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富济贫」的忧虑

    陕西能源开发引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地方政府在无法可循的情况下动员国企和煤老板捐款，以充当移民、保障房建设、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比如，在2010年，煤炭大县府谷57位煤老板一次就捐了12.8亿元。而国企捐款则开展的更顺利，2011年延长县石油保障房建设出资20亿元，远高于陕西财政10亿元的出资。

    劝煤老板给社会公共事业捐款似乎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想法，而让国企承担起社会责任，从而使更多人分享到优质资源型国企的红利，这样的想法可能更“无可指摘”。但煤老板的钱不是白给的，当地政府也不会白拿。对于这些资源型企业，在采矿权、何地建厂、规模如何、环评怎样、安全检查、技术达标等一系列事项上，当地政府都握有裁量权，而且这个裁量权是有自由发挥空间的。这虽然不是我们常说的权钱交易，但是发生关系的主体，确实是一方有权，一方有钱。在执行过程中，即使主政者的初衷充满了理想主义，但在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生异化，变成政府与企业的各取所需、相互帮助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政府而言，税收才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在全世界都是通例，中国特色也不能例外。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税收之外，相当一部分来自卖地收入以及收费、罚没等非税收入，这也是我们财政预算体制所致力于要改革的目标。只有税收是被法律赋予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其他的非税收入最多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如果将动员企业捐款也当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体系就要乱套了。换句话说，既然能够劝企业捐款，也能够劝老百姓捐款，既然能劝捐，也就能逼捐。说到底，这是行政权力的一种滥用，是权力对于法律的无视或者忽视。

    （摘自《北京商报》11.1 韩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