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愉悦”研究

李隆国《 光明日报 》（ 2013年08月01日   15 版）

2013年7月1日至4日，第20届“国际中古史大会”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这个欧洲最大的中古史大会，一共有450个左右的分组讨论，1800多位中古史学家参与，宣读论文1300多篇。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愉悦（Pleasure）”。与“愉悦”相关的小组讨论一共160多个，包括“对愉悦的文学描写”“戏剧性愉悦”“认知与语言的愉悦”“可视性愉悦”“精神活动和追求的愉悦”“精神性和神秘性愉悦”“暴力与死亡的愉悦”“统治的愉悦”“日常生活中的愉悦”“招待与食物的愉悦”“东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愉悦”“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愉悦”以及“性与法”等。

中古时代，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人们拥有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如此，恰恰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与积极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得中古作品中体现的二元对立观念：灵与肉、享乐与苦行、天堂与地狱等格外强烈。当代中古史家在困惑之余，也为之着迷。本次大会就集中地探究中古时代的各种精神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快乐和痛苦。大会主题发言分别由杜克大学历史系的悦迪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的柯恩担纲。前者通过比照现代认知科学实验结果，认为奥古斯丁对愉悦的描述符合科学的情感认知模式。后者则在调查12世纪的书信之后，指出那个时候的作家已经有关于各种精神愉悦的丰富思考。

其实，中古文献中表达的愉悦，也为此前的史家所熟知，但是，只有在心态史、想象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大潮之下，才最终显现其作为新学术话题的潜力。此前散在各处的词语如同代码，被当代中古史家从新的角度、带着新的问题，重新联络起来，编织成新的网络，从而揭示出一个新的中古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再只有中古神学家和哲学家成为研究对象，只要是文献，哪怕是赠地文书，也可以揭示出人际关系以及赠地者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更可以透露有关精神追求与物质利益之间的交换，进而为史家追溯时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提供一个窗口。进而言之，任何作者都会通过他们的书写凝聚中古时代的精神世界。因此，文献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这种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和开放性的，而且也具有广阔的开掘潜力。

诚如参会的中古情感史的另一位开拓者、美国罗耀拉大学历史系的罗森怀恩在评点两个关于“做圣莫里斯的邻居”的小组讨论时所言，将赠地者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来重新理解文献和政治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个好问题。本次大会的参会者在挖掘中古历史中的愉悦与情感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古史研究的快乐。

历史研究是古今之间的对话，也是历史学家与史料之间的互动。在凸显史学家主体意识，提出当今时代才具有的新问题的同时，如何成功地进行历史论证，揭示中古史的新面貌，从而古今融合，推陈出新呢？从这次大会看来，就是更加严格地依赖于史料，从而保持古今之间的适当平衡。严格恪守“论从史出”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庶几中古史研究中的快乐，不会只是一人的“快乐”，而会为其他同行所接纳，从而成为全体中古史家创新的“快乐”。

下一届“国际中古史大会”的主题是“帝国”，主办方特别期待中国学者的加入。对于帝国，中国学者自然有着无比深沉的感受。依托于中国史同行的卓越研究成果，就能将这种感受转化为观察欧洲中古“帝国”的新视角，提出新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