禹之谟这个名字,即使在当地,也少被提及了。走在双峰的大街上,估计没有不晓得曾国藩的,但禹之谟,“恐怕大部分说不上来”。 禹之谟别号稽亭,按照当地的方言习惯,亲友叫他“稽猛”,也喊他“长毛”(对太平军的称呼)。而守旧派为了表示鄙薄,喊他一声“织匠”。禹之谟对此,大概会反以为荣吧。或许乡人并不了解禹之谟在外面的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关于他的故事还是流传甚广。 禹之谟不信鬼神,读书时候还敢从小庙里拿回小木偶菩萨当玩具。他一生主张薄葬薄殓,殉难前还嘱咐表弟,“不要另穿衣服,不要钱纸、香火”,据说做祖父的深知孙子的这个性格,病危时特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表示要做三天道场,禹之谟硬是没有照办。他好金石,也通历算,据说练字的时候,“在臂上放一盆水,手心里还攥着一个鸡蛋”,以练习臂力。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搜罗古董、古钱、铜镜、秦砖汉瓦,后来每次回乡,乡人见他箱子很沉,以为带回大量金银,打开一看,却都是一般人认为不值半文的玩意。 [1881(清光绪七年)-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 邵阳青树坪;南京;上海] 经商,进军队,甲午战争之后的荣誉“辞不受” 禹之谟少年时,家底还算丰厚,乡人回忆他们家“墙壁很高”,但父亲嗜好鸦片,又不善经营,家境日趋贫困。15岁,禹之谟已经无法继续念书,就跟着堂叔在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做学徒。虽然他很反感,仅做了一年就离店回家了,但也可以猜想得出,这一段商贾生涯,对他日后的实业救国是有影响的。 1886年,在家蛰伏四年,跟随叔父去“游幕江淮”的禹之谟已经20岁。彼时他已娶妻,也常在乡间鼓动农民向地主“闹粜”(饥民强迫囤积粮食的粮主平价卖出谷物),甚至还得罪了自己的舅父。这位被禹之谟骂成是“财猪”的舅父,后来在朝廷罗织罪名,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时,还送上过禀帖,可见恨之切。爱恨分明不揉沙子的禹之谟,看来其性格注定要在矛盾激烈的社会里,走上这条革命之路。 禹之谟在南京的军队里作文书,做军需,前后约有十年。他往来于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山东,为的是运输粮饷,也在这样的辗转之中与各地的豪俊、帮会首脑有了接触。直至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他因运输粮饷军械的劳绩卓著被“叙五品翎顶,候选县主簿”,但他“辞不受”,转而赴上海研习矿学,再次回到湖南时,已是31岁。 [1900(清光绪二十六年)-1904(清光绪三十年) 日本;安庆;湘潭;长沙] 织布厂不仅仅是革命的幌子,在湖南工业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禹之谟最亲密的朋友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面对百日维新的失败,禹之谟的结论是“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和当时热血青年一样,半为革命失败的潜逃,半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选择了东渡日本,“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 禹之谟从日本带回的,不仅是织布机械和工艺,还有西方的革命思潮以及与其他留学生的联系。1902年,他在安庆开设了阜湘织布厂,后搬到湘潭西昌宾馆(当时江西商人在湘潭的会所),继而再搬到长沙的小吴门、圣公会(今长沙北正街处)。每一次的搬迁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革命的宣传和掩护需要。小吴门住所正在曾公祠的斜对门,禹之谟和他并不赞赏的老乡,在长沙又一次聚首到了一起。 邓介松就是在这时认得禹之谟的,当时邓的父亲邓添莪(禹的好友)带着他去长沙城戥子桥(今松桂园)看望禹之谟,后者正在那里乘凉。“当时我还拖着小辫子,穿着长衫子,而禹则穿粗布青色对襟短衣,不蓄发,不结辫子,也不盘发于顶,散发长三四寸,垂耳边……目光炯炯,极健谈,声音洪亮,精力特别旺盛”。 虽然暗地里有革命工作,但是织布厂也不仅仅是一个幌子,禹之谟是真的想发展这门技艺,走实业救国的路。当时禹之谟的儿子禹宣三也随父亲和家人来到长沙,并被安排进厂学习操作,他在回忆录中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工序:“先父当时教我继祖母贺氏用纱线学习结纵:织布用两页纵,织毛巾用四页纵,纵结好后,先父用酒精浸黄色舍利克片制成溶液,由我继祖母两手执一边纵,先父左手执一边纵,右手蘸溶液反复涂刷纵线。这样晾干后纵线经久耐用不生毛茸。”事实上,除了革命上的积极作用,织布厂也在湖南的工业史上写下了历史性的一笔。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湘潭经济史略》一书记载:“湘潭近代棉纺织工业因近代民主革命斗士、湘乡留日学者禹之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湘潭县城创办湘利黔织布局而开始起步”。《湖南省志》第一卷也记载:“禹之谟在1903年创立湘潭毛巾厂,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 1904年,华兴会成立,黄兴起义失败避走上海,而禹之谟,此时则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长沙] “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演说排满,悍然不讳” 一边是实业,一边是教育。禹之谟回到青树坪之后,动员了家乡五十余名青年赴长沙进学校。邓介松曾回忆说,“以青树坪为中心的六个乡(旧称六都),青年响应的就有五十多人……禹预先在永丰雇了四个倒扒子(船),亲自送这一批青年进省,一路殷勤照顾,并宣传排满革命”。 当时长沙的学校还不多,为了安置这批学子,禹之谟在湘乡试馆(长沙新安巷,南阳街附近)办起了驻省湘乡中学堂(今湘乡一中前身)和师范学堂,在邵阳试馆办起了邵阳中学堂。而衡州中学堂、永州中学堂,一时间纷纷创立,自然也都是受到了湘乡的鼓舞。 此时的禹之谟,集工、商、学界的领袖地位于一身,任长沙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一时间,地位举足轻重。在他所创办的学校当中,如今留下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唯一学堂了。这个唯一学堂体系完整,包括小学、中学及游学预备科,后更名为广益中学校,就是如今湖南师大附中的前身。 8月31日黄昏,我们在湖南师大附中的图书馆门口看见了禹之谟的塑像。禹之谟留下的照片不多,雕塑所参照的就是最广为流传的那一张(也是后来被某电视剧错用的照片)。塑像由长沙校友会十几年前捐建,再问附中的学生,这个图书馆,名字就叫做“之谟图书馆”,而每一位学生,都会被教授这位创办人的故事。当天下午我们路过校史馆,虽然大门紧锁,但透过玻璃门隐约看见里面一张张的照片,知道其中一张,绝对有这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 作为教育家的禹之谟,在创立学校之余,受黄兴函托,创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并任第一任会长,“日持革命书报于茶楼酒肆,逢人施给,演说排满,悍然不讳”。 [1906年-1912年 长沙岳麓山] 他把烈士送上岳麓山,死后第五年,他亦归葬于此 禹之谟与岳麓山缘分不浅,先是送烈士上山,后自己埋葬于此,他和这座山,有两次至深的交道。 开办学堂收容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揭露官场人物贪污挪用行径和嫖妓丑闻,宣传革命思想,公然向当局请愿施压,禹之谟的种种举动就当局看来未免过于张狂,而其中最触怒当局的,就是力主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公葬于岳麓山的事情。 1906年夏天,为拒侮反帝、忧愤国事而献身的湖南籍留日青年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运回长沙。禹之谟与同盟会会员覃振、陈家鼎等人商议后,决定组织全城学生把两人遗体公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公葬当天,禹宣三被父亲安排在大西门城墙上观看,有意要他受教育。“父亲身穿白服,头戴拿破仑帽,腰间挂把日本长刀,站在码头上指挥送葬队伍渡河,秩序井井有条,待到最后一批学生到达,才一起渡河过去。晚上父亲对我们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两个人就是想着宁为国民死而死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的沉沦,等着做牛马奴隶,宁愿以死来震惊国民,所以应该受到崇敬,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发动各界营葬,就是这个以死,无非要使大家懂得爱国’。” 1906年8月10日,禹之谟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下令逮捕于长沙北正街湘利黔织布厂,唯一学堂同时遭封闭。开始投在善化县监狱,因“学生探监者甚多,恐滋大事”,8月25日深夜移监,27日抵常德,深夜入城,9月5日解往洪江,17日抵达,18日再解往靖州,19日下午抵达,带镣入狱。禹之谟在狱中所受种种折磨,在关于他的文章中提及很多,其惨烈不忍复述。总之是“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1907年2月6日凌晨,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西门外出城右手城墙边,临刑前高呼,“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继我志者自有人!”禹之谟死后被运回家乡青树坪,葬在陇家 祖屋后山。 他死后的第五年,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公葬于岳麓山。同年10月,湖南都督谭延闿派委员至青树坪,启运灵柩赴长沙。现在村里还有人听长辈提起过这事,“很多人围过去看”。10月31日在青树坪举行的追悼会,11月1日运到永丰(今双峰县城)下船,经过湘乡时,县城人民开追悼会吊祭。11月14日,灵柩到达长沙,起岸。15日省会各界举办追悼会,葬至岳麓山。 在禹之谟的孙辈禹靖寰、禹坚白书所著《追忆我们的祖父——禹之谟》一文中,曾记录了禹之谟次子禹宜三(当时仅十二岁)的回忆,“追悼会后,接着发引,灵车向岳麓山进发,黄兴执绋前导。在行进中,照了张大照片,一个大胖子走在前头,就是黄兴。灵柩到达岳麓山后,又在岳麓书院前坪摄影,黄兴站在中央。这两张照片,原来挂在我家客厅里,我们都看见过,不行后来同祖父的其他遗物一起毁弃了”。 正式的墓碑是在1912年11月27日建成的,如今去到岳麓山,还能在麓山寺北侧看到长方形、平顶的三级台阶状墓碑。如果你路过,请驻足辨认一下他留下的《告在世同胞遗书》:“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身而生!前途莽莽……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其信念之坚,仿若已见到身后五年的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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