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

——略谈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意义

周兴陆 《 光明日报 》（ 2013年07月02日   14 版）

    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基于当下的社会生活，着眼于未来的文化理想。然而，文化积淀于民族的心灵深处，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因此如何接续传统，对之进行必要的扬弃，使之有益于当代，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就文学理论来说，在近现代的思想转型中，传统文论一直处于附庸的、被阐释的地位，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现代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展。

 

    其实，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是丰富多样的，一些具有重要现代意义的观念值得重新发掘。

 

“文以明道”

 

    进入现代以来，一旦提及“道”，国人就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将它理解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而加以唾弃。其实，古人所论述的“道”内容广泛，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所谓“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就是养民治国之道吗？即使是封建社会的“道”，有的虽然仅适应于特定时代而需要因时变革，如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但也有通古今而皆准的，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现实生活中更有重要的思想原则、价值观念和丰富的人情世故、事理物性，均需要文学去揭明，所以，古人提出“文以明道”。以确凿的事理、雄辩的逻辑、精切的言辞、感人的形象去表现道理，启人智慧，发人深省，就是文章的陶染之功。

 

“诗以言志”

 

    言志缘情是传统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基本命题，它揭示了传统诗歌的抒情性本质。情从何而来？感于物而动也，人心应外物的感动而有诗，所以言志缘情表明了人与物的感应互动关系。诗言志缘情，具有调适个人情怀的功能。钟嵘《诗品序》列举一系列人生不如意的事，然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说的就是诗歌、文学的情感调适功能。在人的精神生活里不能没有文学，但文学不是导欲增悲，而是情感能量的排遣，苦闷心灵的调适。特别是在当今繁杂紧张的生活中，写作和欣赏更应该发挥抚慰心灵、净化灵魂的功能。

 

    孔子说“诗可以群”，是群居者相切磋砥砺。唐代诗人王昌龄被贬做龙标县尉（今湖南黔阳），当时那里是瘴疠之地，他心情很郁悒。李白寄诗安慰他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表达深切的同情和挂念。不久王昌龄一位姓柴的朋友也遭贬到湖南的武冈，二人相距不远，只隔着一座山，王昌龄又写诗劝慰这位朋友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送柴侍御》）这就是“诗可以群”，在逆境中用文学来相互安慰、相互劝勉和支持，诗歌把人心连在一起了。这类诗歌是有力量的，可以穿越古今。

 

“有为而作”

 

    中国古代的文学，具有沟通上下、传达信息的政治功效。《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文学担当起政治讽谏的功能。特别是白居易，身为左拾遗，又怀着一份赤诚，所以写了很多讽喻诗。“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不惜触犯权贵，把百姓的痛苦、各层吏治的腐败，写成诗告诉皇帝，希望改善措施。苏轼进一步发扬这种关切现实的精神，又受他父亲苏洵的影响，提出诗文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的主张，写了很多讽喻现实问题、叙写百姓苦难的诗篇，而且骨头硬，即使被贬到海南岛也不搁笔。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传统，即经世致用。到清末还演化为反对篡统、抵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关于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传统文论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须出于“爱意”和“公心”。杜诗的讽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是很激烈的，但是杜甫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念头，后人一致称赞他有忠爱怀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赞其“公心”讽世，即是说他出于对世道人心的忧思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问题，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或企图。文章乃天下之公器，以之泄私愤、谋不轨，等于“引颈以承戈”，至少也是自取其辱。

 

“文如其人”

 

    西方现代文论有一种说法，一部作品产生后就是独立的文本，和作者没有关系了。然而这个原则却不适用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论非常重视“言”背后的“德”，“文”背后的“人”，反复强调文、人一致。古人说“文如其人”，指诗文的风格与作者具有一致性，同时是表明诗文内涵的真实与否、价值的高低，需要联系其作者生平来衡量，因此很重视诗文背后的作者人格。因为古代的文学家，是朝廷的官员或预备官员，至少是读书人，是文明的传承者，他们的言行是社会风尚的方向标，文学承载着移风易俗的责任，因此社会价值体系对文学家的人格有较高的要求。如汉代的扬雄写过赞美王莽的文章，宋人很是看不起；西晋的潘岳谄媚当时的权贵贾谧，却写了一篇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导致元好问有“心声心画总失真”的慨叹。蔡京的书法虽好，无人收藏；严嵩的诗写得好，后世读的人少，诗集也少有刊刻，怎能让祸国殃民的罪人立言不朽呢！古人偶尔说过“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的话，但“德艺双馨”这条文艺评论原则还是横在那儿的。

 

    文学家应该有一双不同于世俗的眼睛。黄庭坚说：“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世俗中的人，多是从个人的、功利的立场来看待事物；文学家需要识见超卓高远，超越外物的羁绊，不计较个人穷达得失，用审美、睿智的眼光去认识生活背后的本真，并将之表现出来，所以古代文论家提倡“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人格。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还是有意义的。

 

“通天下之志”

 

    明清时期的文论家提出“独抒性灵”，好像诗文应该抒写个人的独特的情怀意趣，现代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就是顺此衍生下来的。但事实上，是不是人内心一切的情怀都可以用文学宣泄出来呢？显然不是的。

 

    人内心有阴暗的、邪恶的、属于魔鬼的一面，文学若要对之加以表现，需要有个提炼、审美化和理性审视的过程，而不是“独抒”即可。中国文化里还有比“独抒性灵”更重要的命题，即“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金圣叹也说过写诗既要“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表达真实的情怀，也要“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即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怀。真正的文学，就是通天下之志，连古今之心，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遍的人性力量。举一个例子，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人一直津津乐道，或同情或谴责，在诗、文、小说、戏曲里反复渲染。但是清代袁枚《马嵬》诗曰：“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杜甫《石壕吏》里那一对老夫妻，比唐明皇、杨贵妃爱得更深，活得更惨，又有多少文笔触及他们的生活悲剧呢？“最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文学家须眼光向下看，才能“通天下之志”，这是千年文学史中越来越明晰的道理。

 

    传统文论在现代，往往是被外来文化所诠释、甚至扭曲而获得其存在意义的。前些年掀起关于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传统文论是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其对现代观念有校正和补充意义，需要当今的学者有意识地去发掘和弘扬，突显出其真正的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